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两篇新闻报道，很受感动，一篇是《京华时报》的报道，说5年前就下岗的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另一篇是来自《国际在线》的报道，2012年7月16日上午，在杜甫江阁附近，一位72岁的老人在风雨中被儿女们“活祭”。暴雨中，长廊里围坐着几十人，一位身患重病头发花白的老人，披着一件蓝色雨衣跪坐在地上，身前搭着祭祀的台子，摆放着食物和香烛。老人面前，两个头包白布女子，正在捧香祭拜，其他几人则在发传单，给围观的市民介绍老人的故事，希望得到捐助。
　　 自己下岗多年，妻子患尿毒症，这样的遭遇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会备感无助。想到私刻医院假公章为妻子做“免费”透析的“损招”，实属无奈之举，廖某对自己身患绝症的妻子不离不弃，相对于许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景，如此行为虽然违法，但却让人感动。
　　 而“活祭”中的子女们，为了给父亲筹集医疗费用，放下尊严，顶着非议，在街头摆设“灵堂”“活祭生父”，我认为这同样彰显出一种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孝子的一片赤诚之心。
　　 看过这两篇报道后，都让我深受感动，只不过在感动之余，“假公章救妻”与“活祭”背后的“真问题”却更多地引我深思。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众所周知，尿毒症已成为继癌症之后的第二大疾病，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患了尿毒症的病人必须通过透析治疗才能活命。廖某5年前就下岗位，靠低保维持生活，平时开摩的拉活赚点生活费，经济十分拮据，面对患尿毒症的妻子，实在走投无路，这才想到私刻医院公章做“免费”透析。从这个角度说，廖某主观上并无恶意欺骗，事情败露后，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这个量刑标准是否有些过重？按照廖某自己的说法，愿意卖房退赔，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在判决时能否参照这些因素，从轻判决或者缓期执行？或者相关法律条文在修改时能否考虑“救人、无主观恶意”等因素，让从轻判决变得有法可依？
　　 而“活祭”的背后是否也涉及到相关法律问题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行为除了要遵守法律以外还不能够违背善良风俗，人尚活着呢，就已经开始祭奠了，这与死了的人才能够接受祭拜的风俗习惯是大相违背的。显然，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活祭”中的子女们也具有违法性。然而，在生命面前，他们却宁愿放下尊严，去违法甚至去犯罪，这是为什么呢？这就不能不引发我对他们的第二个思考了。当然了，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管是违法犯罪还是毫无尊严的乞讨，我认为在法律上都是值得同情与谅解的。
　　 其次，这两则新闻，折射出来的共同问题，其实都是在拷问我国的大病救助机制以及社会、慈善救助机制。廖某和妻子作为北京市民，按照北京市2001年下发的《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可按照个人负担医疗费用50%的额度给予救助，全年个人享受的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全年不超过1万元，显然远远解决不了透析费用。即使按照北京2010年6月出台的医改新政，可以按新农合报销55%的比例，但对于重大疾病、特困家庭而言，仍然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活祭”中的子女又何尝未向医院苦苦哀求过呢？这个时候，显然需要大病救助机制的帮助，比如重庆巫山的大病救助补偿年最高额可达30万元，陕西省农村合疗大病救助机制看病可以直接报销90%，这些都能能很大程度上缓解特困家庭患者的经济状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大病救助制度，只有部分地方进行试点。
　　 抛开大病救助机制而言，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的缺失也是一大现实问题。各地都设有红十字会、慈善会，但是一旦有民众需大病救助时，却往往很难申请到资金救助，或者存在申请门槛过高、审批手续烦琐等问题，因此，社会救助、慈善救助也应与大病救助机制一样，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尽早破解大病救助难题。
　　 此外，一枚假公章却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为活人将灵堂摆在街头，很显然，医院、民政部门、司法机关、卫生部门的监管、审查环节同样漏洞百出，倘若这样的公章不是假的，而是被手握公章的某领导利用，又该如何辨别真假？因此，这同时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只认公章不认人的做法是否对公权力的膜拜？类似的情形也许并非只有医院才有，其他部门是否同样存在？尽管廖某出于救人的目的违法，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监管缺失导致巨额医疗费用流失，是否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活祭中的子女，行为虽不可取，但有关部门如在制止的同时，能够更深入的思考一下，相信事情的结局也定会是另一种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