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悲剧，既是文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研究这个悲剧，也许能看到文化人的方向，找到文化发展的方向，社会前进的方向。
　　
　　 [文化人之根]
　　 小说以满怀深情的笔墨描绘了小城的地理风貌、人文景观、市井生活，呈现给读者一个文化质感独特的时空，这是小城文化人的家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未曾挪移。这个叫做咸余的小县城，背倚见证过古今风云的终南山，染得巍峨雄伟、深邃高邈的终南山的大气与灵秀；毗邻曾经举世闻名、文化灿烂的汉唐故都长安，沐浴过秦风汉雨，熏染过日暖玉烟，血脉里流淌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在作者笔下，终南山里有道观，有寺庙，有隐士，有高人，县城里的文化人，想去的时候，抬脚就到；小城历史上出过的文人雅士也不少，唐朝的诗人也曾来游湖赏山，王公贵族也曾来射猎宴饮：它是被中国固有的儒释道文化空气环抱着的。因此，便是街上卖醪糟的老人、家里只管做饭洗衣养孩子的农妇都有着他们固守的礼义人情。文化人，或登高涉水，吟诗作赋，或布棋论茶，谈玄说道，或笔走龙蛇，挥毫泼墨，或醉心于地方戏的创造，或钟情于自然人生的哲思，他们享受着小城的自然、人文风景，深深地植根于这片肥沃的土壤。他们在悠久的历史与神秘的自然与儒释道的文化中，成长，结晶，乡土情结、家园情怀、忧患意识、自由因子都化作他们的血液，随生命运转，而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痛。
　　
　　 [艰难的生存环境]
　　 小城积淀了几千年文明的营养，却也封闭了几千年文化的污垢。这里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而官场依然是那个运行着潜规则的官场，文化人经历着如同历代文人一样的痛苦抉择——仕与隐。除却像梁平安之流“求田问舍”的平庸之辈，那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有志之士，都想要大展宏图，革故鼎新，为官一时，造福一方，却发现抬手举足，处处碰壁，腐朽黑暗如泥潭，竟连自己也拔不出来。务实的县长吴俊超被好大喜功的县委书记马瑞龙成功排挤，曲天宇整治黑网吧、为农民讨薪，反得罪上级，被双规。小说中文化人的抱负与挫败、激情与迷茫、斗争与妥协、逃避与牺牲，官场的规则、文化，竟与千百年来的历史惊人的相似。文人经历着孔夫子和庄周的矛盾，仕隐之艰难抉择：弃独立之人格，顺应官场潜规则，可以步步高升；排斥巴结逢迎委曲求全颠倒是非惟命是从，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们时时想要逃离，又被屈子情怀、夫子之志牢牢拽回了。这正是小城文化人的纠结人生、痛苦人生。
　　 同时，小城又被商业的劲风吹动，不再安枕闲适。黄全星的遭遇，董奎的演艺场，县城的网吧，金钱至上、娱乐至上的价值追求动摇着文化人的操守和原则。想要保护地方特色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文化局长曲天宇，面对以董奎为代表的靠文化谋利、借文化发财，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文人真商人，是那么势单力薄；县城里背靠大树的黑网吧，为了赚钱，罔顾人命。黄全星的画作没有商业的运作，无法像大城市的平庸画家那样名利双收。以吴俊超、曲天宇为代表的文化人，因为有思想，所以有是非；因为有追求，所以有孤独。在商业大潮中，清洁正直的他们既不能顺势而下，捞取令多少人眼睛发亮的金珠银币，更不能以微薄之力对抗汹涌而来的谋利之徒。他们注定要被摧折，甚至被冲毁。
　　 这就是小城文化人的生存环境：政治挤压利用文化，商业嘲笑戏弄文化，世俗远离误解文化。文化人如同小城的孤魂，被身体拒绝，在夜空中哭泣。
　　
　　 [出路何在]
　　 在这样的困境中，文化人竭力挣脱它的束缚，又眷恋着这样的文化，该何去何从？
　　 小说的结尾，诗人席常农走向山野，县长吴俊超彻悟出家，文化局长曲天宇寄身于写作。这看是消极的撤退、无奈的逃离，但何尝不是一种交出权力物欲换来的清醒与自觉守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的历史参与意识和执着固守自我、追求独立人格，这两方面的力撕扯着文人。当然，文人抑或可以突围，寻求庄子式的逍遥、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但文化如何突围，如何突破官本位的崇拜，如何引入多元的价值取向？说到底，这还是也只能是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所以曲天宇的抗争，显得尤为可贵，且令人振奋。
　　 这是作者倾其心血塑造的一个人物。这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蜕变的人物。无论在个人情感还是官场政治方面，他是一个有追求又有反思，有欲求又有自尊的人物，是一个偶尔迷茫又始终清醒的人物。面对强大的政治势力，他曾有所让步和妥协，但他有自己的底线，到退无可退时，愿意拿生命去捍卫。曲天宇的绝食，无疑是这部小说最震撼人心，也最感动人的地方。他带给敌视他的人以猛烈的回击，使他们胆颤；他唤醒拥护他的群众无限的勇气，使他们自发地站出来为他喊冤，为他奔走。虽然他昏迷不醒地躺在那里，却搅动了整个咸余县城，也惊动了省城，这无形的力量带给我们巨大的冲击，不能不使人重视。这个人物的塑造，既真实自然，又超越决绝。这正是小说的命脉。曲天宇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化的突围，更应是文人自我的突围。突破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突破明哲保身的幻想，突破要走中间道路的投机想法，突破寄希望于圣明上级的幼稚想法，寻找到自我的独立价值，自我救赎。
　　 文化与政治似乎天生就水火不相容，文人和官员自然相龃龉，文人的位置本不在官场，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回归自然，回归文化，专注于文化的探索。
　　 文人的价值不在于做清官，做好官，而在于为人们寻找有意义的方向，为人的灵魂探寻终极的家园，让漫漫长夜中苦行的人类看到不灭的希望。苏格拉底、尼采、卢梭、伏尔泰、老庄、孔孟……他们的名字万古不灭，而曾为官做宰烜赫一时者还有多少被人记颂？拥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文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开明社会的标志，也是文人自身价值之所在。
　　 在这样的社会，官本位基因的遗传，直传到二十一世纪，其间竟没有突变。在这样一个功利的时代，文化人随波逐流，哑然失声。《小城文化人》的出现，及时带给我们沉重的思考和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