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视喜欢看国际频道的中央四台，其中的“海峡两岸”几乎天天都看。此无他，因为对于这块至今犹然游离海外的中国的国土，我有了解的浓厚兴趣。
　　 但光从中央电视台了解台湾，有一种瞎子摸象的感觉，得到的印象往往是一肢半截，片面得很。种种原因，它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立体图像，于是我试图从另外多种渠道了解台湾，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家有许多国民党的老兵回来探亲，得以和他们交谈；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大家都出言谨慎，顾忌颇多。当时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是台湾比我们大陆富有，那些老兵尽管不是富人，但出手送礼都很大方，亲戚朋友处送的都是金戒指之类的礼品。到九十年代，我姐夫一位表兄来探亲，才得以比较仔细地交谈，了解台湾的一些情况。
　　 那位老兄解放前夕十八岁就参加国军，是蒋介石的警卫，后来是蒋经国的警卫，再后来年纪大了，到一家银行当保安，此后则从银行退休。
　　 与他聊天一开头大家都别扭，因为同一件事大家的表述各不同。比方我们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他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了”；我们叫“蒋介石”，他叫“老总统”；我们叫“蒋经国”，他叫“小总统”；他说民国三十七年四明山土匪很多，他说的土匪其实是当时的共产党游击队，他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说，只是说惯了，出口就是这样的语言。
　　 他的退休费在台湾并不算高，但当时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却很高了，他每天的退休费当时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七百五十元。但他告诉我，其实也高不了多少，因为台湾物价高，比方说他也爱喝绍兴的花雕酒，每天起码要二瓶，这在台北得化一百五十元人民币。
　　 因此他在大陆觉得什么东西都便宜，海宁的皮衣，杭州的茶叶，临安的笋干等，一买就是一大堆。当时我在阮市工作，他托我买的珍珠、珍珠粉、珍珠手饰就化了近万元人民币。
　　 台湾两极分化很厉害，不但财富上，而且知识上。台湾人极大多数人不愿和大陆统一，下层的老佰姓受长期反共宣传的影响，认为大陆贫穷落后，统一就要共产，要分他们的财富。上层智识阶层当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大陆政治上落后，认为大陆的一党制是专制统治，他们崇尚的是民主制度，自认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认为要等社会政治制度相同之后才谈得上国土统一。
　　 台湾的政治制度是仿效美国的，即多党竞选制。但学得不像，乱纷纷的，连立法院里也会打群架。各党派和各种政治势力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选举上。为了选举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理念的根本不同点是，中国认为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西方则相反，个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的所有行政举措都必须绝对保证个人的利益。
　　 台湾是学习美国的，所以他的一切施政以“民主”和“人权”为原则，任何政党，任何团体，任何个人，可以为任何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去上街游行示威。人权是有了，民主也保障了，但整个社会却被搞得乱七八糟，也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
　　 我有一位朋友一次在台北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一队人高举着五星红旗，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游行，一刹那使他恍如梦中，怀疑自己是否在台湾。
　　 台湾以及西方那些社会制度，“民主”和“人权”看起来很讲究，但其实有很大的虚伪性。而最主要的是它的社会效率极差，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争执不休，相互扯皮，使该办的事长期拖延，无法办成。
　　 而中国是“集权”社会，名声不大好听，但办事效率极高。像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等这类大工程，论证一结束就立即上马，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这在台湾这样的社会状态里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有好些人，包括像“灵山幻境”这类先生，非常向往西方的社会制度，把中国的社会模式贬斥得一钱不值。但西方也有好些人在批判自己的社会制度，而向往中国的社会模式。我碰到好些台湾人，他们有时也大骂台湾的社会。
　　 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总有过高的期望，因此对于自己的社会常常会求全责备。中国社会模式当然远不够完美理想，但西方的社会制度也弊病颇多，如何取长补短，那些社会研究家和社会实践家正在考虑和行动，小老佰姓只有心平气和地等待。
　　 解放台湾的口号叫了几十年，但实力不够，解放不了。现在是主张和平统一，但在一个历史阶段内恐怕也统一不了。陈水扁时代的民进党是“以武拒统”，马英九的国民党是“以和拒统”。陈水扁是我不要你大陆的钱，也不与你统一，马英九是我要你大陆的钱，但我不与你统一。
　　 统一台湾的路越来越漫长了，不是我们实力不够，而是我们瞻前顾后，缺泛某种快刀斩乱麻的魄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