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母亲到县城里卖猪仔，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顶绿色的军帽。这帽子我在电影里是见过的，戴着它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英勇无畏的，我们叫他们解放军。只有解放军才配戴这样的帽子，戴上它，英姿飒爽，威武雄壮。
　　 戴着这顶军帽，我像个小明星一样被伙伴们簇拥着，他们羡慕的目光令我得意不已。像电影里解放军的样子那样，我甩着手臂踏步前进，一二一，一二一，俨然自己就真的是一位人见人畏的解放军了。
　　 那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位真正的人民解放军。我甚至还想到自己穿着军装的样子，腰间别一把黑亮的手枪。
　　 这个梦想在我的脑海里埋了很长时间，时不时就会浮出脑际，让我望洋兴叹。现在回想，当这个梦想渐渐淡出记忆，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我是没有梦想的。小学阶段，我就像一条没有大脑的鱼昏昏而游，没有起点亦没有终点。到了初中，我有一半的时间在为吃饭发愁。那时的我始终无法弄清楚两亩薄田如何能产出供我们全家吃一年的口粮。我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写作业，还要为家里的父母担心，生怕他们会被饿死。如果硬要说梦想，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希望有永远也吃不完的粮食。
　　 我忽然想起，有一天我们几个小学同学聚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个同学在谈到我的时候说了句“人穷志短”的话。我说过，我是一条没有大脑的鱼，反应迟钝，理解力差。所以，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现在想来，我后来所走过的所有曲折的道路都是拜“穷”所赐。因为穷，我胸无大志，只怗饱肚；因为穷，我才在初三填报志愿的时候听从了母亲的话填了“师范”，才做了老师，才会有今天的烦恼和纠结。
　　 母亲说，读师范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在校就读的时间，为家里节省一笔开支，而且据说一毕业就能分到工作。在母亲的眼里，教师这个职业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是做干部都比不上的，风不吹日不晒，工资还是月月可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读师范花去的学费是人家读高中的两倍都不止。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了师范学校，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老师，更别说是一个怎样的老师了。当一名教师似乎是我命中注定的事情，却又似那么的遥远。当别人在球场上激情四射的时候，当别人成双成对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静坐一隅，看书或者看天。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天空总是那样的晦暗，冷冷的风无方向地吹着，打着旋，摇曳着零乱的落叶。日子过得很慢却又似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一年365天的时光就悄然流走。
　　 我说不清楚我那时有什么样的梦想，我的心里空落得如同一截空心泡桐，对于未来，我茫然无知。我满心忧伤，不知来由，无限无止。我步履轻浮，像一根随风飘扬的狗尾巴草，摇摇晃晃。我几乎天天做梦，从梦里醒来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生活。我开始读名著，捡着什么就读什么，喜欢逛书店，却往往被眼前许许多多的书晃疼了眼睛，翻翻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所从。
　　 我像一条迷了路的鱼游走在冷风四起的小巷，紧裹着单薄的衣服疾步如飞。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到底想看什么。我的耳朵里只有风声和自己的脚步声，眼睛里只有模糊的天光，渐渐黯淡。
　　 2000年，我如母亲所愿进了邻村小学当了一名老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出了校门走上工作岗位，似有天门洞开，天光洒落，生活里有了一些明亮的东西。朝九晚五的生活井然有序张弛有度，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给了我生命的质感，第一次感觉脚下踩着的是坚实的土地。但还谈不上有什么样的梦想，每天，我只是尽我所能把学教好，把孩子调教好。生活平静得如同秋日午后的旷野，没有丝毫波澜。
　　 这是一所只有百余学生的村小，开设了一到四年级的课程。一栋两层楼的校舍在经年累月的尘埃下成了土黄颜色，似乎哪怕是一个脚步的振动也能让墙壁簌簌地落下土来。围墙里的操场黄绿相杂，黄的是土，绿的是草。每天，我就是踩着这样的土路先到办公室然后去到教室的。
　　 办公室在二楼的一间教室，六张办公桌摆在里面显得有些空旷。尽管如此，我们全校六个老师还是很少有坐齐的时候。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除了我，其余的老师基本上都年过半百，一上完课他们就得掮着工具往地里赶。当然，校长是不在此列的。
　　 章校长是本村人，在这所小学里教了近四十年的书，当校长也当了近三十年，村里的许多人都是在他的目光下长大的。他为人谦和却寡言少语，身形魁梧不怒而威，学生见了他都有些胆战心惊，是要绕着走的。他没有教过我，却颇有些长者风范，我可是把他当作老师看待的。
　　 第一天到学校报到，章校长特意让师母在家办了桌酒席，说是为我接风，欢迎学校的新鲜血液。中国人就是这样，什么样的人一到了酒桌上大都会显出温和亲切的一面来，再让人感觉冷漠的人都难逃例外。酒桌上的章校长就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他给我一一介绍了其他四位老师，给我倒酒，给我们讲我们所不知道的新闻。我的酒力一向就不行，那天竟然喝了一大杯白酒。从酒桌上下来，我的头晕得厉害。
　　 走上课堂我才知道，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是多么的不中用，太少太不够。章校长让我教四年级的语文，每次讲新课之前，我的脑袋里都要空白好一段时间。在学校里学了小学语文教学法，我却一点也记不起来，只知道极力回想小时候老师是如何教自己的，然后再用老师的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
　　 有一次和章校长聊天，不知道怎么的，他就谈到了教学。他说，做任何事都是一样的，都少不了一定的程序，就像上课，先要导入，接下来帮学生读通课文，让学生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再精讲细讲，讲重点的词句，再引导学生把握课文的思想感情。最后，他总结说，上课就少不了规划，少不了一个个的步骤。他说，思路清晰是做事成功的关键。
　　 章校长似乎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在那扇门里，我看到了另一个我的样子。他沉稳地在课堂上侃侃而谈，行云流水般的引导令学生痴迷不已。他的荣誉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在若干年梦想空缺之后，我的梦想终于从远方赶来，他在我的耳边轻声诉说：我要做一个优秀的老师。
　　 于是，我开始为这个新的梦想而忙碌。我认认真真地备课，希望自己的课堂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创新力，和学习热情。没有教具，我就自己制作。我学着电视上的样子，找来一些各式各样的塑料瓶，然后把它们做成不同样子的造型。我让学生给它们涂上颜色，然后用它们来装点教室。于是，教室四面原本斑驳的墙上被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可爱装饰得美丽无比。灰头土脸的墙似乎一下子就有了生气。
　　 2002年的春天，温暖的阳光洒了一天一地，小草芽拱破了最后一层地膜，探出了嫩绿的小脑袋。柳树的点点绿叶像无数调皮的孩童，随着柳枝的摇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时间尚早，我慢慢地穿过操场，鸟儿的啁啾和着我的脚步声在平静的早晨如音乐般轻响。露水尚存的草叶上跳动着剔透的精灵，在我的眼里，它们正如一个个调皮的孩子，迎着朝阳快乐地成长。我伸出插在裤袋里的手掬一捧温暖的阳光，心里涌动着滚烫的热流。
　　 当我在班上宣布要带孩子们到野外去春游的时候，学生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他们欢呼鹊跃着，有的竟然跳着转了好几圈。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让我想起了野径边上的花儿，个头虽小，却开得欢快无比，一地的绚烂。
　　 章校长并不赞成我带着学生去春游，他说：“安全第一。一所学校，要是没有优秀的成绩你得不到表彰，但是，如果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他说，最好是不要去，去了就有风险。我说我都跟学生宣布了，反悔总不太好吧。沉思良久，章校长才勉强点了点头，说：“那就一定要注意安全。”
　　 从办公室里出来，我的心情颇有些沉重。我一直以为，教育，就是要给学生最好的——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知识，最好的体验。我们读书，就是要从书本里读出生活中所没有的体验，丰富我们人生的经历。如此，生命才有了广度。但是，书本里的知识毕竟是生活的第二手资料，真正的智慧还要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所以古人才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自然才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可是，为什么我们却偏偏要将学生封密在狭小的天地里，让他们与大自然隔绝？
　　 不管怎样，我和学生们还是迎着朝阳出发了。他们排着队，唱着歌，一个个兴致勃勃。在温暖的阳光里，他们的歌声和春风一起四散传播。路两边金黄金黄的油菜花映衬着他们稚嫰的笑脸，蝴蝶伴着歌声轻扬飞舞。
　　 家乡的最后一片树林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在里面嬉戏玩闹，临时组织起各种有趣的活动。在这天然课堂里，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可以施教的机会。我教他们认松树，认杜鹃，认各种各样的草。我说，如果你对某种草很感兴趣，可以把它折下来用本子夹着制作成标本。听了我的话，许多学生来了兴致，纷纷行动起来，说是回去就要制作一大本好看的标本集。为了追一只蝴蝶，好几个学生呼啦啦地跑起来，身过处，枝叶乱颤。
　　 当金色的阳光从树稍的缝隙间洒落下来，孩子的身体就在光和影之间穿梭来回。有时候，他们的笑脸一半洒满阳光一半阴影笼罩。我怔怔地看着，似乎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他们过来拉着我的手要我加入到他们的活动。“老师，你给我们瞧瞧，谁的标本做得最好”，他们说。然后一个个把自己的标本送到我的手里，像接受检阅似的。
　　 虽然有点累，但是孩子们的快乐溢于言表。他们的笑声和着飞扬的尘土一路抛洒。当树林再一次成为遥远的风景，他们带着更多的憧憬走向自己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离我的梦想到底有多远，没有行程表也没有指路牌，我只认为，只要心中有梦，然后不断地去实现，一点点的积累，梦想终会有实现的一天。
　　 年底是农民工返潮的时候，许多小年青们从外面的花花世界里回来了，穿着各色漂亮的衣服，给原本灰色的乡村注入了美丽的色彩。特别是一个个披着秀发的姑娘，她们成了灰暗天空下的靓丽风景。干冷干冷的冬天，姑娘们早早地送来了春天。
　　 看到这些美丽的姑娘，有时候我禁不住会想：她们中间有一个会成为我的妻子。然后，我就憧憬起自己的美好爱情来。但是，我是一个木讷的人，不善言辞，短于交际，被女孩子多看一眼都会脸红。所以我追不了女孩谈不了自由恋爱。
　　 2003年的冬季没有下雪，只有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吹。母亲为我托了媒人四处相姑娘，一有合适的就让我穿上特意买的新衣服去相亲。母亲告诫我：“记得要在口袋里放上一包烟，到了人家家里见了人就敬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我是老师我不抽烟，我教学生说抽烟有害健康，怎么还能分烟给别人呢。母亲说：“一码是一码，你要去的地方可不是你的学校，你是去相老婆，相老婆就要让她家里的大人高兴，高兴了才好办事。”
　　 到了姑娘的家里，分烟就成了我最大的事情。我见到人就递烟，等差不多所有人的烟蒂都扔到了地上，我就再散一圈。媒婆的话让我羞赧，我抬不起头更不好意思接大伙的话茬。他们问我一句我才答上一句。脑子里有被塞满了棉花的感觉。媒婆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是当老师的，拿国家工资，端的是铁饭碗，人的个头虽然不太理想，但将来生出的小孩绝对聪明。”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再次听到还是忍不住想笑。我能想到的就是四个字——王婆卖瓜。而我竟成了那个销路不畅的瓜。
　　 母亲当年最明智的选择在许多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她最为骄傲的资本却成了最不足为奇的谋生手段。听他们谈论老师的“小气”和“精明”，我真的想打个地洞钻进去。我知道这样的“精明”是如何练就的，我不说，大伙不说，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
　　 当第三个姑娘回绝我的时候，我失望到了极点。我真的担心我就这样一年年地老去，然后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老光棍。但我再也没有勇气去面对下一次的失败。
　　 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人生，重新审视我的理想。过年就像一次检阅，哪个人赚到了钱，哪个人没有赚到钱，大伙心里明镜似的。村里人见面时问的最多的就是那句“今年可好”，和健康无关，只关乎金钱。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忧愁，有的人真忧愁，有的人假欢喜。年的味道就在一句句这样的问候里越来越浓。但是，我是无论如何都欢喜不起来的。我没有见到过外面的花花世界，没有名牌服装，也没有气派的手机。我只有一摞摞厚厚的书。
　　 原本清晰明丽的未来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模糊，我似循着一条羊肠小径缓慢而行，意外地步入了一片雾霭森森的丛林，没有阳光的辅洒，没有明月的相伴，只我一个人踽踽独行，深一脚浅一脚，不知道出路在何方。我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灵魂抽离，身体成了空虚的壳。
　　 接下来，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过上体面一些的生活。我没有房子，父母手里造的瓦房早已跟不上形势；我没有存款，每一次领到工资，我都分一部分给我年迈的父母，自己留的那点捉襟见肘，省吃俭用还是不能避免月月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