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和处事要低调一些，这是古今许多哲人谆谆告诫我们的处世原则。因为不低调就是高调，高调就是张扬，张扬就是炫耀，炫耀就是出风头，出风头就有可能招惹意想不到的麻烦，甚至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终生之痛和杀身之祸。
　　 我们古代的哲人认为，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事物就会走向反面。因此有许多格言都昭示这种低调的处世原则，如：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物极必反；上善若水；过犹不及；得意不可再往；登高必跌重”，等等。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例如：西施姑娘如果长年在人民医院下面的浣沙江中冼冼衣服，在江畔养养鸡鸭，然后在鹭鸶湾中找个丈夫，就可以一生平安，怡养天年。可是偏偏去了姑苏城中，去做了吴宫的妃子。虽然登了高，宠冠六宫，备极荣华，但最后年纪青青就被以“亡国之货”的罪名投入吴江中，死于非命。反倒是面目丑陋的东施姑娘，头发雪白了，还能在江边含饴弄孙，呼鸡撵狗，得以安享晚年，寿终正寝。
　　 所以曹雪芹也为此事感叹，他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口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又例如：陈永贵是大寨大队的支部书记，是人人敬佩的全国劳动模范。不幸的是他也登了高，去当了一个什么国务院副总理，使他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折磨。结果是饱受讥笑，遭尽白眼，最后免去职务，在忧郁中死去。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几个同干共苦过的老太太哭诉道：“永贵啊！你是不应当离开大寨的呀……”
　　 再还有那个王洪文，上海棉纺厂的保卫科长当得好好的，偏偏去造反，造反倒也罢了，又去当什么中共中央副主席，结果是“四人邦”的帽子戴定，罪孽深重一大堆，被逮捕，被审判，被关起来，然后在监狱中死去。
　　 这些例子车载斗量，举不胜举。他们都是不应当登高时，登得太高了，所以跌了下来，而且跌得很重。自然这中间有许多不得已的客观因素，对于他们主观意愿当然应当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辩证地分析，不宜批评过重。从有神论的角度来说，只能说是命运所致，或者说是在劫难逃吧。
　　 社会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是大家平等，共同富裕。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社会的特殊时期不得已的做法，因为其后果是很严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在民间，低调的做人方式更是深入人心。在农村曾经有一则格言，叫作“农家三件宝，丑妻、薄田、破棉袄”。这则格言形象地说明了人们不树张扬的做人原则。
　　 中国有句成语，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意思就是财富能招致祸祟。
　　 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是许多人的愿望，但妻子的美丽有时也是一种祸患。一个女人太漂亮，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和觊觎，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压力也特别多，一旦禁不住这种诱惑和压力，轻则红杏出墙，绿帽上头，重则祸起萧墙，家破人亡。朱子治家格言也曾说：“娇妻美妾，非闺房之福……”历史上有多少好汉，就丧身在妻子太漂亮上。而丑妻，一样能温床暖被，一样能生儿育女，又用不着害怕别人来争夺，何乐而不为？
　　 肥沃的土地，有权势的人也容易起侵占和掠夺之心；而二三亩薄田，不显眼，不引人，多少总可以打三五斗粮食，够一家人填饱肚子，太太平平，岂不是好？
　　 一件破棉袄，连捡垃圾的人也不屑一顾，所以强盗小偷绝对不会因此而来光顾，而冬天时它照样可以暖身御寒，因此是最安全和最实用的外套，其综合优秀指数胜过狐皮大衣和羔羊袍子，确实是农家应当推广的一宝。
　　 以上处世观念，是道德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状态中的产物，长期来被无权无勇的普通老百姓奉为金科玉律，即便是现在，这种观念还有很大的市场，这当然是全社会的悲哀。
　　 这种观念低调、消极、保守，和积极用世的观念背道而驰，不利于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才是人的正常的活动势态。
　　 还有一种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权力，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千方百计地占据社会的高端，千方百计地控制人生的要路津，主宰和奴役别人，而不被人家主宰和奴役。那时候，漂亮的妻子是他的，肥沃的田地是他的，高贵的外套也是他的，什么“丑妻、薄田、破棉袄，”，统统滚他妈的蛋。
　　 那么，这不是很危险么？是的，很危险，但人生如做生意，人生如赌博；做生意和赌博往往要冒风险，高额的利润的前题往往是高度的风险。失败了当然要家破人散，甚至身首异处，但一旦成功，则能春风得意无数年，还能够福荫子孙。
　　 因此不甘平庸，而且有冒险精神的朋友，这种处世态度不妨实践一番；如果运气好，而且祖上积德的话，说不定就会成功，就会大富大贵。
　　 恭喜了！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