那令人难忘的山村 那令人难忘的岁月
　　 从延安市沿210国道向东北方向大约七十公里，有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隶属于延川县；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1969年1月，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了一群北京知青，他们和乡亲们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团子”（即玉米面窝头）。数十年后，这些人有的在当地做普通工人，有的回到出生地北京，也有的当了领导干部，其中一人就是现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
　　 （这就是初冬时节里的梁家河村）
　　 梁家河村四十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的时候，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十五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去接。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山沟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北京是个神秘的大地方，他们想象那里的人一定个个都是大官，又都有文化。听说北京知青要来，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看看这些知青和自己究竟有什么不同。
　　 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换上拆洗翻新过、准备过年时候才穿的新棉袄，带着活蹦乱跳的孩子，赶着队里的毛驴，浩浩荡荡朝文安驿公社行进，约摸个把钟头后，大伙儿就拥进了公社大院。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虽然个子已经长大，却都显单薄。“他们的脸比农村人白，一开始不太爱说话。”时任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的石玉兴回忆说。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象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
　　 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现任梁家河村村支书的石春阳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后悔自己上了当，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
　　 梁家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的时候沟渠里才流淌一些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先人们利用这种山坡地形顺势挖出一孔孔土窑洞，就是家。全大队二百多名社员就住在这些土窑洞里。习近平被安排到二队一户社员闲置的土窑洞里。土炕、灶台、团子，眼前的这一切，知青们都十分陌生。土炕是什么？土炕就是床，和床不同的是它是用泥坯做成，下面留有烟道，做饭时烧火的余热可以用来取暖。团子是什么？团子就是窝头……
　　 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十六岁，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这十五个孩子中间，有十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在梁家河，知青们吃得最多的除了玉米团子外，就是小米、杂面，蔬菜是蒸土豆或水煮白菜，夏季可以调配一些小蒜之类的野菜。油是生产队自己榨的麻油，装在空白酒瓶子里，每顿饭能滴一滴就不错了。肉是不敢奢望的，只有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杀一两头猪，每人能分几斤猪肉。“娃娃们刚来队里的时候，也调皮，喜欢抱狗娃子，爱爬山。他们不知道后来爬山的日子长着呢。”石玉兴说，“春节一过，社员们就要往山里挑粪了。”一担猪粪、牛粪有七八十斤重，要从家门口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山很陡，路是之字形的，从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知青们一个个喘着气，但他们不服输，不愿落在后头。乡亲们看着孩子们红肿的肩膀，就主动劝他们少挑一些。“知青闹笑话的事也有，套驴子拉磨时有人倒转了，不过一教就会了。”石玉兴说。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今年七十九岁的梁有昌，用“吃苦耐劳”来形容习近平。在他的印象中，那是农历二三月的时候，陕北冰雪刚刚融化，寨子渠打坝，习近平经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冰水里干活，当时社员都评价他是“好后生”。
　　 七五年，习近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习。在梁家河村人看来，习近平以后取得的这些学业成绩是顺理成章的——几乎梁家河的每一位记得习近平的村民在提到他时，都用“爱看书”、“好学”来评价他。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把几本书摊在桌子上看，不让人动。有一次，我翻起来看了看他的书，他不让我动，说要是其他人动，他就生气了。他不仅比我们爱看书，和其他知青比也不太一样。”石春阳说。
　　 习近平于1974年1月入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梁玉明介绍，习近平向党组织递交过两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正在受迫害，父亲的所谓问题影响了他，没有批准。第二次申请时，组织上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女”的精神，就批准他入了党。入党后不久，习近平即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梁家河村到文安驿已经修通了架子车路。冬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还有一件事是拉煤，以供一年做饭取暖用。这些煤由汽车从附近的子长县拉到文安驿公社，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梁家河村。两人一辆架子车，每车能拉三四百斤。石玉兴当年就拉过这种架子车。他说：“路平的时候还好说，要是遇到上坡，不出几身汗是拉不上来的。”
　　 据石春阳讲，有一天，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在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既方便，又廉价。想到村里年年拉煤的日子，他再也坐不住了。几天后，习近平到公社请了假，自费跑到四川绵阳地区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他要坐两天汽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回到村里后，习近平给社员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从未接触过化学、不知道沼气为何物的大多数乡亲们听得云里雾里。习近平知道这是一件新生事物，他决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员。几个月后，当社员用第一口沼气池的沼气做饭照明的时候，乡亲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的习支书“有知识、点子多”。据梁玉明讲，到1975年，全村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一共建成几十口沼气池，基本上解决了社员做饭、照明的问题。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块碑，碑文是这样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农村沼气的号召，在时任村支书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建沼气 （池）六十口，这口沼气（池）是保留的其中之一。1975年8月，全省沼气现场会在这里召开，村上做了经验介绍。2007年10月，按照沼气建设新技术，此井在原先的基础上改造维修为旋流布料自动循环高效沼气池，继续为老百姓服务。
　　 七五年秋天，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这时他已经在梁家河干了将近七年时间。由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历练成一位业绩突出的村支书，梁家河的老少社员，甚至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听说习近平要回北京上学了，队里家家户户都要请他吃饭。当年10月7日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他们排了很长的队送习支书，足足送了十多里。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六十华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花了五元五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一直关注着这里的乡亲们。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的领导后，接到吕侯生的一封信，说他的腿出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就让吕侯生到福建，自己花钱为吕侯生看病，虽然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但这些帮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近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了？我说基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
　　 梁家河大队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时，看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松开，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王显平是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比习近平长三岁，是土生土长的梁家河人。习近平插队梁家河时，王显平也刚刚初中毕业返乡，两人曾一起劳动几年。后来王显平在公社招工找到了工作，习近平还留在村里继续当村支书。后来，王显平从大队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看新闻的时间更多了。全国“两会”期间，当他看到昔日的伙伴习近平当选国家副主席后，十分激动，就拿起笔来给习近平写了封短信，回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并对朋友的进步表示祝贺。“我当时怕他想不起我来，就在信封右下角落款王显平后，特意用括号注了我的小名‘黑子’。不多久他的秘书就打来电话，问我‘你就是黑子吗，习书记（指书记处书记）看了你的信非常高兴，他工作很忙，特意让我向你转达一下问候……’”王显平说，以前他就想问候一下老朋友，但考虑到自己在延川县还担任着领导职务，给已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朋友写信容易被人误解。现在退下来无所求了，“这才是真正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