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高堂寺的二群喊六子：“六子，跟我领粮食去不？”六子问：“上哪儿领去？”“听说砀山黄楼那边昨天来了一群八路，打了一个大户，开仓放粮哩。”“中，我去。”六子兴头头地冲娘要了个小笆头，跟着二群上路了。
　　 傍黑天，二群回来了，把小空笆头给了六子娘：“粮食放完了。您小六叫我把笆头捎回来，他不回来了，跟八路当兵去啦。”啊？六子娘一听，倒腾着小脚就往外跑，她要叫六子回来，才十三岁的孩子啊，他能扛动枪吗？
　　 跑到村外，六子娘站住了：离黄楼二十多里路呢，啥时候能走到。好在开染缸的大儿子回来了，听娘一说，把家什一撂，大步流星去了黄楼。半夜时分，她回来了，六子没回来：队伍已经开拔了。
　　 此后的每年除夕夜，六子娘都要跑到村外的十字路口去喊魂。听老年人讲，除夕夜喊魂，能把漂泊在外的游子喊回家。“六子，来家来啦；六子，来家吃饭来啦；六子……”六子娘的呼唤在空旷的野地里显得那么的苍凉而无助。
　　 六子娘是我姥姥，六子是我舅舅。
　　 六舅这一走就是十多年没有音讯。
　　 直到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姥姥坐在屋门口纳鞋底。一个束着武装带腰别小手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来到姥姥跟前，嗫嚅了一阵：“娘……”一句话没说出来，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地。姥姥抬起头，愣愣地：“你是？”“娘，我是六子啊。”“小六，我的儿……”姥姥一声惊叫，昏厥过去。
　　 六舅告诉姥姥，他跟彭雪枫将军去了，打老日，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堂阵亡后，又跟着聂荣臻打老蒋。十来年，“鬼门关”前也走了十几遭。看着六舅身上的累累弹痕，姥姥哭得死去又活来好几回。
　　 后来，六舅就在外边做官，先是在上海，后来调到大庆，再后来调到北京做了京官。
　　 六舅调到北京的时候，农村还是大集体。大舅家的我表哥上北京去找六舅，叔啊，人家老话讲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不是当官的料，我也不想做官，只求你给咱公社里或是咱大队里打个招呼，能叫我当个合同工都中。叔啊，咱庄上的人都笑话我，说你叔在北京当大官，你还在家戳牛屁股捋锄把子，丢你叔的人不？六舅的脸就沉了下来，说，孩子，你叔我当的官是不小，也有权利，可这权利国家给的，给咱让咱为老百姓服务的。孩子，你盖屋子你娶媳妇你缺钱花只要你吭一声，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是说让我给你打招呼安排工作，一句话，不中。表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任他怎么央求，六舅就是不同意。表哥回来后，咬牙切齿地说，在家种地就是饿死累死也不去求人了。
　　 后来，家里人再也没谁去北京找过六舅，就连姥姥去世，六舅也没有回来，只是给家里寄了几百块钱。
　　 再后来，表哥去北京一个建筑工地打小工，顺路去了趟六舅家。六舅早已经离休了。看见老家来的侄儿，他不知怎么忽地起了叶落归根的念头：“孩子，我想回家看看。”“中啊，叔。”表哥高兴得两眼放光。表哥不知从哪儿弄的一本《本县高级干部名录》，双手捧给六舅。
　　 那里面都是原籍在本县的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一个个或端庄或微笑的标准相。六舅把名录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皱起了眉头：“咦，这里面咋没有我呀？”六舅是行政十级。表哥撇撇嘴：“叔啊，你为家乡做了多大贡献？家乡人知道您是干啥的？别说您是十级,您就是八级干部，谁知道您是老几？”六舅不言语了。
　　 表哥在六舅家住了两天，临走时。六舅说：“孩子，咱县不是国家级贫困县吗？我回老单位看了看，有一批北京吉普要处理，你回去问问咱县里要不？如果要的话，我可以帮忙买几辆，很便宜，顶多两三万块钱……对啦，我再给你开个证明信。”六舅正儿八经地开了个证明信，还到老单位盖上红通通的印章。
　　 表哥在县城火车站下了车，直奔县政府。
　　 县政府大楼门外，一溜儿停着好几辆黑色的小轿车。一个司机正用掸子扫一尘不染的挡风玻璃。表哥怯生生地凑过去：“请问师傅，这车是咱县的吗？”“不是咱县的，还能是你家的？”那司机眼皮也没抬。“这车得多少钱？”“多少钱？”司机这才拿眼角斜了表哥一眼，“你打工一辈子也挣不来这样一辆车钱。”“那得多少？”表哥不死心。司机鼻子里哼哼一声：“说出来，吓死你！”“那，那就别说啦。”表哥喃喃地说着，手插在裤兜里把六舅开的证明信捻揉成了一个纸蛋蛋儿。
　　 表哥给六舅打电话：“叔，那个车的事儿您就甭操心啦。咱县上都买什么奔驰宝马了……叔，您想来家看看就回来吧，我开三轮车接您……”表哥没有听到六舅的回答，电话那头轻轻地挂断了。
　　 六舅终究没有回老家来看看，也许，六舅的这个心愿永远难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