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上，散文总给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蛊惑，朝拜者蜂拥而入室者寥寥。许多年来，散文总是跌跌撞撞地前行，它长期被拘囿于个人生活琐事及人生常态的狭窄视界，以所谓“小感触”、“小体会”、“小哲理”之精致见长，大多数散文作者只是闲来信笔勾划了了或偶有感触系之笔端，遂称之散文。于是，当代散文在“散”的同时，极力在用词、构句和篇章结构上讨巧，以精致细腻的语言和出乎意料的形式，甚至是在情感上进行悲喜夸张来赢取读者的瞩目。这似乎成了散文某种不可言喻的规范，左右着大多数散文作者的笔触和目光。所以，尽管散文创作风生水起，但真正能被冠以“散文家”，并享誉海内外的作者并不是很多。
　　 然而，散文世界并不是一片忧郁的风景，也不是一帧黑白照片，其中充满了刺激和兴奋，甚至不乏深湛和厚重。从钱钟书、唐德刚到余光中、李敖，更至于余秋雨等，他们都在散文的履历表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代，影响颇大也最为人们所推崇的散文名家，当属余氏二雄——台湾的余光中和大陆的余秋雨。无论在散文气质还是散文所宣泄的情绪方面，二余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一致。
　　
　　 一、余光中和余秋雨各自的主体心态及其散文的地位
　　
　　 “文学奇人”余光中，在海外，被公认为文坛领袖。他生长在罹乱的大陆，解放初辗转香港，后赴台湾，曾留学美国。他经历了大陆的烽火，也熟悉港台的海潮涛声，也曾驾车纵情于美国西部的大草原。从太平洋此岸到彼岸其间万里空间为他驰骋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既是他人生阅历的广度，也是他学识跨度的证明，从中国的母体大陆到异国他乡，屈原、李白、苏轼、华兹华斯、惠特曼、叔本华、朱光潜等众多的大诗人、大学者，肥沃了余氏的大脑，他的笔和他的文章。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余光中的散文以富于独创性知名于世。他的散文兼擅感性与理趣，将传统和现代融于一炉，气魄宏大，想象富瞻，笔力雄健，风格华美，其非凡的文体创造能力和卓越的创作技巧，对当代散文创作影响巨大，被誉为“台湾文坛三大重镇之一”。
　　 在大陆，散文创作有了更高意义上的突破和勃兴，它逐步突破了功利化和煽情的局限，种种新的可能性被散文作者们在实践中开拓出来，而余秋雨开创的“文化散文”在现代散文新纪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就以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被称作“大陆当代散文的重镇”。
　　 作为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者，历史的影影叠叠给了余秋雨深沉和阅历，使他同时思索着几重人生，感悟到某种超拔于琐碎生存的永恒。而现代人气质又赋予他敏感，使他在庸常的重复之外，感触到时代的震颤。于是，他推门出发了，沿着三毛走过的路，但他走的更为纵深也尤其沉重。
　　
　　 二、余光中和余秋雨散文思想方面的共同特质：民族性和家园意识
　　
　　 读余光中和余秋雨的散文，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它们都反映了一个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心灵。余光中是在地理的跨度中做“诗意历史”的喟叹，他的散文中始终弥漫着那种民族性的文化乡愁，在灵动飞扬的情感喷薄深处总会有意无意地透出一股浪子无依的悲凉，泛起江山依旧、家园难归的感慨；而余秋雨则是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地理，把历史文化附贴在地理风物上，力图把生活历史化，对生活中的琐碎作历史的、人格的、文化的思辨，挖掘人生的精神皈依点，也就是精神家园。
　　 余光中的散文“感情狂狷又约束于古典的超然均衡”，文章中的通脱和灵性也始终萦绕着乡愁的气息。《逍遥游》中，他感慨的是：“曾几何时，五陵少年竟也洗盘子，端菜碟，背负摩天大楼的沉重背影。而那些长安的丽人，不去长堤，便深陷书城之中，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历史健忘，难为情的是患了历史感的个人”。似乎可以看到余光中站在异乡十字街头的烟尘中，面对着行色匆匆的龙的传人，在悄吟着一首菩萨蛮，而背景上正演示着那爿古大陆的荣荣辱辱、衰衰兴兴。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是在故国大西北的古驿道驰骋：“……我以70哩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轮印下重重叠叠多少古英雄长征的蹄印”（《高速的联想》）。在高速的种种联想中，他最重的高速激情与期待给予了故国古老的土地。
　　 余光中的故国之思埋藏着他无数童年与青春的记忆。少年的豪情，曾令他厌倦故乡的破败而远游异国，离开故乡几十年后最令他怀念神往的仍是故国那片土地。所以，登上纽约的帝国大厦，他的心情是：望尽天涯皆故国。他宁愿“一任苍老的风将我雕塑，一块飞不起的望乡石，石颜朝西，上面镌刻的，不是拉丁的格言，不是希伯来的经典，是一种东方的象形文字，隐隐约约要诉说一些伟大的美的什么”（《登楼赋》）。余光中对大陆的惦念是至死不渝的，“摩天三十六层楼，我将在哪一层朗吟登楼赋？可想到，即最高的一层也眺不到长安？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词中的南方！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逍遥游》）。
　　 雨是一种思乡的情绪。那冷雨在余光中的意识中，连连绵绵地，似乎是一种纠缠和述说，“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听听那冷雨》），在这种冷雨中，乡愁尤其显得凄苦。杏花春雨的江南只是残梦中的田园，但对故国的思恋又是那样刻骨铭心，游历异国的名山胜水，心里激荡的却是中国诗词的意趣妙境。不仅如此，作者在文中还时时忆起祖国历史文化中的种种名物：牧童遥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故宫的壁头、京戏锣鼓、太白和东坡的诗韵、米氏父子的山水、王禹偁的竹楼……，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孺慕之情。
　　 但是，“远望岂能当归，岂能当归？”故国之思的沉重，使他发出这一声慨叹。余光中知道，“五四”以来，有许多留学生来到西方，也象他一样还顾故国，这种还顾就意味着一份责任感。余光中对这种责任感有他的理解：“攻打中国人偏见的巴士底狱，解放孔子后裔的想象力和创造的生命”（《塔》），流露了一种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创造未来的热情。中国有她光荣的过去，更应该有她辉煌的未来。寄身海外的中国作家们往往把反对传统偏见，促使中国文化再生看作自己的责任。
　　 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观照余光中散文的思想内蕴，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古典的背景中，而以西方人的眼光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历史概观，作出一种横截面式的思索和呼唤，寻求民族文化的回归和升华，民族情绪时时郁结在他的散文中并且成为内核。如果说余光中是从横的方面对民族文化进行追索，而余秋雨则是从纵深的一面，探讨了民族文化的重建在当代的中国大陆的悲壮历程。他不仅从政治运动的批判、商品大潮的冲击、通俗文化的升温等外部条件阐述了民族文化的日渐失落，而且还从知识分子自身文化选择的失误，强调了民族根脉的承载作用。这正是余秋雨作为历史学者的深沉、豪迈气质。如果说余光中散文表现的是“患了历史感的个人”的尴尬，余秋雨的散文则是整整一代人从民族的历史中对自身的反观。余光中在他的散文中把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生活化，以期身在异邦而能体验作为中国人的那份炽热情怀；余秋雨却力图把生活历史化，挖掘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对于余秋雨来说，他在寻找自己和民族的精神寄托、反省中华文化时，做出了从历史认识现时的努力。他感到“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的挑剔和筛选”，“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吐古纳今的宏愿，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废墟》）。从废墟，从大西北那曾经烽火连天、胡笳与羌笛鸣吹却“终成废墟，终成荒原”的阳关（《阳关雪》）；中国艺术最悲怆的沦落地敦煌石窟（《道士塔》）；默默地以吴侬软语迎送历史的苏州城（《白发苏州》）；还有在血与火涤荡中的寂寞的天柱山，不断传承又屡遭劫难的天一阁，文人流放地的柳州、狼山等，余秋雨看出的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象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废墟》）。余秋雨在陈述着、解析着已沉淀为历史的地理，试图“深入地浚通民族的历史河道，清晰地了解它的祖祖辈辈所所经历的豪壮和悲凉，并摸清这部历史在今天的积淀和选择的成果……品位自然环境和它的民族性格的微妙关联”（《文化苦旅•自序》）。
　　 余秋雨注意到，几乎在每道景观的背后都有文人的无奈、尴尬和叹息，“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葬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西湖梦》）。天一阁藏书的历史，是一种极端艰难、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闪耀着范钦乃至整个庞大藏书世家的健全的人格光辉（《风雨天一阁》）。张謇不做“状元”名号的牺牲品，而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狼山脚下》）。
　　 可是更多时候，文人们却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葳蕤与委顿也许只在一夕之间，“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苏东坡突围》），这在另意义上也洗去了身为权贵的飞扬与浮躁，“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从而写出了气薄云天的文章，“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了一成傲气，三分自信”，构成了“民族的精灵”的文化人格。但是，随着这种文化人格的强调，它却走向极端、走入畸形，于是，“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耗当作了志向”，“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西湖梦》）。这种失误很大程度上导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使“本该健全而明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笔墨祭》）。
　　 文化苦旅至此，中国民族文化似乎走入迷途、批判和困惑，但余秋雨还是“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朵不走它”（《千年庭院》）。也许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魂魄吧。
　　
　　 三、余光中和余秋雨散文在文本角度上纵横捭阖的开拓
　　
　　 余光中和余秋雨的散文不仅或广阔或深重地表达了一种民族情绪，最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的散文在文本意义上的超越。
　　 对于现代散文的前期创作，余光中认为“流行在文坛上的散文，不是挤眉弄眼，向缪思调情，便是嚼舌磨牙，一味贫嘴，不到一CC的思想竟兑上十加仑的文学”（《左手的缪思•后记》），他要“自‘背影’和‘荷塘月色’的小天地里破茧而出”，他觉得“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和文字相遇，每如盐撒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余秋雨是很内行的。“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员，以博得情绪大安慰，心理的满足”，这是传统文化的模式，但他希望“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废墟》），正如他在一篇访谈录里这样说：“故意借山水去做文章，就太亏待这些山水了。……我的基本路子是，让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着，然后把自己附贴上去，于是我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们身上的文化蕴涵”。
　　 可以看出，余光中和余秋雨都在散文领域里不懈地开拓和创新。余光中所从事的主要是语言和文体的创新，他非常注重表现的技巧，语言节奏感强，富于动态特征。“最壮丽的北斗七星，这局棋下得令人目摇心悸，大惑不解，自有八封以来谁也挪不动一只棋子”（《逍遥游》），实在是喻的神奇。“莲是一种羞赧的回忆，像南宋词选脱线的零页零叶，散在地上”（《伐桂的前夕》），这种连喻不能说是一种创举。“七月，这是，太阳打锣太阳擂鼓的七月。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从此地喊到落矶山那边”（《咦呵西部》），这是巧妙地将比喻比拟融合，让太阳的热烈，草色的鲜碧，从锣鼓的擂打，从连绵的呐喊中呈现。
　　 在句型设计方面，余光中不时调整句法，有时用名词作动词来挥舞，有时又以动词作形容词来描绘；有时把长句拆成短句，有时又把短句联成气贯长虹的长句。
　　 在艺术表现上，余光中开辟了一种诗质散文。他的散文在确定缅怀祖国的基本心境的同时，有意朝不同方向探索，写历史、地域和文化，但又写超历史、超地域和超文化层面，从社会的关注出发，也从人性的关注切入，透出一种理性的深邃和悠远。
　　 与余光中不同的是，余秋雨是从散文的抒情结构和语言方式来进行探索的。无论读余秋雨哪篇散文，都可以触摸到一根清晰的脉络：“我——自然景观——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的内部蕴涵”。余秋雨通过这种方式，借自然显现历史，再以历史显现文化，进而以文化显现存在。一个个自然景点，都触发了作家沉积的幽深之思而成为他吐纳历史、文化、与人生意蕴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