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一位88岁黄姓老人12月4日去世。12月7日至12日，其子女在自家办的兰花宾馆设置灵堂，摆放花圈几百个，并雇请50名抬菜工和40余名厨师、服务员，办6天流水宴，总共不下2400桌。每天挂礼的人很多，最少100元，多则2000元，一般为200元至500元，估计收到礼金最少为60万元（12月17日人民网）。连续6天2400多桌丧宴，不仅仅是地方官员的私事，而是涉及党群关系的公事和大事。在吸引眼球的同时并不能博得喝彩，反倒更像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扇了自己的耳光。如此大办丧事，这是败坏党风的腐败行为，有损干部的形象。中纪委早在1989年颁布《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利用职权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黄姓的六个子女都是国家公职人员，有的身居要职，办如此隆重的丧事，是无视党纪国法，理应受到党纪政纪查处。
　　 永善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的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教肓资源落后，文化设施匮乏，人民群众还在为温饱而奔波忙碌，许多农民连起码的温饱都尚未得到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公职人员丧事大操大办的事例，确实令人费解。普通人家，谁都办不起这样的丧宴，黄家能操办2400桌，说明他们这一大家都很富有。即使一桌以花费500元计算，也要花费120万元。这可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如果按媒体报道收到60万礼金属实，不但落不了礼金，还要倒贴60万元。对一般民众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我认为黄家这样奢侈地大操大办丧事，既不排除死者子女的主动敛财动机，也不排除可能主观上不是为了剑财的愿望。
　　 中央政府很早就把移风易俗、推行火葬、反对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作为殡葬改革的重点，提倡文明、简朴、节约的殡葬礼俗，反对大操大办。作为供职于党政部门的公职人员，理应带头认真贯彻落实殡葬改革的政策和相关规定，率先垂范，为群众做出表率。可黄家公然违反规定，大操大办丧葬，想追求奢侈豪华来达到光宗耀祖的效果，污染了当地的社会风气，遭到了很多民众的批评。黄家明知是不容许的，为何还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摆谱造势，摆家族兴旺的谱、摆权势地位的谱，好显得与众格外不同。借办红白喜事之机，大造声势，唯恐下属部门单位不知道，生怕同级单位不知情，他们造的是官场的势。如果所收礼金不只60万，或者翻了好几番，那就要另当别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就不是纪律处分能解决的，司法机关将可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其定罪处罚。
　　 原来黄家子女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老大黄家翔是昭通市检察委员会委员，曾出任镇雄县检察院检察长，老二黄家瑜曾担任永善县卫生局局长，老三黄家明现任永善县兰花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支部书记等职，老四黄家林是永善县公安局副政委，现任公安局右岸分局副政委。老五黄家权是当地党政部门司机，老六黄家贤这个女儿在计生部门工作。6个子女中，可谓是官商通吃，有权有钱，办这样的宴席当然不在话下。如果这样的丧宴是在当地的寻常百姓人家，我们定会为老百姓的富裕和社会的祥和而倍感欣慰。然而，当这样的豪华丧宴出自于当地“官门旺族”，我们不妨要问，贫困县干部家庭为何这样富有，老百姓质疑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普通百姓与官门旺族在丧葬上的天壤之别，使得这些以特权一手遮天的党政领导干部，离老百姓越走越远。如此腐败行为，除了让民众感到丧事风光之外，更多的是增加了民众的排斥甚至敌视。清正廉洁的公务人员，何以有如此多的钱大操大办？这么有钱，是不是说明了公务人员灰色收入颇为可观，这么多的灰色收入来路肯定不正，这又倒映了体制内的监督存在死角。
　　 逝者黄宝华是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生前不曾在政府单位供职。按正常程序，他去世后断然享受不到如此风光的待遇，媒体也不会这么大肆报道。显然，他沾的是儿女们特权的“光”。因为按永善县政府规定：当地县城的居民死后，都要按规定送到慈安堂去，“简简单单”办理。再看黄家的丧事，以6个孝子名义发的讣告，张贴在昭通市永善县城街头巷尾的公示栏上，实现了无缝覆盖，这比在媒体上公告的力度还要大，因为媒体还存在盲区。这哪里能看到半点悲伤的影子，几乎成了唯恐天下不知的大喜事。特别是一百多辆送殡车排成长龙的壮观场面，一眼望不到头，且大多数都是公车，当地老百姓羡煞不已，公开感叹的说：“还是当官好啊，可以把政府的丧葬规定不当一会事，搅得四邻不安，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更多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官员明知是腐败作派，也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得罪黄家。就连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也非但不予制止，反而公然支持参与其中，真是令人疑惑不已。
　　 只有“一家为官”的家庭，才能造就万人赴宴的大景观。如此大排场的葬礼是对权利的炫耀，更像是通过葬礼对权利的点头哈腰和有求必应。据报道，“昭通市人民检察院、中共永善县委、永善县人民政府、永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善县公安局右安分局全体民警、永善县国家税务局、雷波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等，这些部门也都送了花圈，当地党委、政府、司法等实权部门的现任或前任主要官员，都前去进行了悼念，可见黄姓家族门第显赫。“一家为官”，透出了对权力的崇拜，万人赴宴更是对权力的媚势。这种现象势必影响着更多的人挤进公务员队伍，削尖脑袋去当官。万人赴宴做给谁看？逝者已经看不到，当然是做给民众看的，可群众很不满意。据当地群众反映，逝者灵堂设在兰花宾馆内，晚上十点半，宾馆大院传来法师们“作法”的锣鼓声。连续五天不仅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作息，更是无视党纪党规。作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样的榜样，影响的不仅仅是干群的关系，更是令老百姓深深的失望。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父亲去世，儿女操办丧事尽孝，摆上几桌宴请亲朋好友，为老父亲送完最后一程也是人之常情。但孝有真孝、假孝之分。象黄家这样大张旗鼓、威仪哧哧，不仅十分罕见，而且令人嗤之以鼻。表面上看，似为真孝。参与者超万人，丧宴达2400多桌，确是风光。但风光之意不在父，在于借父由头敛财。黄家在宾馆特地设立了两个收银台，由自己人负责收礼金，公众有理由质疑，黄家大操大办葬礼涉嫌权力寻租，存在以办丧事收礼敛财的嫌疑。众所周知，一般亲朋好友礼尚往来，那是赚不到钱的。但官员就不同了，官员大操大办宴席往往不仅仅是为了面子，可能还蕴藏更复杂微妙的因素。黄家在掌握的公权中，或者早就放出了不少春风，只等时机成熟就收夜雨。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借公检法、或者卫生局长的情，借吊唁之机送钱还“情”来了。这样送来的钱是不需要还的，那是这些人早得了利心甘情愿送来的，平时没有适当的机会，这次正是时候。即使以前没有交情的，那些还想调动单位、还想换工种、还想继续升职等等，都刻意讨好官员，自然借机前来送礼“买好”。“礼尚往来”便披上“人情”的外衣，在葬礼上的人来人往，钞票打捆，使受贿之嫌尽数漂白。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党员干部，更应该带头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借机敛财的事更是“做不得”。“生前尽孝厚养，身后文明薄葬”应成为每个子女对待老人的新风尚。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常回家看看”，多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多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尽心奉养，做好亲情融洽。去世后，节俭安葬入土为安，对于身后事的操办俭朴一些，老人们肯定是理解的。为何我们的官员不能带头移风易俗从简操办呢？还是当地群众说得好，这骨子里，还是以检察长、局长、董事长的头衔，借机发财。以父丧之机而谋私敛财是假孝，不仅丝毫显示不出几个子女对先父的尊敬和爱戴，反而因为充斥其间的权利和铜臭味，让孝心大打折扣。想必其先父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心安理得，更不会安宁。
　　 当事官员到底收了多少红包、其个人是否违纪等公众强烈关注的问题，尚待纪委的调查落实，但请吃送礼、大操大办等不正之风必须立即刹住。遏制官员请客收礼之风，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因为，权力具有内在的腐蚀人的魔力，官员请客收礼并非是一种单纯、孤立的官场现象，除了一些官员价值观、权力观错位，以及作风专制等因素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权力缺乏制约。有了权钱交易，才有经济实力去请客收礼。有鉴于此，就要求政府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完善干部监督制度，从根本上斩断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链条。只有建立配套的问责机制，有关部门能做到积极主动地调查处理，才可能让官员真正怕起来。
　　 早在2008年10月，云南永善县公安局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嫁爱女，喜宴规模600余桌，参宴人数上千。媒体披露此事后，阙隆宽被撤职，参与记账的县民政局局长姜光容(阙妻)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礼金予以收缴。如今，同样是在云南省73个重点贫困县中位居第十四位的永善县，4年后又出现“阔人丧宴”，不得不让人感叹官员前仆后继、大操大办的“坚强决心”。这说明我们的监督、制裁很不到位，这是官员请客收礼现象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官员请客收礼问题，有关执法部门长期以来都是宽容处理，只将它看做“生活小节问题”，大多是在被媒体曝光后才介入调查，而日常监督却形同摆设。更何况，就是处理的结果也是不痛不痒，起不到震慑作用。这种观念长期潜移默化，就会使官员对请客收礼问题心理负担很低，从而助长了一些官员的嚣张气焰，让有关干部纪律要求的文件成为一张废纸。
　　 政府官员借丧事活动敛财、挥霍，用权力支撑的大排场的葬礼，本身就是一封民意的举报信。官员带头大办丧宴，让老百姓情何以堪？“穷庙”里咋有这么多的富方丈，需要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应该好好查一查葬礼背后的权钱交易问题。不能让权利的葬礼，成了行贿受贿和搜刮民资民膏的取款机，更不能让权利参和的葬礼污染了官员的操守和政风、党风。在党纪的三令五申下，身为政府官员的黄姓兄妹大办丧宴，将党纪党规置于何处？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完全是对党的纪律漠视，对国家相应的制度政策的公然挑衅。唯有对敢无视党纪国法、顶风操办的党员干部依规严处，方可整治大操大办的歪风邪气，引导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
　　 2012-12-1722: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