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朝晨先生要我的联系电话，我在帖子中就写了两个号码。不料朝晨先生倒未联系，一个陌生人却循着电话，首先雄纠纠，气昂昂地打上门来了。
　　 说打上门来，我当然是言过其实的。来者很有礼貌，语言文雅，措辞得体，显然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自称姓南，是在上海打这个电话。
　　 那么我为什么说他打上门来呢？因为他的指责并不客气，他是针对我上次的短文《一场闹剧》而来的。
　　 他说他和他的夫人都对我的说法表示不满，我所指责的那些奥斯陆的先生，那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洋大人，是在促进自由，人权，个人尊严，是在促使这些普世价值的更发扬广大。而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刘晓波，正是他们对这种普世价值的严肃和负责，是对中国政府的警告，是在做一件莫大的善事。
　　 我稍稍作了辩解，我说对于刘晓波的审判是否公正，我无从判别，而且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说的是，把一项国际性的荣誉，颁给一个经过法院审判，正在监狱服刑的罪犯，这显然是不妥当的。看不出刘晓波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事业有什么重大贡献，把和平奖颁给他与颁给到处干预，到处侵略杀人的美国的两个头子一样，都很荒唐。但这且不说，不通过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却对这个政府治下的一个罪犯鼓吹是非，搬弄荣辱，这不但是赤裸裸地内政干涉，最起码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司法的不尊重。
　　 那位姓南的先生立即否定了我的说法，他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断章取义，比喻形容，说了半天。其要旨除了肯定刘晓波对中国的人权事业的贡献力量外，还说中国和中国的司法用不着尊重，因为中国的政权不具合法性，中国的政权是通过枪杆子夺来的，而不是用选举选择出来的。
　　 这使我目瞪口呆，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为什么是不合法的呢？几百年前，美国不是也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吗？辛亥革命中，国民党不也是用枪杆子推翻满清政府的吗？而且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不靠枪杆子获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呢？显然这位姓南的先生患了选举综合症，陷入了选举万能的泥淖。
　　 成都武侯祠里有一付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此后治蜀要深思。
　　 同理，审时度势是最要紧的，要研究历史阶段的特点，应当采取何种政治模式。否则，民主也好，独裁也好，人权也罢，专政也罢，都不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中国执政者有过许多错误和失误，给老百姓造成过许多苦难，对许多不合理的举措，我也一直表示谴责。但总体来看，执政者对于中国的繁荣富强还是作出不倦的努力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目前没有更先进，更成熟的政治力量可以引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那些喋喋不休，吵吵嚷嚷的民主者，人权者，自由者，只会吵吵而已，如果他们来执政，那么中国必定立即大乱，其苦相可能比俄罗斯九十年代还厉害。
　　 我的观点那位姓南的先生当然不会接受。我们彼此的立场和观点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就好像鸡和鸭讨论游泳是否有益于健康，山羊和狐狸分析什么东西最好吃。
　　 于是我也客气地打断他的宏论，放下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