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考试
　　 我的中学，准确讲，我的初中，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度过的，即1966年夏天至1969年的秋天。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迅速蔓延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这一年的夏天，我高小毕业，秋天将进入初中。
　　 所有课程教完了，老师开始部署初中升学考试。是不是先有过毕业考试，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已在我记忆里模糊不清了，好像是有过的。而我只记得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翻山越岭，涉水过溪，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才走到离县城仅一溪之隔的地方。那个地方当时叫米家滩，现在是新县城的中心地带。
　　 顾名思义，米家滩位于沅江岸边。由贵州蜿蜒而来的麻阳河，在对岸叫大路口的地方注入沅江，而与麻阳河隔江相望的双溪，几乎是在同一直线上对冲似的向着沅江流去。三水交汇，相互兼容也相互冲击，米家滩就在这三水的相互作用下，淤积的泥沙日积月累，历千年万载，形成了河滩。也许，最早在这滩上定居的人家姓米。原本无名的河滩，也就自然跟着姓米了。
　　 米家滩离县城仅一溪之隔，近在尺咫，但城乡差别却泾清渭浊，县城的五彩阳光，似乎从来就没有照耀过身边的这块土地。标准的旧式瓦屋农舍，泥泞的沿河小道，大大小小的菜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绿色的藤蔓在竹篱笆上缠缠绕绕，鸡在飞，狗在咬，一派难得的田园风光与乡村意趣。
　　 我们在米家滩小学住了下来，没有跨过窄窄的双溪住进县城。究其原因：一是方便。我们的考场就设在这所学校，住在这里就等于考前熟悉环境。二是节约。这是最主要的。山里学生家里都很穷，父母种田耕地，读完高小已经勒紧了裤带。参加县里升学考试虽然光彩，但拿不出足够的钱让孩子进城，房费自然交不起。我记得我离开家时，母亲只给了我一块五毛钱。三是可行。学校已经放假，教室空着，别说住一两天，就是住上十天半月也影响不了什么。带队的老师又是米家滩人，家在学校旁边，他既可以住在家里，又可以随时照顾学生。同时离城只隔一条小溪，虽然没有进城，但城里的店铺、车辆、行人，隔溪一目了然，能够满足山里孩子对于城市的好奇。米家滩，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地方了。
　　 老师把我们安顿下来后，就带着我们去他的家里，虽然拿不出什么招待我们，但那一份关爱溢于言表。
　　 入夜，溪那边的灯火稀稀拉拉地亮了起来，虽然远不像今天的县城，整齐的路灯把大大小小的街街巷巷照耀得金碧辉煌，五光十色的霓虹让你误以为走进了梦幻天堂，但那时在我们眼里，那灯光太明亮了，灯光照耀下的城市夜晚繁华热闹极了。乡村的夜晚漆黑一团，只有在你复习功课时，父母才点燃那盏古老的油灯，萤火虫一样的微弱光芒，免强照亮面前的课本。而县城里的电灯，尽管在今天的目光里谈不上明亮，但在当时，对于第一次见到电灯的我们，那就是如同白昼。城市与乡村，一个天堂，一个地上。老师了解我们的心事，知道不满足隔溪相望。于是晚饭过后，他特意带我们进城去看电影，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有利于明天考场上的正常发挥，还可以防止白天分散进城可能会发生的走失现像。山里孩子第一次走进县城，大街上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失不是没有可能。他带我们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一来让我们增长一点见识，二来也不用担心我们瞎闯乱撞，迷路走失，因为票是统一买的，座坐排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一起进城，一起出城。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那种感受没法形容，比起乡里看露天电影，简直就是两个世界。那晚看的是《红孩子》，一部表现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的红色影片，详细情节忘了，只记得一群少年扛着红缨枪，深山密林里意气风发，枪林弹雨里斗志昂扬。“准备了好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少年儿童团。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滴滴滴滴答滴滴答的答”。童音十足的歌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看完电影回到住地，夜已深了。从江面上吹来的风，清爽得让人骨松筋软。明亮的月光给平静的江面抹了一层银辉，亮闪闪的。我们是第一次离开山里，第一次来到城市边上，第一次看见这么宽阔的大江，特别的兴奋与好奇，目光不安份，心儿也不安份，总想走到河边上去看个一清二楚，但老师不允许，因为明天要考试。明天考场上的表现既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人生，也决定他以后的荣辱沉浮。在他再三催促下，大家睡了，或睡在教室的木地板上，或者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人睡上面。没有被褥枕头，不过山里孩子身板子结实，夏天的夜晚也用不着这些。
　　 第二天早饭过后，我们走进了考场，规规矩矩地坐在贴有编号的课桌前，如临大敌，大气也不敢出。因为这是升学考试，考好了，升学读书；没考好，回家放牛，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更不存在从头再来。我虽然自信，但也有些许忐忑不安，毕竟全县性的升学考试，属于淘汰性的。山里学校毕业的我们，能够跨过那道门槛儿吗？
　　 主监考老师迈着沉稳的步伐进了考场，手里拿着密封的试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同他一起走进考场的还有一位老师，那是他的助手副监考。主考老师走上讲台，我们像平时上课一样，起立，敬礼，然后坐下。
　　 担任副监考的老师先清点人数，然后进行考前检查。主监考听完他“一切正常”的情况报告后，一字一顿的宣布考场纪律。他一共讲了多少个“不准”记不清了，只记得“不准看书，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偷看他人试卷”。讲完他问一声：“都听清楚了吗？”我们同声回答：“听清楚了”。
　　 试卷发了下来，他与副监考一前一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犀利的目光在不停地扫来扫去，只扫得我们背上冷嗖嗖的，如寒风吹过。虽然从小学到高小，年年都有期中、期末考试，但没有这样严格。这样的场合与氛围，对于我们是第一次。在他们的目光严密监视下，我们只得排除一切杂念，心无旁骛，聚精会神。
　　 我的小学成绩一直很好，扎实的基础功底帮助我顺利地完成了一道道试题，两个小时的语文考时，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有些许得意的背影留给了还在做题的同学们，留给了监考的老师。下午的数学考试虽然不像考语文那么轻松，但我还是提前做完试题走出了考场。至于考得怎么样，我想录取是不成问题的。
　　 考试结束后，没有在城里逗留，也没有条件逗留，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往回走。同样是傍晚才到家。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但不是县城一中或二中，而是设在修溪口的五中，也叫修溪口中学。
　　 走进五中学
　　 高小毕业了，升学考试考过了，小学不再管我们，因为我们已不是它的学生；中学管不上我们，因为我们还不是它的学生，一段“两不管”的日子，兴高采烈的到来了！那感觉，就像是从笼中飞出的鸟儿，宽阔的天地间任你自由飞翔！但是，山里孩子享不了清福，放牛，砍柴，跟着大人上山下地，熟悉那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虽然享受不了假期的轻松，但也没有因参加劳动而滋生烦恼，甚至抵触。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并不完全是艺术夸张，况且十八岁的李铁梅也只是提着个小竹篮“拾煤渣”，同山里孩子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一边劳动，一边计算着开学的日子。毕竟还未成年，劳动不可能与大人在相同的档次上，父母也不在于你做了多少，做得好坏，而在于你要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开学的日子终于到了。口袋里装着入学通知书，心里揣着未来的梦，父亲挑着铺盖和简单的生活用品，把我送到修溪口，送进了中学的大门。
　　 辰溪溪河纵横，水源丰沛，地名多半与水有关，从县城沿河而上的十几里公里之内，地名大多都是水灵灵的，双溪，板溪，杨溪，牛溪，征溪，修溪，柿溪，米家滩，炮潭，大洑潭，真个是三里一溪，五里一潭。众多的大小溪流，构成了辰溪境内的沅江水系。溪流进入沅江的地方称为某溪口，如双溪口、板溪口、征溪口，表明那里就是那条溪流的尽头。显然，修溪口是修溪汇入沅江的地方，修溪流到这里中止了。
　　 五中设在修溪口镇上。小镇一面依山，三面环水。沅江平静缓慢地流过小镇，然后跳下叫着链子滩的险滩，于木洲岛先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一路浩浩荡荡，直下辰溪。
　　 链子滩很近，站在修溪口码头上，不远处那些露出水面的一座座礁石就像一根铁链，牢牢地系着那座名叫木洲的长岛。木洲岛上有一个完整的行政村，肥沃的土地蕴藏着丰富的物产，柑橘尤负盛名，建国初期出口前苏联，村支部书上过北京，受到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岛尾有尊一巨大的礁石，威武地站立水中。于是，远看就像一块木排的木洲岛，前有铁链拉着，后有巨礁挡着，不管沅江潮涨潮落，木洲岿然不动，再大的浪也冲不走，再深的水也淹不了。父亲站上修溪口码头上也这样对我讲，我听得似懂非懂。
　　 从修溪口码头到链子滩一段江面宽阔，水流缓慢，常有渔家夫妇一前一后摇一叶小舟，于朝霞落辉中撒网捕鱼。码头的斜对岸一山临江而起，名婆山，建有一庙。父亲向我介绍时，顺口溜脱口而出：“修溪有个链子滩，两个媳妇拜婆山”。当时只觉得父亲的顺口溜形像生动，蛮有趣味。后来在修溪口久了，不时看到或听到有船在链子滩触礁翻了，有溜排在链子滩触礁散了，船上排上的人被水冲得不见了，此时才明白“两个媳妇拜婆山”的寓意所在。我的中学生涯，将在链子滩上游、婆山对岸的小镇上度过。
　　 修溪当时保留着区的建制，也称二区。区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为适应当时管理需要设置的，不是一级政府，只是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区下辖四个公社，中学按区布局。那时既不存在择校，也不允许择校，更不允许学校擅自跨区域招生。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几个月了，如从学术界的争论算起，至少在上一年就开始了。而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教育革命”，事实上伴随着学术界的争论也早已在进行之中。那一届初中招生，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当时的录取办法，全班同学只有我和另一名同学录取五中，没有考上的同学回家放牛去了，已考上的其他同学则被留在公社，因为公社要办中学。
　　 我进入五中，也许是因为考试成绩，但与我一起的那位同学成绩并不见好，却同样进了五中。这么看，录取又好像不是完全凭考试成绩。准备进入公社中学的同学虽然成绩不突出，但有两人深得学校、甚至公社的青睐，一个是班长，一个是文艺委员。高小的最后一个学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破四旧，立四新”已在学校里掀风鼓浪，“红卫兵”取代了少先队。他们两人政治上进步很快，是学校也是全公社的先进青年和培养对像，任文艺委员的女生后来还作为“红卫兵”的代表上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毛主席检阅。他们没有进入别的中学，看来也不像是按政治表现录取。荒唐年代荒唐事儿多着，但当时叫“新生事物”。
　　 进入五中，“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的了。初二与初三的学生分成不同派别，隶属于自己的造反组织。我们新来窄到，年纪又小，虽然也是“红卫兵战士”，但没有什么“战斗力”，不需要我们冲锋陷阵，也没有资格冲锋陷阵。上课走进教室专心听讲，“革命”跟着队伍喊喊口号，游离在“红色风暴”的边沿。由于造反，教学虽然也在进行，但必须服从造反，只能给造反让路，不能挡道。老师们自身难保，说不定前脚走出教室，后脚就走进了会场，接受来自自己学生的批斗。记得有位老师患肝病，副食公司凭医生处方，每个月卖给他半斤白糠，也被当作生活特殊化加以批判。因为那时隔三差五就要吃一次“忆苦餐”，意思是不忘旧社会的苦，才知新社会的甜。“忆苦餐”一锅野菜或一锅糠糊糊，不放油盐。吃“忆苦餐”那天，饭店、糖果食品公司全部关门停业，有钱也休想买到吃的，如同汉代人过“寒食节”那样，禁烟火。他不能吃“忆苦餐”可以理解，但吃白糖就不能饶恕了，因为苦与甜是完全对立的，你这不是公然唱反调吗？
　　 修溪口离县城不过十来公里，城里中学的造反派经常来人，指导五中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学校最有影响的造反派负责人，既是同乡（同一公社），又是同学，先两年毕业，虽不亲近，但认得。那时他很风光，人称“司令”。我没有同他直接打过交道，因为我年龄小，没有战斗力，难以引起他的关注，政治上又不是太求上进，不符造反用人标准。但是，他的号召我还得响应，因为毕竟也是“红卫兵战士”与“革命小将”，或许你可以不参加“革命”，但你绝对不能反对革命”，不“革命”大不了没有前途，反“革命”那是要遭殃倒霉的，会“革”了你的“命”。
　　 凭心而论，这位乡兄加学兄的“司令”虽然春风得意，但也不是那种“得志小人”，不像许多“造反司令”目空一切，骄横狂热。他出生在山里普通人家，也有着山里人的朴素良知，但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人可能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他后来在一次批斗区委书记的大会上翻了船。那次大会批斗区委书记，主持批斗的是另一造反组织，没有安排他上台讲话。他按耐不住，要求上台发言，获得同意。那时人们公开讲话先念一段领袖语录，然后进入正题。也许他当时求战心切，也许该他出事，一开口就把语录念反了，“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还没念完，他就与挨斗的区委书记站到一起去了，从此由前呼后拥的“造反司令”，变成了倒霉透底的“保皇司令”。风光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后来的人生却又因为曾有过的造反经历，一直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