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聊斋志异》被奉为我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其思想启蒙与妇女解放先锋的地位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可透过这层光环来看，恐怕还别有洞天。诚然，《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这个当时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的失意书生四十年的集大成之作，知识分子在不得志时往往会陷入思考之中，这种思考的内容是广泛的，包括了人性、人生、政治、生活等的各个方面，而其思考的结果在其作品中必会有所反应。现实的失意使蒲松龄对现实感到不满和愤懑，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努力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而体现在这些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中就是蒲松龄婚姻道德观的理想化建构。
　　
　　 一
　　 《聊斋志异》中许多优秀的婚恋作品都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因为它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婚姻现象和婚姻思想。而它较之前代同类作品也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开拓，这些都在作品中为我们建构的爱情婚姻模式中表现出来。
　　 1、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有所突破，改为“父母首肯，促成婚姻”。
　　 蒲松龄在男女婚姻问题上谨守着封建礼教所规定的“父母之命”的传统，而在这些婚恋作品中，作者很少提及男方父母，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为了故事情节更好地展开，并无对其子婚姻的间阻之意。对子女婚姻提出异议的往往都是女方父母，因此，他极力推崇在女儿婚姻问题上通情达理、不设障碍的父母。如《青蛙神》中的青蛙叟就明确表示：“此百年事，父母只主其半”。然而与此相比，另有一些父母比青蛙叟更开明通脱，对女儿的婚事根本不予限制，听任女子自主，如《爱奴》、《湘裙》、《婴宁》等。更有甚者，女方父母不待男方倩取冰玉，便主动将女儿送入男家，如《小翠》、《西湖主》等。作者的用意是想借此类故事来标举通情达理的父母们的样板，以便更有利于男婚女嫁故事的顺利设计。对于现实中那些顽固不化地间阻女儿婚事的父母，蒲松龄是十分不满的。他们大包大揽，指手划脚，甚或横加干涉，如《青凤》、《白秋练》、《红玉》等。对此类家长，蒲松龄深恶痛绝，惩罚起来也毫不手软，如《长亭》中石太璞在答应长亭解救其父狐叟时还不忘前阻婚之恨，在解救时尽情的捉弄了狐叟，使之有苦难言；《青凤》中的耿去病也对狐叟干涉他与青凤的婚事不能释怀，故在狐叟濒于危难之际，执意不去解救，并引为快事。这里石、耿的怨怨相报之举，未免显得心胸狭窄，但作者之所以如此设计，无非是想借以明告天下父母间阻女儿婚事必将不得善报。
　　 2、正妻贤德，笑纳新人，谓之贤妇，受到作者赞扬；而对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妒妇”作者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在对女子要求一夫一妻制，而对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里，蒲松龄认为正妻应该贤德，安于在一夫多妻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妾应兼容、笑纳。在组建家庭时，蒲松龄迷醉于“一夫二妻”的婚恋模式，并演绎出许多男子“双美并收”的“美好”结局。如《莲香》中写桑生同时爱上莲香和李氏，莲、李的矛盾也随之化解，最后亲如姐妹；《小谢》中对陶三望和秋容、小谢间的三角恋爱，作者也情不自禁的赞叹：“绝世佳人求一而难得，何遽得两哉！”。《武孝廉》、《连城》、《青梅》、《嫦娥》等也宣扬了女子心甘情愿效法娥皇、女英共侍一夫的家庭模式。
　　 对于现实中那些不善度夫意，对丈夫携女归门横加干预、败其雅兴的妻子蒲松龄大为恼火，他把这种间阻之举归罪于女人天生的“悍妒”。对此动辄大骂：“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悍妻妒妇，遭之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而对悍妻妒妇的改造问题，蒲松龄也作了多种设计：一是让这些悍妻妒妇自食阻碍丈夫另有所娶招致的苦果，如《段氏》，因为阻止丈夫纳妾，导致最后膝下无子，只能眼睁睁看着诸侄瓜分其财产而无能为力；二是由官府出面，以法律形式加以干预，促其良变，如《邵临淄》中悍妇被邑宰邵公杖责三十，臀肉尽脱。对邵公的做法，蒲松龄由衷赞同，叹曰：“邑有贤宰，里无悍妇矣！”；三是以男人的威刚镇压悍妇的泼辣，如《马介甫》。
　　 3、虽有男女平等的愿望，仍无法达到真正的平等。如男子丧偶再娶是理所当然，而寡妇再嫁却被视为不守礼教。
　　 在《耿十八》篇中，作者对再嫁的寡妇表现出十分反感、极为歧视的态度；《金生色》中则让金氏的鬼魂借人之手将不守“贞操”的妻子杀死，给“不贞不节”的寡妇以极残酷的惩罚。即使女子未嫁之前夫死者，蒲松龄也认为她应当为之守节，终身不嫁。再如《金姑父》中的梅姑“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不想为鬼百年后，梅姑竟招金生为婿，对此“异史氏曰”指责梅姑“无耻”。可见，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夫妻之间是不平等的，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下，婚姻生活中的妇女被剥夺了人格独立权，处于从属地位，是丈夫的附属品。蒲松龄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认识到了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因此在作品中从男女平等的理想出发对此现象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夫妻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而妻子在生活中只有自尊、自强、自立，勇敢地与命运抗争，才能获得人格独立，才能赢得丈夫的尊重，从而才能有和美的婚姻。如《青蛙神》、《黄英》中的十娘和黄英，她们以自己的行动抨击了封建的陈腐道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丈夫的尊重。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只是真正平等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妻子努力抗争而得来。还有一些平等是女子如何抗争也无法得到的，比如一夫一妻制。蒲松龄对妻妾之德津津乐道，认为妻妾应各守本分，和谐共处，可见他的民主思想距离真正的平等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4、在婚姻、家庭中，传宗接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蒲松龄对子嗣非常重视，忠实捍卫儒家所宣扬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此他笔下的女性不但对男子温情柔曼、体贴入微，而且孝敬姑嫜，最重要还要传宗接代。妻子如果不育，丈夫自然可以再娶，妻子不但不可横加干涉，而且应主动买妾立嗣，否则就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林氏》中的林氏是一位“贤”妇，作者对她是极力表彰的。她先是劝夫纳婢，丈夫不答应。于是让婢女襆被卧其床下，丈夫亦丝毫不动。后使婢女托己之名往就之，又被“咄之”。可是她到底还是挖空心思想出了办法，同丈夫采取预约同衾的办法，使婢女和丈夫睡到了一起。这样绞尽脑汁所为何因?就是为了能使婢女给丈夫生下一个儿子。为了“子嗣”，林氏可以说丧尽了尊严。然而作者说：“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对林氏推崇备至。再如《段氏》中“善妒”的段氏临终时满心愧悔，言辞恳切的告诫后人：“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为婿纳妾。”至于那些因仙凡殊途而不能与男子厮守终老的女子，也要设法交还亲子，使之骨肉团聚。
　　 5、蒲松龄对所谓“贞妇”作了热情的歌颂，《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一些贤妇形象也是以某种“妇德”为主要特征的。如《土偶》中的王氏在丈夫死后与丈夫的土偶做伴，竟因此而感动鬼神，使其丈夫复生，受孕生子；《妾杖击贼》中妾虽然身怀武艺，有百人敌之功，可对正室的凌辱却逆来顺受，认为“是吾分耳，他何敢言”；《邵九娘》中的邵九娘也以逆来顺受为主要个性，以命中注定、嫡庶观念为精神支柱。
　　 6、在《聊斋志异》的婚恋作品中，也有不少是人与狐之间的婚恋故事，在人狐之恋中，所体现的婚恋模式多是狐女美丽非凡，持家有道且主动大胆，忠贞多情，而书生则贫困潦倒，难以继日，这些温柔的狐女可以帮助书生摆脱贫困，功成名就。
　　 狐女无论在模样、家世和经济能力上都远远超过凡男，她们一个个美丽无比，或“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或“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在经济上，不管是独门小户还是泱泱大族，狐女们都很富有。而书生或贫困不堪，难以继日；或飘零异乡，孤独无偶；或身染重病，存活无望，总体是处于一种缺乏、不足的状态。但这些书生们也有过人之处，或富有才情，爱好高雅；或为人痴情，有恩于人等，为狐女们主动大胆的追求奠定了基础。狐女们往往逾墙而来，推门而入，自荐枕席，如《莲香》、《青梅》、《青凤》等。虽然狐女们主动大胆，近乎放荡，但她们一旦委身于书生便会忠贞不二。她们或用自己的法术使书生逃离劫难，如《红玉》、《小翠》；或亲自劳作，胜过男子，使书生“顿大充裕”，如《狐妾》；或“做镜里悲笑，助夫成名”如《凤仙》。
　　
　　 二
　　 在蒲松龄为我们建构的这些理想模式中，我们应该看到他相对来说进步的方面。
　　 首先，蒲松龄在女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有人说《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艺术作品，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只是在个别篇目里存在有这样的意识，而且是朦胧的、少数的、稚嫩的。比如《婴宁》中爱笑的婴宁，把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不愿笑，甚至于不会笑的条条框框都打破了。她纯真无邪，不染尘世污垢，活泼爱笑，甚至敢于爬上树顶，在树上“狂笑欲堕”。在她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男女之大妨，也不存在什么笑不露齿的教条，连行新妇礼时，也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婴宁是作者最喜爱的形象之一，可见在蒲松龄的思想中是有一些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的。可就是这样一位“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的天性活泼的少女，后来因为惩罚西邻子，受到婆婆的严厉训斥，最后竟“矢不复笑”，即使婆母开导：“人罔不笑，但须有时”，她却“由是竟不复笑”。人的生命本相在封建礼教的严正规范之下终于不复存在。又如《侠女》中一向对婚姻有新见识的侠女最终还是为顾生留下了后嗣。可见对于女性意识觉醒，蒲松龄只是浅尝辄止，最终又将之纳入正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来，但即便如此，对于他这试探性的一步我们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其次，在《聊斋志异》中，还透露出这样一股新的思想气息，即为人父母应该尊重子女的意愿及其自主权利。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中，父母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利，有权支配子女，而子女只能服从。长期以来，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天经地义的信条，稍有违逆，就被认为不孝。蒲松龄则主张父母应当尊重子女在爱情婚姻上的自主选择。《连城》中的连城和乔生感情甚笃，而连城的父亲史孝廉却以乔生出身寒门、家境贫寒而百般阻挠，当连城病危，需要男子膺肉一钱配药，史孝廉亲自许诺“有能割肉者妻之”，而当乔生割股献肉以后史孝廉又反悔抵赖。在这篇作品中，表现了作者对连城和乔生爱情的同情和支持，让他们可以为爱情出生入死，对忘恩负义、出尔反尔、嫌贫爱富的史孝廉进行了批判。可以看出，蒲松龄在父母和子女关系上的通达和开明，是以情感和情爱为基石的，表现了作者一定的民主思想。
　　 再次，《聊斋志异》中女子择夫的标准有所转变，不再是讲究有权有势或门当户对，而是从感情出发，其中贫弱的书生大受青睐，还有痴呆者和性钝者。
　　 女子们选择这样的丈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打破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成为了男子的经济支柱，冯相如大难后无生路，红玉便“出金冶具，租田数十亩，雇用耕作”；狐女在万福贫而运蹇时出现，万福日用无不仰给于女；《翩翩》中的罗子浮亦然。第二，有生存于世间的本领。她们不怕男子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也不怕他们加以陷害，因为她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自我救赎，如《云翠仙》中云翠贤被母亲做主嫁给了贫穷懒惰的无赖，在得知丈夫因家中“贫不可度”打算将自己卖掉时，用自己的智慧同无赖周旋，最终使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还有丑狐、霍女、翩翩等都是相似的情况。但这些美丽智慧的女子不是仙女下凡便是狐女，并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女子，而一旦在某些篇目中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女子，还是要求她们谨守妇道的，可见，蒲松龄所能接受的限度也仅是在这些“不凡”的女子之间。
　　
　　 三
　　 我们承认《聊斋志异》中的确存在一些进步的思想和意识，但蒲松龄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一生醉心科举的下层文人，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是不可剔除的，因此，其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局限性也是必然的。
　　 首先，对“一夫多妻制”的推崇，主张“妻妾守礼，共享天伦”。
　　 在封建家庭中丈夫拥有对妻妾的统治权，而正妻又有驭妾的权利，因而，多妻的家庭若要求得和睦并非易事。蒲松龄虽然看到了这些，却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和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在他看来妻妾应当亲如手足，互敬互爱，和睦侍夫，而矛盾的产生则是由于这种“敬”和“爱”的失调。因此，蒲松龄一方面对那些挑起事端的悍妻妒妇进行改造，一方面又对妾进行设计，施以教化。他很看重嫡庶间的尊卑之序，强调妾们应当安于“本分”，不能炫美弄机，引妻生妒，更不能对正室有丝毫越礼行为。为此，他特意在《邵九娘》、《妾杖击贼》等篇中从正面为妾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然而，若要实现家庭幸福，仅有妻妾的和睦还远远不够，蒲松龄力求现实与梦幻的对接，所以当这些女子经过一番周折进入男子家庭后就必须履行一个家庭主妇应尽的职责。有鉴于此，他又在自己所钟爱的佳丽身上赋予了作为贤妾所必备的品格，不管她们是何种出身，也不管她们具有多大的神通，只要做了家庭主妇就必须满足男子的诸般要求：温柔、孝顺、善于理财、有延嗣之功。看来蒲松龄的主张是通过对女性的训诲和规范以保持一夫多妻家庭的和谐，他虽然对弊端重重的多妻制进行一番改良，但却不能找到这种婚姻制度的根本症结所在，而是以肯定“一夫二妻”的和谐生活为基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立场上。这就使得这类作品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倾向，既有肯定追求婚姻幸福的积极因素，又有美好妇女在婚姻中不平等地位的消极因素，从而暴露出蒲松龄在婚恋家庭问题上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