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44年冬天，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异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之下，各地方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据当时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先生回忆，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劣质树木，找到了，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呢？当时德国的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几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国竟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50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此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民主好不好？”
　　 我说：“进步的民主思想是个好东西。”
　　 但真正的民主核心该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法制健全，人人都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人人拥有尊严的理性社会。
　　 民主，绝非只是呐喊几句“我要民主”，鼓吹几声“自由无价”，亦或倡导一句“人权至上”与“人人平等”便诠释了民主其真谛这么简单。民主，是一个由毛虫至成蛹化蝶的过程。可能历尽劫波，但却是一种不断向上的积极进化。
　　 说到民主，就要提及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就会联想起政治犯们攻陷牢不可破的巴士底监狱。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这样一种悖论：仿佛巴士底监狱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这样也给一些知识面匮乏的“呼吁民主者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民主有时运用适当的暴力便唾手可得。
　　 还是在少年时代，本人在阅读前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和契克夫的文章时，惊讶的发现，他们二人的许多文章内容中均描述俄罗斯的贵族阶层在18至19世纪时钟情于说法语，并且这种“媚法兰西”的时髦行为在当时的俄罗斯是一种个人素养和身份的象征。由此少年的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建立世界上第一所大学的法国人在文化普及与公民素质方面在当时的各国中一定是一流的，否则，它就不能影响那时的欧洲，甚至影响波及了整个人类世界。事实也是如此，法国的君主自太阳王路易十四伊始，便大力支持教育，重视人才。于是，从整体来看，即使没有发生进攻巴士底监狱的事件，法国的民主革命也必将到来。原因就在于，其人民的人文层次与素质决定了革命是其必然，而非偶然。
　　 读者在把眼光转向东方。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家。在一百年前的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人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组建现代政府，制定宪法。可是，最终这场曾被列宁称赞羡慕的革命，却不经几番周折，随着袁世凯的洪宪称帝便夭亡了。
　　 再看一下印度，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圣雄甘地非暴力与不合作的坚韧努力下，最终取得了自身的民族独立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胜利。但是很快这个国家便四分五裂，随着甘地被印度教徒的刺杀，印度分裂成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其后又衍生出了一个孟加拉国。在今天，南亚大陆依然笼罩在印度当年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因克什米尔问题在边境厉兵秣马，剑拔弩张之势，仿佛大战一触即发。更可怕的则是，印巴两国都是有核国家，核阴云一直笼罩在南亚这片历尽沧桑与苦难的土地之上。印度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其国内封建性质的种姓制度依旧牢牢地印刻在国民的意识之中。巴基斯坦国内极端穆斯林势力猖獗，一些偏远的部落甚至不服从中央政府的法律与相关命令。印巴两国均面临着诸多自身的国内危机。
　　 菲律宾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曾经是美国一手扶持与援助的对象。但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是什么呢？是马克斯等等一个又一个屡次发动的军事政变，是军界独裁者上台群魔乱舞的自然舞场。菲律宾人民连年承受国家动乱带来的种种天灾人祸，目前这个国家国弱民穷，菲律宾女佣游走于世界每一处角落。“菲佣”已然成为了全世界的“知名品牌”，差不多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境地。
　　 以上提到的中国、印度、菲律宾，为什么均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亦或收到了相反的恶性效果呢？这三个国家，虽然在民俗与文化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却拥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三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一个建立过盛世唐朝的中国，一个天竺佛国印度，一个是曾经的吕宋王国菲律宾。
　　 古老的国家往往在其文化中沉积着过多腐朽与落后的有毒因素，其居民往往头脑僵化循规蹈矩，不思进取。这些通通无疑都成为了国家前进与发展的桎梏。并且，这三个国家还有两个雷人的共同点：一是其民众多是法律观念淡漠。二是其国民普遍文化程度极低，且全民素质趋于恶劣。
　　 事实上，政体与制度与其所在国的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必然关系。
　　 我们都看到过沙漠，知道沙漠中仅仅可以生长出那些低矮的灌木与蒺藜，沙漠匮乏的土质与稀缺的水份决定它只能生长出这些无用的植被。
　　 我们都看到过肥沃的土壤，知道土壤能够生长出丰硕的庄稼和瑰丽的花，土壤优良的质量及丰沛的雨水注定它能够生长出那些有益的植物。
　　 一个民族的国民就是土壤或沙漠，其政体便是因此所产生的植被，或是荆棘，或是鲜花。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子的政体。相辅相成！
　　 民主制度将是人类世界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本人坚信不疑。但却不可以用心急式的方式或侥幸的心理去求得民主。中国古代的《周易》讲究“天人合一”，就民主这个问题如仔细观察大自然便会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拔苗助长，其苗必死无疑。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我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是发现苹果只有熟了才甘甜，才可口，而那些还是青绿的苹果，即使摘下，其味道也满是难以下咽的苦涩。——民主问题也一样，在一个法制观念淡漠，人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国度执拗实行民主制度，其效果只能是一支充满滑稽插曲，或是一场满目血泪与苦难的悲剧。最终，成为了下一个暴政独裁者上台前的短暂花絮。
　　 美好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瓜熟，蒂自然落。
　　
　　 【从老百姓排队到官场潜规则】
　　 1945年光复后，梁实秋先生回到了他在北平那个阔别已久的故乡。
　　 曾生活在沦陷区的亲人们和朋友们，向梁实秋先生哭诉了大家在日军占领家乡时期所遭受的一些个屈辱和欺辱。其中，有一个乡亲对他讲：“在日本人占领咱这块儿的时候，到火车站买车票是要排队的。长长的队伍旁边还站立着一个日本宪兵，拿着根鞭子虎视耽耽的。他要是发现谁买车票的时候往里加塞儿，就拿着鞭子抽人。鞭子那个狠啊，打在人的脸上，一抽一道绫子，疼得火子燎的……”
　　 听到这儿，梁实秋先生的内心仿佛打翻了五味瓶，一脸难以名状的表情，他不由得感叹道：“唉，为何非要那一根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呢？”
　　 幸运的是，梁先生把这件事情做了详细的记录，写在了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令我们后人有幸能够从中看出我们中国人不是现在不喜欢排队的，而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用鞭子驱赶着去排队了。
　　 我在自己生病之前从未发现“排队”这个东西是如此般的重要。因为，自己还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大多是自己开车上班或出去办事情的。但是自从因为财政紧张把代步的车子卖了之后，便不得不经常乘坐公共汽车了。可以说，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人们蹬上公共汽车时的状况简直是毫无秩序的。车还未到站点的时候还好些，但车一进站，人们就好似在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恨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生得太“弱小”，只愿上天在赋予自己更大的力气，好一股作气把所有人都挤在自己的身后。这要是大男人方倒罢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带着小孩子的女人和那些几十岁的耆耆老人，他们往往是排到前面也是没有用的，最终结果还是被挤掉。
　　 要是冬天，景观倒还是一般。而在夏天，尤其是那些不是空调车的普通巴士，车窗子是开着的，于是更有能人练就一套“凌空飞跃”的绝活，直接从车窗而入。这着实也算一道“壮观”的景象吧。城里的人可能因自己不着急，或是因为自己所受的教育缘故，争着上车的时候还有一些斯文可言。最“可怕”的便是那些从农村上来的人，他们挤着上车的表现，用下山猛虎比喻也毫不过分。
　　 当然，人们彼此之间因为加塞儿，抢着上车而互相大肆辱骂，大打出手的事情，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小事”。
　　 年幼的时候，家乡仅仅只有两所电影院。在平常的光景里，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要是一到了有“好片子”放映的时候，那电影院门前就会演绎成一处波澜壮阔的风景。
　　 人们为了能够先买到电影票，一饱佳片的眼福，往往是彼此之间关系相处的不错的几个邻里朋友一起去买。然后推荐一位大家公认体格强壮、膀大腰圆的“大力士”去为大家买票。有时是大家一起“抬”着某个人，把他“运送”到售票口的门前。这哪里是买票？分明是一场体力和智力的鏖战嘛。
　　 我的老母亲年纪已经是古稀之年。有一次，她到我家附近的银行支取自己的退休金，居然被她身后不正常排队的人们把她冲击摔倒，手臂上划了将近10公分的一道伤口。回家之时，伤口仍然在血流不止。于是，母亲多了个心眼，今后在去支取退休金的时候，晚些日子去，这样便不会被拥挤的人流所伤害了。
　　 综上所述，我所提及的三件“小事”都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所亲身经历的事情。我相信其他朋友或多或少也有过他人不排队给自己所带来的那种感受。也许现在我们都在想，中国人为什么做什么都不喜欢排队，而大多喜欢走所谓的捷径呢？实际上这种现象代表着一种文化，“中国式”的文化。中国人自小便被灌输“莫吃亏，要能吃能装”、“成王败寇”、“脸皮厚不吃亏”、“脸皮薄吃不着”等等这类的教育，厚黑学已经潜移默化的输入了大多数国人的内心，使之谨记“谦让是最愚蠢的”。
　　 于是，秩序这个词，在我们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与法律相挂钩的东西。人们遵守秩序不是出于自觉，而感觉是出于被迫！如果自动自觉的排队遵守秩序，反而有一种示弱的表现。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中国还有一种“捷径”是不用排队的，这就是“暗箱操作”。简单的说吧，就是走“关系”。现在机关有句时髦的话叫“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这要想当官，就要“跑”，这跑就是走关系，无论是金钱关系，还是裙带关系，或是战友同学关系，反正你要想做官，或是要想得到提升，你就要跑，而不是排队。要真是排队啊，我估计天荒地老那天还是做不上这个“官”。
　　 做生意亦是如此，比如说搞建筑工程若想得到一个项目，那就要“运作”，而不是傻等着靠你公司或建筑队的实力来等待工程发包给你。一味的按照常规傻等着是永远也找不到活做的，不运作你便得不到工程项目。运做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有的领导你不能直接送礼，送钱更不行，有喜欢古董的，有喜欢名画的，有喜欢名烟名酒的，还有喜欢女人的……
　　 实际上，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不遵守排队的规则，仅仅只是一切潜规则行为在现实社会中的表露而已。中国人什么时候懂得了真正的“排队”，也许这个民族就真正的进步了，到那时，“官场”上的凭能力水准排队，商界上的用实力信誉说话可能也会得以实现……“排队”这个东西是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如果真的能够令一个民族整体明白了“排队”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却是非常的艰难。所以我感觉“排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或许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过程来加以完善……
　　
　　 【当腐败已经成为生活方式】
　　 官腐好治，民腐难医。当腐败已然不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普遍成为国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之时，高喊反腐倡廉便颇显滑稽。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坦言讲，目前中国政府的反腐倡廉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诚如我们大家知道的那样，贪腐官员屡禁不绝，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然，腐败之痼疾和制度的缺陷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如果深入了解中国民情，便不难发现：几乎大多数中国人均系思维内蛰伏着“利用潜规则为己谋利”的动机。商户办理相关证照，要托关系；农民进城医病想走捷径不挂号，要托关系；公务员升职，要托关系；子女上学读书，要托关系；就连产妇在医院生个孩子，亦要托关系走后门——不喜欢遵守法律法规，不愿意排队遵章的中国人恰恰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让贪婪官员们如鱼得水的不二浩瀚渊潭。这一切，便是所谓的“民腐”。
　　 现今中国农村选拔村干部，是实行民选的。但大多数村民又是如何利用手中神圣的选票呢？他们是这样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的：哪一个候选人给自己的好处多便选谁，至于好处仅仅是几百元钱，或者几十斤豆油，及几百斤大米。另外由于中国人血亲情结比较浓，一些家族庞大的候选人自然获得很大的优势。——“民腐”深重的村民们不懂投票的真正意义，选票在他们手里横遭亵渎。
　　 公务员腐败现象，固然不是中国独有。远的不说，近邻日本也偶尔传出官员腐败的一些消息。可是日本官员腐败程度远远低于我国。这可以解释为日本制度比较优越，法制比较健全。更深的一层很少会有人考虑：便是日本民众普遍素质高，尊重法律条文的他们使得腐败的邪恶之花难以在其正常的社会中萌发成长。
　　 民腐的成因原由很多。无文化，无素养，无纪律，不守法，不辨是非首当其冲。在一个把自身无素质当作光荣的国度，即便剪出法办一部分贪官，另外一部分势必随后冒出，情形堪比雨后春笋。
　　 只“官腐”，而“民不腐”，此情况顶多是洁白的华服上染了一枚小小的污垢，瑕不掩瑜除去便是。而强求一时“官不腐”，而“全民依旧腐败”，此情况犹如是在一缸黑黑的浓墨中滴了一滴清水，于事无补空费清水一滴。
　　 腐败在此时中国俨然不再是一种丑恶现象，而是全民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