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一直情愿或不情愿的扮演一个悲情者的角色，一直主动或被动的处在这悲剧的中心位置。文学应该是独立的，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但在实际情况中，是被政治所左右的——不管文学是不是心甘情愿。尤其是在中国，政治与文学联系之紧密，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氛围内，政治使文学无法回避，只能接受这近乎宿命的悲剧命运。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得文学发展很缓慢，到魏晋时期，文学才开始自觉，但当时的文人也无一幸免于政治迫害，如嵇康之死。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的出现，都很难形成一种定义上的文学。古代主要是武力征服，男子多去当兵，女子在古代更是没地位没权利，大多时候只被当成男子的附属产品。而君王也只关注政治谋略，科举制度更是用来禁锢人民的死刑，使得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不过在国外也是差不多的，毕竟文学这个概念是近代才提出的。
　　 中国文学从发展开始，就与政治紧密相连。中国四大名著在成书之后，都是作为禁书的。比如《水浒传》，它写成于明初时期，朱元璋看到此书，勃然大怒，认为此书为“倡乱之书”，下令捉拿施耐庵，只是施耐庵此时已死，朱元璋也只能悻悻作罢。再比如《西游记》，在皇权统治时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话，也只能孙猴子敢说。至于《红楼梦》，在满清高压统治下，屡次被禁，可见政府对文学干预之深。政治干预文学的极致就要算建国初期了。中国文学的最大悲哀在于，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文学家。在那个时代，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毛不能不用政治思维来考虑我能学的发展方向，无视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以政治运行规则强行干预文学，造成了中国文学空前的悲剧。
　　 历史上，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怪圈，作为文学的主要作者的种种特性是难逃其咎的。传统知识分子属于士大夫阶层，他们为政治所逼，肩挑经世致用的大业。随着时间流逝，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特有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以至于传世佳作多多少少有国家意识或忧患意识的影子。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每当国家危难时候，文学就出现繁荣。而当国家太平时，那些曾经的大作家就很少有著作出现了。一旦安稳，似乎作家都失去了创作灵感，很难有什么好作品。钱学森之问，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担忧。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千丝万缕，文学真正成为独立之文学，为文学而文学还不太现实。但在我看来，文学不能是政治的依附，宣传工具。它们应该是相互映衬的，也就是文学要成为一面镜子，一面映射政治的镜子。一个开明，民主的政治是不会干预文学的，越专制的政治对文学的毒害就越深。为什么政治要干预文学呢？说好听的，叫维护统治；说不好听的，叫做贼心虚。作家，无非是一个人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知的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是民众的敌人，民众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国家被文学所击败，也只能说是这个国家的水准太低。所以，一个开明的政治，民主的政治，给予人民自由的政治是不会干预政治的，只会把文学作为一面镜子，“其所善者，吾则从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从文学中找到不足的改进，这才是文学希冀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