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有“冬读经，夏读史”的说法。我没那么多讲究，只是逮着什么读什么，什么有趣读什么。长此以往，虽然我的读史兴趣甚于读经，但也没认真研读过。对任何抽象的理论之类都不感兴趣，包括“经”，也是由来已久的事。史就不一样了，它是形象的。但我除了翦伯赞的《中国通史》和一些史料或史学著作外，二十四史也只偶尔翻翻，有时就把它当工具书，竟没认真通读过。前些时日有了读的欲望，《汉书》连着《史记》读了很多，还想写几首古风，以效先贤们的《读史》，但又放下了——失了兴趣。更为不堪的是，我发现我有牢固的“忘性”，这对于我重学经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索性仍依旧例：全凭兴趣和机缘。
　　
　　 读史，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我觉得如不是治史，大可不必过于讲究，但小处还是可以留意一些。
　　
　　 其一，“实”与“论”。“史实”自不待言。“史论”，就是读史读出来的说法。当然，那是读史人自己说了算，诚如见仁见智。但，我不大喜欢史论。即使皇皇如《史记》者，那里边的“太史公曰”虽多精彩之笔，我以为仍在可说可不说之列。因为它不可能不影响读者客观地读史。然而太史公有着强烈的“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思想”，这也是没有法子可想的事。我手头放着《史记》，随便一翻《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这里边有“上天垂象”，有判断，有假设，有抒情，有结论。其情激越，其文斐然，能不惑人乎？然而，他说得对不对呢？真真是别论以当。因为朝代更替，除了其它原因，往往是君王责任在前，而“贤人”“乱臣”责任在后啊。
　　 至于“序”，则当然的史论，充溢着太史公强烈的诠释史实的愿望。比如其《六国年表序》，就引发了我一个有趣的史实比附：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这是在写历史么？这是不是上古以来的“巫文化”对太史公的左右呢？“盖若天所助焉。……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算不算一种必然的历史规律？透着一个“怪”字。因为我爱读杂书，所以读到这里一下子勾起我一个记忆：我十几年读过一部有关“预测学”的书，其时，也曾对邵伟华的“四柱”推测法有过相当兴趣。那里面对解放战争所以共产党成功，就有这占领西北之说。大意是，蒋占东南而不是西北，故败相已露，及至共产党于抗日后十万大军下关东，尽管微不足道，但已兆蒋介石之“必亡”云云。我想，他的灵感肯定来源于《史记》。当然他也按五行八卦推演了一番。
　　 就是在“世家”、“列传”中也不乏其例。我为太史公叙述“史实”的手段喝彩，也很喜欢他的“史论”。但总觉得“史论”应是读者“读”出来的，作者的结论不如不说。当然我不能以我之好恶苛责古人，而况我也不“恶”其“论”。所以，史与史学实在是两回事，读史就是读，“学”而后生焉。刘知己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我以为是不错的。
　　
　　 其二，“文”与“事”。晋人华峤说《史记》：“迁文直而事核。”鲁迅先生说《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者就“文”和“事”而发，后者也是就其“事”与“文”而发，只不过前者似稍嫌贬抑，后者则更事赞扬。“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史书所以被人们称道的，是个人撰写和编纂的。我记得一位学者说，如果不是为了研究，读史还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资治通鉴》为好。原因是个人写的或编纂的，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文采。对此我只有同意的份儿。后边的史书有如机器制造出来的一样，了无意趣。我们读《史记》，总有一种激情，文气沛然，那与官修的就是不一样。比如我读“李将军列传”，总有读悲剧英雄的感觉，如果再读一读《报任安书》，从李广到李陵，再到太史公之遭遇，那激愤之情也油然矣。当然也就有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浩叹，足令英雄伤气。其感人处真非其它史书可比。噫，文之于事，大矣哉！
　　
　　 其三，“事”、“文”、“义”说。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据此，于“文”“事”之外，圣人又加了一个“义”字。何谓“义”？即指通常的“扬善惩恶”，从而使得“乱臣贼子惧”。这是孔子改编《春秋》的根本目的，一仍他老先生一生所行：教化也者。故太史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就是写上，削，就是不写。他还说：“《春秋》以道义。”我觉得，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那就是“道义”说了算。这个“义”无非是“善善恶恶”式说教，与“论”大同而小异，故也在舍弃之列。然而说句公平话，《春秋》作为“史”的功能本来就不如“经”，因此，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明孔子本意不在治史，而在于治世。因此也才有后人说的“春秋笔法”。
　　 在读史的问题上，宋人的方法论很多。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存亡之理。”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统体，盖谓大纲……。”我以为他们还是在那里定史“论”，或作“史观”，不足为法。
　　
　　 中国的历史太长，史书太多，史又与经融合在一起（早时的《春秋》，晚时的某某书、通鉴之类，都以教化为其主要功能），因此“论”也太多。我倒是倾向于读史从“小处着眼”，关注点在人物，人物在命运，命运在情节，情节在纠葛。至于他是英雄还是流氓，是“创造历史”的还是“阻挡历史车轮”的，只要那“事”感人，就“快哉”。当然仅凭二十四史恐也简陋，需多参照稗史笔记——如此，历史就可以越读越“厚”，越读越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