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和一个码字的朋友喝酒，酒至半酣，朋友说看了中央台宣传文化界《爱的奉献》赈灾募捐晚会，心里感觉郁闷。我说家园倾覆，生灵死伤，怎不叫人心痛。他说发昏代不了死，只好面对。令人郁闷的是晚会上那几个作家像马群中夹裹的绵羊被卷上台来，明星大腕们的捐款像炸药包一样掷地有声，可那几个作家的捐款信封像树叶轻轻飘落，显得那样寒伧。我说那几个人虽然不至于穷得家里的耗子都含着眼泪搬家了，要拿他们和明星比无异于乞儿遇见万户侯了。酒入热肠，往往会浇出许多感慨的话来，但话一出口又觉得大都空泛苍白，也只好相对唏嘘而已了。
　　 时下快餐文化的风潮席卷全国，电视上的起哄玩闹的综艺文化和打荤卖科的相声、小品的逗哏文化，以及电视剧的啰嗦、粘稠的肥皂文化和装腔作势、清淡寡味的白水文化；报刊杂志流行的耳羞目臊的花边文化和光怪陆离的猎奇文化，这些文化每天都盈目灌耳，如胶似漆地粘连着大众。
　　 几年来出书风潮也风靡全国。明星、大款、市井之人或为名利，或为晋级，著书立说者争先恐后、比肩迭迹。古人云“文者，贯道之器也”，目前所出之书大都言之无物，道不佐器。殊不知小学大遗，悦人子弟于茶余饭后，误人子弟于有生之年。出版社如喷云吐雾的烟囱林立神州，只要付费，印刷不分良莠；书店里图书琳琅满目，一旦进入，选择难辨优劣。不仅钱能使出版社的机器转动，钱也能使文学评论家的笔龙飞凤舞，读者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垃圾中无所适从，恐怕难有吹尽黄沙总到金的热情了。
　　 在这生产和生活节奏飞快的年代，这些文化发挥着消遣社会的功能或许无可厚非。关键是这些文化霸占了所有的社会视听，围剿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文化，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使传统文化冷落萧条，也使现代思想文化生产萎靡，消费疲软。
　　 深入揭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建设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等一些当代思想文化所肩负的重大课题的力作，或未出现，或埋于快餐文化的荒漠之中。单民族心理建设就“岌岌乎殆哉”，国人都知道日本的繁荣和几十年来中国的市场媚颜有这极大的关系，在2002年左右，其他不论，光电器就有中国消费者送的150亿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国内市场，占日本电器商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国人也都知道日本亡我之心不死，最近日本扬言要协防台海，用李敖的话说：“日本要摸中国的乳房”，日本始终坚持宰割中国的战略，毫不动摇。我们因为日本的产品质量较好就放弃任何消费原则，就因为一时的蝇头小利而拿自己的子孙后代喂虎吗？这种医得眼前疤挖掉心头肉，养虎为患的行为难道不是民族心理缺陷吗？日本侵华失败，天皇宣布投降，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本土，日本人剖腹自杀者无数。如果换成中国人，料想只能长叹几声而已。自杀固不提倡，但这种民族意识、忘我精神无论如何还是令人佩服的。据统计日本贪官，一旦曝光，有约百分之八十的人谢罪自杀。而中国的贪污腐败分子，一旦败露，首先想到的是逃脱罪责，就是坐牢，出来后还会耀武扬威。这种羞耻感上的反差，反应了文化建设上的差异。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以及羞耻感都是文化心理的反应，是文化熏陶的结果。
　　 那些思考创作关于当代思想文化重大课题的作家不能随波逐流，也就不能被社会认识或认同。这验证了柳宗元的一句话：“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他们的作品或生命价值是否得到社会认可决定于时运，就是说他们是否适应社会风潮，适应则兴旺，不适应则晦暗。所以作家们晦暗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闭目深思，读过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但这些年来在媒体上似乎就没见过他们的身影。地震给作家们创造了一次难得的露脸机会，铁凝等三五个作家扔在浩如繁星的娱乐大腕群里，虽然就像几株野草插在姹紫嫣红的满园鲜花中，显得孤零寒伧，可总算多姿地摇曳了一回，至少比诗人们要多少幸运一些。号称诗的国度，没有一个诗人在这种举世瞩目的浩大的文化场合出现，难道不是民族的悲哀吗？当然，这与现代诗歌本身的生涩晦暗有关，与时下的社会文化风潮也绝非风马牛。多年来在媒体上除了易中天、于丹等几个说书人，作家、诗人就像嫫毋、无盐羞见民众。打开电视，明星盈目，玩家闹屏；翻开书报，花边绚烂，怪奇夺心。似乎一群明星和玩家就能耍出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来，似乎只有明星和玩家才能挤出涓涓流淌的中国文化的水来。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作家、诗人的群体，不能打造出积极的蓬勃的文化生态，社会的文化人格必将缺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很难建设，文化复兴就如猴子捞月，民族振兴也将是痴人说梦。
　　 有人说社会的文化消费方向决定了作家、诗人目前的境况，难道国人就愿意吃用黑米做的黑芝麻糊、用三聚氰胺勾兑的奶粉！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的民族是怎样打造了几千年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呢？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销售量而适应文化消费者的口味无可厚非，关键是媒体有意无意地诱导和培育了目前的文化消费取向。对于吗啡人们主观上是不愿意碰的，如果空气中水中都含有吗啡，谁都会慢慢上瘾。真正的作家、诗人是不愿意制造像黑米做的黑芝麻糊、三聚氰胺勾兑的奶粉似的作品；在屏幕前，作家、诗人的尊容也不会营造出一道靓丽的风景来，在报纸杂志上，作家、诗人的裙下也不会溜出几丝缤纷的风光来。所以媒体认为他们对媒体没有利用价值，就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不愿意约请他们来媒体做客。因此，作家、诗人们“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并不奇怪了。这也应了柳宗元的另一句话：“交之广狭，屈伸系焉”，所以作家、诗人们委屈不申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虽然没有考证过文化和娱乐联袂形成“文化娱乐”这一名词的年代，却知道自古以来文化和娱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文化能给娱乐增添趣味和雅意，而娱乐也能激发和发展文化。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与娱乐的黄金搭档打造着整个社会精神，娱乐几乎霸占了全社会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资源，社会文化几乎专心致志地修炼成了娱乐文化或者叫做“酒精文化”。这一点或许无可非议，人生苦短，玩乐毕竟很紧要。至于导演社会各项娱乐活动的娱乐文化的水准以及演绎出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来或许也没必要数黑论黄，我们毕竟不像朝鲜一部老电影中的台词说的那样：“如今天上飞的有飞机，地上跑得有火车，而我们却骑着小毛驴......我们落后于他人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不仅有了飞机有了火车，最近也能太空行走了，已经很不错了。至于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去管他，小日本怎样疯狂也不用理他，我们还是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杂志张开嘴哈哈大笑吧，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民族，这是一个多么欢笑的国度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