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在我已满48岁时，收到我初中时班主任董瑞洲老师的来信。老师的信中说：
　　 “收到你的信我看了两遍，脑海里立刻显出你的形象：你个头较高，坐在教室的后面，衣衫朴素，文质彬彬，对人有礼貌，不笑不说话。你不仅功课门门好，而且，操场上赛篮球，你是前锋，投篮很准；西海勤工俭学推食盐，你的车载重最多；南海大炼钢铁淘铁砂，你是表率……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清楚。你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我得力的助手，是班级的骨干，你是一名真正的‘三好’学生……”
　　 读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为着老师的奖赏。为了迟到的“三好”生荣誉。为着那段辛酸往事。
　　 1959年我初中毕业时，经过全班反复评选，我成为得票颇多的“三好”生预选名单中的一员，只等校部审批通过了。几天后的傍晚，同班女同学王凤莲偷偷把我叫到无人处，小心翼翼地说：“老智，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的三好生校部没有批准。”
　　 这消息虽然使我失望，但尚能沉住气，便回答说：“不是就不是吧，三好生毕竟是少数。”可那女同学又吞吞吐吐地说：“可是……可是……”我心里一惊！便催她说：“有话你尽管说，我挺得住。”她抬头瞅瞅我，嗫嚅地说：“你可要沉住气。听说，听说你的操行品德由甲等降为丙等了。而且……而且还有个‘崇美’的结论。”
　　 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信能成为“三好”学生的我，竟一下子成为劣等生了，而且还有那么严重的政治结论，加上我不光彩的出身，我这一生……
　　 我的心就像暗下来的黑夜，看不到一丝光明，终于挺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王凤莲吓坏了，忙推推我说：“你不要哭了，千万不要出卖我。”
　　 董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等我哭够了才问我原委。我却反问他：“董老师，你说句真心话，你看我的表现如何？”老师答：“同学们对你的评价很高，这你是知道的。我原给你的毕业评语在这里，你可以看看。”我把手一挡说：“老师，我不看了，我真是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操行品德为什么降到丙等？而且……”
　　 老师忙问：“是谁对你说的？”我当然不会出卖那位好心的同学。见问不出，老师叹口气说：“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我问你，假期回村时，你对人讲过美国核试验是怎么回事？”
　　 我想啊想，终于想起来：一次，在村民们面前，我的确把地理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美、苏核试验情况学说了一遍。大意是：美国某年某月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便大肆吹嘘威力如何如例。可不久苏联在海上也成功地进行一次核试验，其威力大大超过美国云云。
　　 老师听罢说：“这哪里是‘崇美’？分明是‘崇苏’。你先回去，我会把问题弄清的。”
　　 老师在来信中接着说：“提起毕业时你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知道什么是‘崇美’？我到教导处、校长室多次，要求去掉这顶害人的帽子，可领导不同意，说这是村里给下的结论。于是，我两次去你村，找在场人了解情况打证言，找支部书记、找贫协主任……最后终于否定了‘崇美’结论，按我的意见给你下的评语。”
　　 这内幕我走出校门也不清楚，只知道我的品行等级得到更正，那是老师起的作用，却不知费了如此周折。
　　 我在回信中说：“老师，上班后我按你临别赠言：‘踏踏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的教导去做，曾多次评模范，当先进，又入团、入党、提干。无疑，这些都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可20多年后，老师给我送来的迟到的‘三好’荣誉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却使我的激动大大超过了前者。它使我消除了学生时期脑海里留下的一片阴影，化解了内心深处的一个冰点。请让我真诚的说一句：董老师，你永远是我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