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获奖演说，无疑正回应了网络文化人对此事件（获奖）的认识。获奖只与个人有关，果真如此吗？
　　 “居住在山中”和“在山中居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永久的，后者是临时的。而我就在这两种状态中生活。当城市人周末渴望到乡下散心的时候，正是我回归城市的时候。写意的时候，我会自豪的对自己说，到乡下散心五六天也是快事，不写意的时候也会抱怨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奔波。当然，最多的心境是一种责任和逃避。前者是职业的使然，后者是一种情绪的使然。
　　 在来来回回的奔波中，我在路上，穿越城市的喧嚣和乡村的旷达，忘却灯红酒绿的靡靡之音，再次寂寞的倾听蝉鸣鸟语，转圜中自我被重新定位，精神的世界也从此在转换中更新。是的，城市人渴望回归乡土，乡土情结说到底还是一种情缘的难以割舍，相对于城市人的陌生态的人群关系而言，乡土就代表了一种亲近。这是心底话。
　　 当时代的浪潮在中华大地旋起新的移民潮的前提下，乡土中国正在以前所没有的速度崩溃。劳动力正以决绝的方式离开乡土，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正以奇特的方式看待乡土。他们离开了，也回不去了，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我在乡下教书，几十年了，而我教的学生大抵百分之九十就这样离开了乡土。这里有三峡大移民的因素，以及在高山移民、城镇化大运动之下，还固守在乡土的已经是少数了。而那些移民，他们或者真实的成为城市人，更多的是游走生活在城市和乡土的边缘，成为新时代的夹生人。城市的文明建设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而城市的文明进程却在排斥这些生力军。没有走出大山的除开最后一批年迈的老人之外，就是留守的儿童的世界。时代巨变的现实让乡村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变得更加的沉重起来。
　　 真正深入乡土生活语境的文化人，寥寥可数，更加上文学已经被边缘化，成为贵族中的贵族；我们还有什么乡土文学的根呢？
　　 代表一种乡土文化的莫言终于凭借乡土中国的叙述写作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凭借的小说故事原本就是数十年前的乡土故事，这种故事适合中国文化的土壤，尽管在故事中展现了乡村中国的情景和中国乡村的个性本质。但是，事实上和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比较起来，西方文学视野里的中国并没有走多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尽管相距八十多年的时光……
　　 但是，这不是现实的中国，也不是中国当下精神的艺术体现……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以扭曲的形式关照中国的农村，和农村体现的文学形象——毕竟，现在的中国乡村既不是陶渊明的“乌托邦”，也不是莫言笔下的“红高粱”……
　　 请对比1938年版和2012年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中国的这种成见。比如1938年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的颁奖词：“赛珍珠又一次告诉人们……她与中国人民一起饱经沧桑，经历了好年景和饥馑的年景，经历了血腥混乱的革命以及狂热且不切实际的改革。与她所交往的既有知识阶层，又有处在原始状态的农民……在这部小说的许多问题当中，最严重最悲惨的就是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对比2012年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中国作家最喜欢故事，故事和故事之间除开故事却没有心的创新，这正是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创新不足。事实上有专家对此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之所以有新意，新意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叙述的语境的革命。这种语境和心灵的状态第一次弹射出来，立刻成就了莫言的风格。如果说莫言有凸出的超越同时代的作家而言；那么，这个贡献就是莫言式的——对中国乡村的非典型的一种宣泄。
　　 这种宣泄一直延续到颁奖大会上，他继续演讲他的中国农村的故事——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我们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毛泽东时代标准像式的理想化公民。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与共产主义呈现在海报上的幸福历史不同，莫言取材于民间故事和神话，用他的夸张和戏仿描述了一段过去，严厉而令人信服地对五十年来的宣传做了修正。”（颁奖词语）
　　 在斯德哥尔莫的演讲中莫言继续讲故事，讲外婆的故事，讲女人的故事。讲乡土女人的故事。这本身就难得。没有如此生活积淀的经历，是不可能有如此鲜活的故事产生。所以，他的作品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是两种不同方向的乡土中国和中国的农村，但是农村既没有陶渊明模式的那种逍遥，也没有莫言式的那样荒诞。小说自然是一种愿景的方式变现生活，表现生活的典型性，尽管抗日战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影响中国农村，但是不代表中国农村的常态。在30年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化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抹杀农业文化给予我们民族的丰厚的历史和精髓，至少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的祖祖辈辈们以一种东方的模式和态度对待生活和生活的方式——而对于农业社会中农民的个性品质的极端个性不能代表中国农民的状态。还是在延续着“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鄙夷的偏见的思潮。而我们往往忘却中国正是农业化社会帝国的缔造者的历史作用。我们只看见“封闭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自给自足而缺乏合作精神；与世无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而缺乏民主意识；重视体验而缺乏理论指导；追求平均而缺乏进取精神等。”而完全没有看见“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优秀品质和对华夏文明的卓越贡献……
　　 翻开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历史，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沈从文的《边城》，再到莫言的《蛙》这些故事延续着文人境界的乡土中国。而事实上，这种中国非真实的乡土中国，中国总是以一种文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一种乌托邦的愿景塑造着一个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的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
　　 这是莫言式获奖最大的悲哀。
　　 2012-12-16修改于三峡的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