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开卷已无益
　　
　　 人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书籍，作为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让人学到很多知识，使人上进。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说：开卷有得。宋太宗赵光义说：开卷有益。只要翻开书卷进行阅读，就会有所得益。
　　 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明了读书这种行为已在大众意识中成为上进心的象征。反之，不学无术，不思上进，首先就是这人的不肯读书。
　　
　　 在古代，尽管教育不普及，文盲甚多，但文字、图书自从问世之后就一直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几千年来延续不变。至今尚有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对写了字或印了字的废纸，不随意丢弃，更不会扔到垃圾堆里去，而是另外以焚烧方式进行处理。这种做法，乃是以前人们尊重文字之风气的遗存。
　　 我曾读过蒋经国先生所著的《我的父亲》一书，这是著者对父亲的怀念和一些往事的回忆，那些往事主要是在著者的少年时代，其中一事，是著者给父亲（蒋介石先生）写的信里有错别字，蒋介石先生发现那个错别字还没写完整就被圈掉，便警告儿子：这是不对的，即使写错了字，你也应当将那个字写完整再圈掉。由此可见民国时代的人们对文字的尊重态度。
　　 基于文字、图书的受人们尊重，古代的各种各样书籍非但错别字极少，并且全是文、史、哲以及百科知识的有用之书。虽然宋明以降，新兴的话本、小说被斥为闲书，但也是罕有错别字。当然，明清小说其实也是有点作用的，至少是某些社会现象的反映，就是那些淫秽小说也都含有房中术以及壮阳、养阴的学问。
　　 因此，总的来说，宋太宗赵光义之前和之后的古书，确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到了现在，人们对文字已不再尊重！以娱弄眼球的方式经营文化产业，书籍已经是纯粹的文化市场中的商品。名目繁多的图书大量涌现只是为了卖钱，那些图书有着太多太多的翻版和易名同出，几乎每一本里都有或少或多的错字、别字和文意讹误的文字。
　　 面对错别字迭出、讹误连篇、娱弄人的书，还会开卷有益吗？
　　
　　 上个世纪，我们国家最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大事是文化大革命，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文革过后，文学与文化事业迅速复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大多数是错别字及讹误较少的。
　　 却进入了现在的二十一世纪，新出版之书的错别字、讹误犹如上了高速公路般的“与时俱进”！这就像是改革开放至今所拆毁的古建筑远远超过破四旧时期的破坏程度，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全盘商业化对文化的扭曲、戕害也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因为，即使是经受了文革，人们依然保存着起码的对文字的尊重，尽量避免错别字。
　　
　　 全盘商业化、人竞娱乐，这好不好呢？
　　 当然，肯定是很“好”的了！可以不择手段去弄钱去寻欢作乐，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只是沦丧了文化本质、丧失了人格而已！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
　　
　　
　　
　　 年关
　　
　　 过年犹如经过一道关卡，叫做年关。人们对于一切商贸账务，都要进行年终结算。于是，讨账的讨账，还债的还债，在年终结算这道关卡上跑来跑去。
　　 今天下午，接了个电话，是堂侄小敏跟我聊天。小敏正在讨账、等人，很无聊，但他的朋友们这个时候都是跟他一样的忙着四处讨账，他实在没有别人可以聊一聊解解闷，唯有我是个一无账务牵绊的闲人，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使我记起了一百公里外的家乡早就已被三角债覆盖了地方经济。
　　
　　 在我的家乡，给地方经济唱戏的虽然是几千家中小型鞋厂，但鞋厂并非孤立，它的前面挂着材料供应商（卖鞋料的），后面连着产品销售商（卖鞋的）。鞋厂买料与销售商买鞋都不是现金交易，卖鞋的欠做鞋的、做鞋的欠卖鞋料的，必须卖鞋的卖到钱了，做鞋的、卖鞋料的才会讨得到债。小敏家是做鞋模的，只跟鞋厂打交道，虽与卖鞋的毫不相干。但鞋厂被卖鞋的挂住了，小敏家的账务也就卷在三角债中。
　　 由卖鞋料的、做鞋的、卖鞋的三方账务形成互相牵扯的三角债，实际是被卖鞋的一方挂碍。卖鞋的跟卖鞋料的人数，远远少于做鞋的。为数甚多的鞋厂这边欠债这边赊账，一年到头的成本、产量、销售量全是记在账上的数字，年关之时扮演着又讨账又还债的双重角色。这就颇有影响地陷入了无可奈何的两难境况：赊出去的讨不来（大多数人都是主动赊借，不愿主动还债），欠别人的等着还（有账可讨，谁会不急着讨呢）。
　　 因为欠账进料与赊账出货早已形成不成文的常规，乃是势在必行的必需如此。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象，那就是欠债的像个爷们，讨债的犹如孙子。
　　 卖鞋料的生意是依靠制鞋业给成立起来的，鞋料必需卖给鞋厂才会赚到钱，顾客是上帝；因此，要讨好鞋厂老板。办鞋厂的人太多了，做出来的鞋是要通过卖鞋的才会赚到钱，若惹恼了卖鞋的，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来要你做的鞋那你就惨了；因此，做鞋的向卖鞋的讨债是很温柔的。
　　 卖鞋料的去鞋厂讨债，鞋厂老板若有钱就给，那可是千好万好的了；不给钱的（或确实无钱，或有钱的故意不给），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哪来的钱啊，我的钱全挂在卖鞋的那里，又不是我故意要拖欠你，我是被那些卖鞋的欠着。而做鞋的向卖鞋的讨债，个别卖鞋的会说：我是卖批发的，钱被卖零售的欠着呢。这么一来，便成了欠债的有理；既然有理，当然像个爷们。开店、办厂的一门心思只是为了赚钱，在钱面前已经做起了奴隶，那就更应该为讨账（有可能拿到钱的紧要关头）做孙子。
　　
　　 人心总是易于邪恶而难以良善，做人总是易于下流而难以上进。在欠债有理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乐于欠债不还。
　　 记得，十六年前的腊月下旬，我曾经在家乡的街头碰上一个初中时的女同学。她家是办鞋厂的，她奉父命去讨账，没想到那个欠债的居然嬉皮笑脸地提出条件，要她陪着喝酒，她说她不会喝酒，那人便越说越下流，最后她只好气得通红了脸的跑回来。
　　 我问她：这样的人，你家怎么把鞋卖给他呢。
　　 她说：鞋贩子就那么几个，这街上的家家户户都是鞋厂，又不是所有的鞋贩子都会光顾每个鞋厂，他是我家好几年了的买主，能不卖给他吗。接着，她连连叹气：做鞋容易讨账难，账讨不来就是一年的鞋白做了，这白做就是大亏本。
　　 那又何必做鞋呢！
　　 不做鞋，那做什么？靠什么赚钱？
　　 难道就没别的可做了吗？
　　 啊呀，我们这里都是做鞋的，能不做鞋吗！
　　
　　 人总是会不自觉地落入自己与环境相构连的惰性与惯性之中，宁愿随波逐浪，不想改造自我。创新领先者往往只有一二个，跟风尾随的会有千万个；于是，形成了地方经济。
　　 地方经济的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时时刻刻念诵在这个地方上的魔咒。于是，繁华的一面是为空头账目搞得沸发盈天，无奈的一面是随波逐浪之中对于一江浑水的无可摆脱！
　　
　　 跟小敏聊了五六分钟。挂了电话时，我的眼前，浮现出这么个场景：在这年关当头，我家乡一带的街头、路上，只要有两个衣冠楚楚的本地人站着交谈，那个把话说得特小心、特阿谀的，肯定就是讨账者。
　　
　　 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坐骨神经又痛了
　　
　　 痛就痛吧！痛过了，也就算了。
　　 九四年下半年，住在温岭明因讲寺时，曾连续痛过三次。九五年到国清讲寺后，于十一月份痛过一次。现在这次，已是第五次了。
　　 我也搞不清：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病痛？听人说，是坐骨神经。想想，觉得对得起号，痛的地方就在屁股和屁股附近。那么就坐骨神经痛吧。
　　 记不清是九一年底还是九二年初，那时，在村口小学的外操场前开着自行车修理铺。有一天，闲着没事，和人在铺子后面的操场上打羽毛球，不慎跌了一跤，扭了筋，躺了二天，没事了，腿和屁股的交接处一点也不痛了，重新到铺子去修理自行车，以为这一跌不会在以后给我回忆。
　　 在明因寺痛第一次时，只觉莫名其妙：我又没亏待它，它怎么如此起劲叫起冤枉，使我在床上动弹不得，就象对着无法平反的疑案束手无策。七岁时，因穿父亲的大拖鞋闹着玩，跌了一跤，撞在石棱上，额头给开了一只眼，母亲因止不住我额头流出的血，拿碗来接，接了大半碗。那次大概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大痛。却我长智较晚，已根本记不清那时痛得如何？我想来想去，能记起的就只是打羽毛球跌扭了筋的那次，并且，痛得很类似，躺在床上死死的，不能转侧，一转，肉里骨间的筋就会痛得使我紧咬了牙根。两相对比，进行牵扯联系，得出结论：就是打羽毛球给跌伤当时未用药而致成为隐患，遇到可以复发的机会不肯放过。我不由惊叹：它竟具有耐久的报复心！
　　 第一次至第三次当时痛得如何？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那时在明因寺烧饭的郑正康（出家依月常法师，法名可勤）每天晚上帮我在发痛之处搽正红花油，老师父宏兴在初发痛时扶我上楼梯，我是从厨房那边吃饭后回房的路上忽然发痛，到楼梯口时，竟不管怎么努力就是迈不上第一级梯阶，宏兴老师父七十好几岁了，已是一副风吹得倒的模样，刚好路过，见我倚墙站在梯口扶着墙迈不起腿，为之不解，进来问我，然后，扶我，将他的手杖给我拉着，慢慢地好不容易使我上了楼，他边扶边说：“这可真叫做瞎的让盲的给带路。好在，你还有手中的力气，我有根拐杖。否则，可是上不了楼的。”
　　 九五年十一月那次，痛得十二分厉害，持续达二十余天，床上躺了差不多半个月。未痛时刚好买了一箱方便面当夜宵还剩半箱，无法起床走几百米路去斋堂吃饭，且让学僧悟登为我打来开水和餐具食品一块放在伸手可及的床边，饿了就泡方便面还有麦片吃，这么的在床上体力消耗几近于无，倒使我挺能遵守得了日食一餐的戒律，基本上一天到晚吃一包面和二包麦片就够了。想睡就睡，想看书预先让悟登从书架里抽出来放在床头，看了等悟登进来时让换。倒还过得安稳逍遥。十几个日夜很快过去，在能够勉强摆摆摇摇忍着痛走得路时，我的师父脑溢血住院治疗，居然咬牙拐腿走了大约一星期，竟病痛全收。
　　 它来得忽然，去得也令我意外。就象现在这次，我觉得它痛时，已不由自主走路的模样摆摆拐拐起来。觉得它要再痛一些时，且多坐多躺，睡时多盖一条毛毯，闲时用用按摩器。二天后，它不再痛得难耐，余痛虽在，可轻松多了。
　　 因为我和它都不知道何时复作？这倒是一个难解的结。尽管我不大对它在乎，但它老老实实给了我不少麻烦，有时，令我觉得可恼可恨。拿那次痛了二十余天的来说吧，它使我丢掉了天台宗研习班监学一职。因为学僧无人监督课堂纪律和课外纪律，趁我躺在床上的机会他们嬉笑松驰，私下结伙拉帮，等我痛收和我师父出院，他们造了个反，把我推下了台。
　　 这次病痛，因为建寺千四四年庆典的法会已应付过去，这段时间我大致皆闲，可以不怕它痛上二十来天。而方丈里资料室的职务目前还不可能有人取代得我，又无丢官之忧。这么想着，我更不把它放在眼里，只等着有人来时，请他帮我去一趟城里买方便面。
　　 然而，它只意思意思就见好即收。大概，是觉得未到时候怕弄不出什么成绩的吧！
　　
　　 录一九九八年之旧作
　　
　　
　　
　　 夜半梦回缘蚤咬
　　
　　 对于跳蚤，或许，少时候曾经见识过。但在出家之前直至就读初中那段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可以肯定，我没有看见过跳蚤。因此，二年前刚到国清寺没多久被跳蚤咬肤时，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会事：哪里来的蚊子竟会咬得这么钻肉地痛？却又找不见黑灰灰纹斑斑的飞行物。待再次被它爬到手臂上逞口齿之利时，我看到了它，条件反射似地心里大大一惊：这是跳蚤吗？这会是什么东西呢？这里竟有这种东西！伸手去捏，捏住了，它在我的两指稍松时脱出身，跳到楼板上，再一跳，不见了。
　　 国清寺周围树林森郁，因为樟树又大又多，所以蚊子不多。即使盛夏炎天，整所寺院内也不过是飞舞了为数不多的蚊子，使每个房间分配不到十只以上（有些房间稍多些，有的房间几乎没有，我的房中长年不挂蚊帐）。苍蝇更少，偶尔才会看得到形单鸣孤的一两只飞来飞去。然而，跳蚤却不少，几乎每个寮房都有。多，似乎还谈不上，大慨每个房间内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出现五只十只以上。与蚊子的数量相比，它少了许多。以厉害程度作比较，我觉得，它比三四只乃至五六只蚊子还甚。蚊子吃饱了，就会不声不响地死掉。跳蚤一次虽吃不了多少，饱了却不死，饿了再吃，吃了就休息。在一般情况下，一只蚊子不会一连好几天侵犯同一个人的人身安全，一只跳蚤往往持续多日对人跟踪追击，并且，咬得比蚊子痛得多。
　　 二星期前，我曾被一只跳蚤整整骚扰了一个星期，七个夜晚中屡屡睡了被它咬醒，屡屡开灯想杀死了，找到了就是逮不上手，它很灵活地在草席上棉被间一跳一尺左右，跳得我看着床里床外一个劲儿的黑点闪动—眼花缭乱的恍恍忽忽，腥腥松松的眼睛针对刺目的电灯光所造成的效果和白天仰视太阳时眼前金星乱冒的眩目只是颜色和光泽的不同。实在让它弄得我睡不成安稳夜，只好由它去吧，索性不理它了，任它咬吧。反正，它吃够了，就会置我这一米零七十五公分计约一百零一十市斤左右的它的美食天厨之乡的瘦躯于不顾了的；反正，它这么个芝麻点大小的胃口，吸不干我的血。说老实话，被它咬多了，倒还真的不怕它咬了。将义和团在野战场上拿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没办法但不怕流血战而所自我鼓励的刀枪不入和我的不怕蚤咬相比拟，大慨，我把我吹成是已炼就金刚不坏之体应当不成问题。
　　 五天后，那天上午，因为天气闷热，脱了大衫坐着，约半小时后，不知何时到了腰间的它开始向我发动进攻，我轻轻撩上汗衫，它未察觉，还贪婪着贴于原位，于是，我捉住了它，总结去年便已得出的经验，即使捏住它也不能有丝毫懈怠，须先揉晕它，然后放它在指甲上，用另一手指的指甲压扁它。这么个掐死它后，仔细看它，紫褐色的身体两侧有一对和体表差不多大小的翅膀。噢，怪不得，它一跳老远（它身体的长度只有两毫米，一跳竟达三十公分甚至更多，这跳跃度是它身体长度的好几百倍），原来，是籍展翅腾跃所致的。
　　
　　 有老鼠，就有跳蚤。跳蚤寄生在老鼠身上。古老的木建筑占多的寺院里，老鼠特多。跳蚤因之而特多。昨晚，我又抓住了一只，它在我将要入睡时咬我小腿。我先不动双腿，打开电灯，再将小腿弯上来，就，跳不起来，它被我腿上的茸毛绊住我轻而易举地逮住它。其实，它还是不够机灵的。消灭了跳蚤，夜里就安单多了。
　　 这几天，连续下雨。下得连天花板上躲着的老鼠都发闷了，来来回回很不耐烦地跑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知绕着天花板的四角四边跑了多少次。把天花板上那些从屋顶掉落下的泥块石灰块碰得“嘭嘭”直响。虽有扰眠之愁，倒还不至于有切肤之恨。
　　 正要睡时，只觉脖子上有东西在爬。打开电灯，摸摸脖子，一声轻微的“扑”，一个小黑点跳到枕上，再一跳，不见了。老天，又是跳蚤。
　　
　　 录一九九八年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