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是作家的，在当今社会，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头衔。延长县“作家”不少，但真正有“头衔”的却没有。张思明是延长县少有的作家，也是一个唯一能把文学事业当成生命的“拼命三郎”。就这，也是到了年近花甲之时，才有幸有了中国作协会员和延长县作家协会主席这样一个头衔。就这个头衔，越发害得他像碌碡一样，没日没夜，连自己有病的身子都不知是谁的了。
　　 记得2004年他刚接过延长作协的这枚“帅”印时，马上就出版了《延长文艺》这本80页码的杂志，紧接着又出版了三期《延长文艺》报。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延长县，一时间文潮涌动，人人欲试，各行各业的稿件如雪片般飞抵而至。细数来，延长县在1989年和1997年里，先后出版的《延长艺苑报》和《翠屏山》小报，都没有离开他的主编，那一期那一张没有他的心血呀！
　　 作为一个贫困小县，延长的财政还没达到小康。延长的大多数人都在为生计和生活而奔忙着。思明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延长文艺》呈现在延长人面前，首先是他的人缘，也是他对文学的真诚和热爱，另外，还有一位主管副县长的鼎力支持，使他为延长县的文学事业及时地奉上了一份精神食粮。
　　 我和张思明的相识，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他已经是省级作协会员和颇有名气的陕北作家了。我一直为他那作家的“头衔”而崇拜着，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找上了我。一见面就说出了我刊登在《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日报》上的几篇稿子。这真令我意外，要知道，我那时的处境，破落的除了婆姨娃能认得我是谁外，世界上大概再也没多少人能知道我姓甚名谁了。在那样一种情况下，用知遇之恩来形容我们的那次相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以后就在他所办的报刊杂志上，时不时就有我的拙作显现。到了1996年，又在他的帮扶下，我出版了一部15万字的散文集《爱在母亲河》，使我在文学的小路上，终于绽出了自己的一朵小花。
　　 在延长县里，受泽于他的人，远远不只我一个。自1985年初，他从兰州调回到延长的这二十多年里，为了延长县的文学事业，他先后在黑家堡、郑庄、罗子山、南河沟等地和6个重点中学，先后举办文学讲习班9次，参加的人员不下千余人。在以后能坚持写作的人达百余人。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达50多人，还有23人在后来都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共45部，达870多万字，光就他作序的就有12部。这比起大教育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拥有三千弟子，才有贤人七十来说，思明对延长的文化事业的贡献应该是个不小的奇迹了。同时，大家也公认他是延长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他在发展延长文学事业的同时，也没有放下自己的文学创作。从1992年出版第一部著作《黄土儿女情》开始至今，20年来，出版的专著就达18部，合约470多万字。这在延长乃至延安市的作家群中，真算得上是一位高产作家了。另外，他在1998年初到延长剧团任团长时，还与人合作，创作了一部陕北说书剧《圣地红烛》。这部剧一经上演，就受到了三秦儿女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演出盛况真是空前绝后，并得到了省市县领导的热烈赞扬和肯定。
　　 思明是勤奋的，也是历经坎坷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生三大不幸，我就占到了两个，儿时丧母，老来丧子。对儿子的不幸去世，他悲痛欲绝。但他没有因此而萎靡不振。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为延长的文学事业继续奋力拼搏着。
　　 2008年，思明到了退休的年龄，从延长剧团团长的位子上退到了县政协。可退休后的他，没有一丝的清闲。经常走西安，跑兰州，上北京采访，为延长又出版了上下两册达40多万字的《延长儿女》，使延长县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诠释，为延长县的优秀人物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几年，思明的孙子孙女在延安上学，为了孙子孙女的学习，思明也搬到了延安。延长县作协主席的头衔依然给他挂着。但他主编的《延长文艺》却一直得不到县财政的支持，这几年他依靠过去的人缘关系，靠拉赞助维系着《延长文艺》的生命。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想，这就是张思明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的精神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