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别的孩子两岁能记事，然而，我三岁前的记忆却是模糊的，显然愚童一个。
　　 从记事起，我生活在一个名叫柳树庙的村子里。爷爷奶奶父母和我一家五口人借住在王家大院最后面的一间柴房，母亲用竹笆编了一堵墙，墙两侧糊上废纸片儿，外半间立灶，内半间设拐角型两张床铺，有里有外，真有家的感觉。
　　 那时吃的是大食堂。搪瓷脸盆一敲，人们拿上盆盆罐罐就往大食堂跑。保管院内，用胡基垒砌的灶台安放一溜串大毛边锅，麦粒糊糊在锅里“噗突噗突”冒泡，一层层蒸笼,蒸着热气腾腾的红苕和毛芋头。我拉着母亲的衣襟，排队盛饭。五口人的饭食，母亲一人拿不上，我就帮母亲力所能及地拿一点。“妈妈，我要吃苕苕！”母亲说：“乖乖听话，咱们回家和爷爷奶奶一块吃多好”。
　　 一张竹桌桌，围着一家人。母亲给爷爷奶奶和我拣稠的得盛，然后给爸爸盛，剩多剩少是母亲的。奶奶说：“贵清，（母亲的名字）你们下地干活哩，喝那一口稀汤顶啥用。来，咱娘俩换换。”一顿饭婆媳俩总是在稀稠之间推来让去，爷爷、爸爸相对一笑，3岁的我也笑得露出了豁牙。
　　 白天，爸妈出工去了。奶奶除了经管有病的爷爷，就干些家务事，有时还纺个线织个布啥的。我不是给爷爷点个烟烟，就是端个开水，要不就坐在纺织机旁听奶奶讲前朝后臣。
　　 1963年，爷爷病故了。奶奶仿佛老了许多，成天不开心。隔三差五拄上拐棍到爷爷坟头哭唤，奶奶哭，我也哭。我劝不住奶奶就跑到地里喊妈妈。
　　 奶奶成天闷闷不乐，妈妈和爸爸商量，送奶奶去娘家住几天，让舅婆开导开导她。
　　 奶奶娘家在金土地一个翠竹掩映的山湾里，路虽不远，却要翻一面很陡很陡的麻疙瘩坡。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每次去住娘家，一路上母亲总是搀扶着奶奶说说笑笑，到了上坡时，母亲就背上奶奶爬坡。背上一段，歇上一会儿，到了坡顶，累得母亲通身是汗，红扑扑的脸上汗珠儿大颗大颗地滚。奶奶用她大襟衣衫给母亲擦汗，一边擦一边对我说：“文娃子，这你可看下了，你妈到了走不动的时候，你可要背你妈妈的，别忘了。”母亲坦然一笑说：“麻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我能听懂母亲说的意思，赶忙一把拉过她的手说：“要哩要哩！”母亲开心极了，双手掬起我的下颌在我额头上狠狠地亲。
　　 （二）
　　 光阴似箭，学龄前的岁月在艰难困苦而充满幸福的日子里划上了句号。奶奶用她亲手织的格子布，给我缝了个书包，妈妈用红线在书包的正面绣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独一无二的漂亮！小学就在朱刘的封家祠堂，离家有二里地。学生不多，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家里那张吃饭的竹桌成了我的课桌。坐的板凳是从四婆家借的。教室的课桌均由学生家长自备，家里有啥拿啥。有清朝时期的杌杌凳凳，有早些年辰手工制的小桌桌，破旧不堪，高矮不等。我的那张竹桌最高，所以老师就让它摆在教室的最后面。因为它体轻，同学们打闹的时候，总是有人拿它当挡箭牌使用，在教室墙上钉个钉子或贴张画画，都是用它垫脚。一听到竹桌被踩得吱呀吱呀响，我就心痛。有一次，两个大点的同学打架，其中一个举起竹桌要砸对方，我不让，结果被人家踢了一脚。我一瘸一拐的回家给母亲说了，母亲眼圈红了，说：“文文，你人还小，不去上学了，明年妈妈送你到文昌宫（江坝小学）去上，那学校正规，老师都是县上派去的。”说话间，母亲就去封家祠堂扛回了竹桌板凳。从此我便和奶奶在一起，母亲让我陪奶奶，要听奶奶的使唤，最重要的是，奶奶出门要扶着她，别让奶奶跌倒。在家里，我帮奶奶摘菜，穿针，给奶奶剪三寸金莲上的指甲。晚上母亲教我学课本知识，爸爸教我学珠算，“三遍三”“九遍九”打个不停。小时候，我很调皮，爱出洋相，大家叫我“小洋相客”，村里人都很喜欢我，喜欢我不骂人，不惹事，见人有礼貌，嘴巴甜。走在路上爱招呼人，到邻居家里，不东盯西瞅，不拿人家的一针一线。别人给我吃的，大人不开口，我再想吃也不会接受。当然，这与我固执的爸妈有关。
　　 1963年下半年，我正儿八经上了小学，江坝小学在那时候是相当不错的，学校大，教师多，师资力量雄厚，和封家祠堂小学相比就是路远了点。冬天上学，天还是黑麻麻的，尽管有三个同学作伴，父母还是不放心，不是妈送就是爸送，生怕自己的孩子有个一长二短或惹出事来。下雨天，妈妈就背我上学，怕我的脚被刺儿扎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江坝学校一读就是七，八年，学习成绩不在前茅也在中上。王天真，白淑贤，段文凯，李启泰，刘振中，冯思诚这些老师都给我带过课。四年级进了学校宣传队，在文昌宫南戏楼上，扮演过黄世仁的狗腿子。初中期间，在《汉中日报》发表过“豆腐块”作文。三夏农忙时，参加过学校组织的“龙口夺食”。
　　 文昌宫是我的母校，也是结束我在校读书生涯的地方。
　　 在我读书期间，爸妈仍很辛苦，农闲时期，就和村里的叔叔进山担柴，天不亮就抄上尖担，尖担上系着干粮袋，直奔笔架山砍柴，吃早饭时挑着柴捆渡过汉江河进城卖。黄昏才能回家。听说那时候，母亲比父亲能干，担的多，跑得快。那时候全江坝女人里唯一进山砍柴的只有我母亲一个。都说四川女人勤劳，善良，特别能吃苦。每次黄昏时，我就到村口去接卖柴回家的母亲。她总是笑咪咪的朝我走来，抚摸着我的头，然后亲一口，递给我一个枣糕馍，看着我吃。回家后，她把另一个馍双手递给奶奶。母亲便把剩下来的煮胡豆从干粮袋倒进碗里，用开水一泡，吃得很香。母亲饿了。
　　 1968年夏，69岁的奶奶永远离开了人世，头搭在母亲胳膊上走的！
　　 1970年秋的一天，学校刚上完早操，广播里就传来：宣传队队员立即到学校会议室集中……我以为又要排节目了，到了会议室，除了一位后勤阿姨在打扫卫生，还没有队员进来。我就帮她摆桌子，挪椅子。这时，一男一女两位陌生人进来了，他们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个遍落座。那个男的小声对那个女的说了几句什么，女的点了点头。宣传队员们陆续进了会议室，李老师说：“好，人到齐了，”他对两个陌生人说：“两位县上来的同志，把你们的意图说一下吧！”男的自我介绍：“我叫高继德，她叫梁会兰，是洋县人民剧团的，主要任务是来招收演员，现在你们这些娃娃，每人唱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不愿唱的，有唱的难听的，也有唱不上去的，反正，人人都得唱。
　　 一个月后，我被洋县剧团录取了，学校通知我两天之内背上被子去剧团报到，参加演员培训。我把消息告诉了父母，母亲坚决不同意，说我年龄小，吃不了那份苦，又说，旧社会的戏子连祖坟都不让上。父亲一时拿不准，问我想去不想去，我说：你们大人让我去，我就去。不让去，我就继续读书。父亲拍了拍脑袋说：“我看你爱出洋相、爱吹笛子，又爱拉胡琴，招上了，你就去吧！”最终，母亲还是依了父亲。
　　 （三）
　　 在剧团通过培训考试，我被正式录取了。父亲把我的粮油户口关系一齐转到了剧团。从此我便走出了社会，吃上了商品粮。每月18元的工资，扣除13元伙食费还剩5元。那时候的5元钱可耐用了。一个馍5分钱，一碗面皮7分。吃一碗杂烩才2角5分钱，省下来孝敬父母够了。我每月都把剩余的5元交给父母，父母却积攒起来，给我买收音机，给我买自行车。见我爱看书，还给我买了《西游记》、《水浒》、《红楼梦》，全都用在我的身上。在这期学员里，我是第一个玩收音机的人，也是第一个骑飞鸽自行车的人，加之父母三天两头来看我，同期学员无不羡慕！
　　 剧团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张，6点半起床，就去汉江边吊嗓子，然后回来洗脸刷牙，接着就开始练功，压腿、踢腿，捺顶、下腰，甩腰，三个月后就练习翻斤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了培养我们这期学员，老师们吃了不少苦，一招一式手把手的教。还抽出一定时间请来教员给我们上文化课。他们把敬业精神传给了我们！
　　 演员是靠嗓子吃饭，谁都知道。转正之后，我的嗓子突然嘶哑了，哎呀，这比要我命都厉害。可老师们说那是倒仓，过些日子就会好的。几个月过去了，一直不见好转，看来老天不让我吃这碗饭了！那些日子我的泪水直往肚里流，练功没精神，演戏没兴趣，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日，李义唐主任（团长）让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想：坏了，看来要卸除我这个包袱了。我没精打采地跟在他背后走进他的门内，他递给我两本稿纸和一支钢笔说：“团委会研究决定：吸收你到老中青三结合创作组搞创作，好好干。”天哪，天哪！是惊喜还是后怕，懵的我一无所知。虽然我对写作很感兴趣，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怀疑。平时，团支部让我在黑板报上编一些唱词和顺口溜之类的东西，歌颂祖国的大好形势或赞扬团里的好人好事，那个年代，兴这玩意儿。再就是爱把发生在学员们之间有意思的事编出来逗乐。真正要我搞写作，恐怕是斗大的元宵——难圆。几天后，李主任把他所收藏的几份经典曲艺手稿，亲手递给我，让我学着写。当时我最想说感谢领导对我的关怀和支持，然而，激动地我始终没说出来，连个谢谢的话也没说。我恨自己没出息！
　　 集体宿舍，住着我们第四批学员，除了过道，就是床铺，10多名演员在一起生活，亲热地兄弟一般。一有休息时间，我就俯在床边写作，晚上，我怕影响别人休息，只写到熄灯时候，然后等他们都睡熟了，偷偷地溜出被窝，继续写。哪个呻吟，哪个说梦话或翻了个身，我都一清二楚，每晚熬到两三点，第二天照常练功、排戏！那时，只要碰到写作方面的书就买，尽管看不懂。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创作会、改稿会不定期的开，每次会都传我去参加，我和编剧导演坐在一起，讨论剧本，移植剧本，修改剧本，又给别人了一次羡慕机会。那时的我，年龄虽小却不知天高地厚，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敢触景生情的瞎编。徐海中，李前卫老师善解人意，目光善良的不能再善良，把剧本交给我让我大胆的移植，然后他们再一字一句地修改。在他们身上，我学会了写戏也学会了做人。
　　 1978年，茅坪堰水利工程如火如荼展开，剧团决定，让我去实习半月，写一组反映工地生活的文艺节目，排练出来为县上“三干会”献礼。
　　 上了茅坪堰，我才知道，茅坪堰就是引酉工程。指挥部设在麻洞梁上，棒棒墙，茅草房，梁顶上四面来风。我蹬上梁顶，举目远眺，群山连绵，朵朵白云在蓝天上浮动，山沟沟红旗招展，炊烟袅袅，运输车辆在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来往穿梭，尘土飞扬。轰隆隆地开山炮如雷贯耳，惊得鸡飞狗跳鸟儿躲。
　　 文化馆闫志智老师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张历文，你咋来了？”我让他看了介绍信，闫老师立即找来接待干事，安排了我的住处。他说：“指挥部的人，各有各的事，都很忙。我在宣传组，有啥困难，你给我说。”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室内非常简陋，一张竹笆床，一只小凳。闫老师一出门，我就把稿件铺在床上，小凳放床边，俯在床沿上开始闭门造车。似乎啥都能写，就是写不出来。转眼一个星期过去，没有构思出一个能写的情节，嘴角急出了泡。闫老师挂了个相机进来了：“历文，写得咋样了？”我说“写不出来！”他说：“你娃，坐屋里就能写出来？工地上去走走，看看，采访些人和事，没素材能写出狗球！走，我给你开几张介绍信，到每个工地上采访去！”
　　 我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工地，民工们一听说我是县上来的写家，把一双双钦佩的目光洒在我的身上。他们像一朵朵山野里的小菊花，向我绽开一张张笑脸。他们争着给我讲动人的故事和激动场面。让我吃他们的煮板栗和野鸡大腿，喝竹筒装的包谷酒。工地民工原本是这么纯朴、善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前几天我为啥不到工地上来寻宝呢？有了素材就犹如母亲有了下锅的粮食，心不慌了。我把活灵活现的人和事稍加梳理，构思在我要写的情节里，昼夜兼程地编，完成了任务。
　　 这回可算是满载而归，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归途中，我靠躺在车厢的角落，一路颠簸把我带进了甜甜的梦香。
　　 我的处女作《爱堰嫂》等一组节目首次被搬上舞台，向剧团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1978年底相声《爱堰嫂》被汉中地区“春节文艺宣传材料”选用。演出后，受到与会代表、观众一致好评和县上领导的充分肯定。当时主管文化的曹文刚县长对剧团领导说：“把这孩子调到文化馆培养！”文教局长张贵刚接着说：“对对对，放这儿把这个娃可惜了。”
　　 文化馆精英荟萃，哪有我插的脚。我预料根本不可能。何况，剧团对我这么好，那里我也不想去！
　　 改建新剧院工程开始了，除了排戏、演戏，就是砸碎石。我们三个五个人联合起来，拉上人力车到汉江河捡石头，拉回来砸，每人每天200斤碎石任务，一个个手上磨出了血泡。叮当声、欢笑声塞满了整个剧院。这时，团里杨支书走到我面前：“你到我宿舍来一下”。我走进门他笑着说：“这下你娃把苦皮脱了。”从桌上拿来一张介绍信：“明天，到文化馆陈馆长哪儿去报到，这是调令”。我脱口而出：我不去！”支书笑着说：“你娃烧了棒槌粗的香了，别人想去都不得去，你还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