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出版的各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很难找到八岔村的名字，因为它太小了，只是个黑龙江下游江边的一个赫哲族小渔村。后来这个小渔村却非常出名，可谓名驰中外，因为1969年7月8日，发生了中苏边境的“八岔岛事件”，7月9日我外交部发表的“抗议”中，提到了八岔村。
　　 初识八岔村是1961年6月，我和佳木斯电工厂的6名工友来到八岔村参加渔业生产，为厂里搞福利。来时黑龙江正发大水，八岔村20几栋泥草房全泡在水中，村里的妇女老人孩子，已撤到离村5里的沙岗上住帐篷，村里人去屋空。男人们住在一艘大驳船的舱下。泥草房长期泡在水里，有的没等水撤就倒塌了，所以我们到八岔来打鱼，干的活儿首先是人手一把镰刀去打草，准备撤水后抢盖几栋拉合辫泥草房。
　　 提起打草，可以说出师不利。我们在一片还有着浅水的草甸子上，挥汗如雨地打了半上午的草，我厂来的蔡学奇突然割倒了草上的马蜂窝，马蜂倾巢而出扑向蔡学奇，他一面扑打一面逃跑，马蜂穷追不舍。老渔工大喊：快找草堆趴下别动！老蔡撅着屁股把头扎进一个草堆里，几分钟后马蜂飞去，一看老蔡，已是嘴肿鼻子歪不成孩子样了。自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割草，那怕是有一个昆虫飞起，也误认为是马蜂，吓出一身冷汗。
　　 我在八岔村生活了两年多，吃的是当时难得的天下美味—鱼，住的几乎是原始的居所—地窨子、马架房。最大的收获是，由一个门外汉，练就了一个成熟的打鱼工，还结识了一位曾获得一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抗日勋章的赫哲“莫日根”（赫哲语：英雄），为我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
　　 1963年，八岔村里的老户——赫哲人，闹起了退场回社，这样，我们这些农场后派来的人，只能打起行李走人，去离八岔30里的上游王家店，另建渔业三队。而原为渔业三队的八岔村，摇身一变，成为当时的同江县八岔赫哲族自治乡。
　　 分家后第一次回八岔村是6年后的1969年，也就是“八岔岛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渔场选出我们12位基干民兵身背钢枪，伙同农业一连一个武装班，连夜徒步赶往八岔村驰援。那时，勤得利通往八岔没有道路，我们在一片荒草甸子里拉荒前进，近百里的路程到第二天的黎明才赶到。
　　 这次回八岔村，给我的印家是江山依旧，只不过是多了两栋砖瓦房，一栋是乡政府的办公房，一栋是边防部队的营房，成为当时八岔村的两个亮点。
　　 距初到八岔村的50年后再回八岔村，纯属偶然，3位北京知青重回农场，要上八岔岛看看他们的捕鱼旧地，路过八岔村时，他们突然想起在八岔岛捕鱼时，与八岔边防部队结下的相辅相成的革命友谊来，要重访边防部队，使我这个陪同者意外的获得了一个重回八岔村的机会。
　　 其实，还没有登岸我就被眼前的气势震憾了！八岔河流经八岔村时，是一个弓形的大甩弯，八岔村座落在弓背上，对面是八岔岛的一片沙滩，每年涨水期，弓背上的陡塄土地便大片大片的塌方，逐渐蚕食这八岔村江边的土地。现在，这弓背的江岸，已砌上了由青石组成的十里长堤，八岔村已解除了被蚕食的后顾之忧。
　　 登岸一看，目瞪口呆，八岔村已退距江岸一里之遥，一条水泥大马路直通村街，村街两旁还有笔挺的路灯。房屋几乎全是砖瓦结构的，其间还有几栋民居楼。我早就听说，这些民居楼是国家民委为改善赫哲族居住条件，拨专款兴建的。我知道，国家民委和省民委，为支持这个民族的生产建设，没少关照。我想，这是他们当年退场回社得到的最大实惠。
　　 边防站已不是当年那座砖瓦平房了，被一座威武的楼房所代替，楼前还有个像模像样的封闭大院。
　　 向门岗说明情由，那位战士说，上级正在检查工作，今天谢绝接待。于是三位北京知青与他攀谈起来，说他们当年来边防站如同家常，边防站的饭菜也没少吃。可那哨兵执意不让进院。这时过来一位少尉军官，问明情由，很客气地说，很是对不起，今天确实情况特殊，实在不能接待，要不老朋友来了，指定招待你们吃饭。真是太对不起了。话已至此，我们只好走人。
　　 遗憾的是，匆匆回八岔一次，竟没见到一位熟人。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我上前搭话。他说是后调来八岔，在邮局工作。问他几位老人，他回答都死了。我感慨八岔村变化之大。他说，如今的赫哲族，渔农并举，又有优惠的少数民族政策，家家都富得流油，变化能不大吗？
　　 匆匆与八岔村一别，我不断回首张望，我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村里肯定会有我的老相识，那时再与他们促膝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