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之疑
　　
　　 二千五百年前，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向孔子请教军队列阵打仗的方法。孔子回答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倒是听说过，也有点了解；关于用兵打仗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就带着他的一行人等，离开了卫国。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或许，有人会说，孔子是重文轻武，唯礼不兵，他根本就如他所言，只懂祭祀、礼仪，不懂军事。当然，持这种见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好了，这就太就事论事了，没有去想这事在当时所处的背景，以及任何事情都会有着当事者的权宜因素。那么，也就很轻率地把孔子的婉言当作实言了；必须注意，从孔子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这一点来看，孔子的不谈军队列阵打仗的方法，完全是婉言拒绝卫灵公的提问。
　　 一个国家，该不该动不动就去涉及军队列阵打仗的战术呢？该不该把实施强国的举措侧重于军事方面呢？或许，有人说，以军事强国，这是件大好事啊。然而，军事方面的武备、战术，乃是有其分别的！先有武备，再讲战术，至少，是个有其次序的由先而后。一开口就谈战术，显然，是有问题的。因而，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有关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言词婉转地拒绝谈论。
　　 其实，孔子并非只知“俎豆之事”，更非唯礼不兵的重文轻武乃至因文而弱，而是支持以军事力量装备国防的。文治武备应当齐头并举，恰恰是孔子治鲁的实际措施。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
　　 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五零零年）春季，鲁国与齐国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友好。
　　 那年夏季，齐国大夫黎锄对齐景公说：鲁国任用孔丘，这形势就会危及齐国。于是，齐国出台了一个企图欺负鲁国的方案。齐景公派出使者，去告知鲁定公，齐鲁两国举行友好会见，约定在夹谷（今江苏赣榆境内）见面。
　　 鲁定公准备了要乘坐的车辆去赴夹谷之会。孔子担任盟会司仪的职事，他向鲁定公提议：臣下听说，有了文治之事，是必须同时以武备相配的，有了武备之事，也要必须以文治相配，这才可以文武两途相得益彰，古代诸侯在走出自己的疆界之时，为了安全，必须配备文武官员作为随从，因此，请您配备左、右司马。
　　 鲁定公说：好的。就按照孔子的建议，配备了左、右司马。
　　 鲁定公到达夹谷，会见齐景公，在那里建筑盟坛，排定席位，修起土台阶三级，按照诸侯之间会遇之礼。鲁定公与齐景公互相作揖谦让而登坛。宴饮献酬之礼完毕，齐国的司仪小步疾走过来说：请演奏四方的舞乐。齐景公说：好。
　　 于是，莱夷乐人打着旌旗，挥舞羽毛、彩缯，手持矛戟剑盾，击鼓呼叫的来到了。鲁国司仪孔子快步上前，一步跨越一级台阶而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挥举长袖说：我们两国的君主举行友好盟会，这种夷狄的舞乐为何在此！请有关官员下令撤走他们。
　　 主管官员就发了命令，要莱夷乐人退下。但乐人不肯离去，左右的人们都看着齐国的卿相晏子和齐景公。齐景公内心有愧，挥手让乐人退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的司仪小步疾走进来说：请演奏宫中的舞乐。齐景公说：好。
　　 艺人侏儒便演戏、调笑而上前。孔子又快步过去，一步跨越一级台阶而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说：这种百姓嬉戏之乐，胆敢在此蛊惑诸侯，罪该诛杀！请命令有关官员执行。有关官员立即施加刑法，艺人侏儒都被处以腰斩而手足分离。
　　 齐景公恐惧而震动，知道了在理义方面已经不如鲁国。齐景公回国之后，大为惊恐，告诉他的群臣，说：鲁国大臣用文明的君子之道辅佐他的君主，而你们只是用野蛮的夷狄之道来指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君，这该如何是好。
　　 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道歉，小人有了过错则用花言巧语来道歉，国君您倘若真的对此感到恐惧，就应当要用实际行动去道歉。
　　 于是，齐景公便归还了此前所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向鲁国认错道歉。
　　 鲁定公十三年夏季，孔子对鲁定公说：大臣如果私自拥有配备盔甲的士兵，这是图谋不轨的准备；大夫一级的官员，不可拥有周长三百丈的城邑。
　　 征得鲁定公的准许，孔子派遣门徒仲由（子路）作为鲁国第一权贵季氏的管家，去准备拆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超过了周朝礼法规制之城邑的工作。
　　 于是，叔孙氏首先拆毁了郈城。季孙氏将要拆毁费城，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鲁定公和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进入季氏宅第躲避，登上季武子台。
　　 费邑之人攻打季氏宅第，当时还没有成功地捉拿鲁定公，但他们已经攻打到了鲁定公的不远之处，他们射出的箭也落到了鲁定公的身边。孔子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冲下季武子台去攻伐，打败了费邑人。鲁国人民对费邑之人进行追击，在姑蔑又将费邑之人打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只好逃奔到齐国。就这样，孔子拆毁了费城。
　　
　　 根据《史记》，很明显的，真正文弱乃至自甘沦弱的是鲁定公，处在不振的状况之中就不思振起了，宁愿向权臣妥协，却不肯振奋国力，以善政治国。而孔子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使当时武力强于鲁国的齐国在孔子所主张的武备之中失利。
　　 齐国在夹谷之会，发现了鲁国理义、礼仪与武备的并修，就立即改用君子之道，“有过则谢以质”，将以前使用武力侵占的郓、汶阳、龟阴之田，归还给鲁国。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强国要有强国的面子，而这面子，并非仅以武力扬威，它更要讲究文明方式。否则，齐国又何必将已侵占了的鲁国之地还给鲁国呢？
　　 做强盗的不怕在实施强盗行径之时碰上对手大打一场，却最怕别人说他是强盗。当一个弱国，武力不行了，连理义也振不起来，那么，明摆着强国既可以在武力上占了便宜又能够先声得理，何乐而不为呢？明白理义，无非是能够分辨得这些奥妙而已。弱者之所以弱而更弱，就是因为明明被人欺负却甘愿吃哑巴亏！
　　 公元前五零一年，五十一岁的孔子担任鲁国的中都宰。一年之后，很有成绩（因此，有了“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孔子被提升为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不久，转为掌管司法工作的司寇（取得了夹谷之会的胜利）。孔子五十五岁那年，由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仅仅过三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地变样了。孔子用道德配合礼教治理国家，使鲁国人民不取非份的不义之财，路不拾遗。来到鲁国逗留之人，如有物品遗失，不须报到官府，就可物归原主。这种内在精神上的振起，使鲁国得治。
　　 鲁国得治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就特地挑选出八十个美貌的女子，教她们学会舞蹈，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加上一百二十匹骏马，一起送给鲁定公，以腐蚀鲁定公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贪图享受，沉湎于歌舞淫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
　　 齐景公为何要用这一招呢？很显然的乃是当时的齐景公已不大在乎女色，故而舍得送给鲁定公。于是，这就侧面地说明了之所以齐比鲁强，曾经奢侈浮华的齐景公，受过晏子的劝谏，从而不再沉湎淫乐，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在堕三都之前，孔子对鲁国那些权贵的“藏甲”情况，是已经摸清了的。开始堕三都，发生费人兵变，很快予以平定。孔子临危不乱地做着这场战争的总指挥，至少可以说明，孔子并非不懂军事。也可以说，孔子对这场兵变是有所预料的，故能临危不乱，指挥得当。
　　 然而，孔子和平、正直、合理、有序地治理鲁国，使鲁国权贵害怕既有的利益被削减。在当时三大权贵的合力抵制、排挤之中，再加上鲁定公被女乐所迷，孔子自辞官职，离开鲁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卫国，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孔子多次于此逗留，时间最长。当时的卫国，在诸候之中，国力属于二流水平。“卫灵公问陈”，问的是军事之中的军队列阵打仗，这是属于具体战术的问题。谈了，也等于纸上谈兵。一个二流国家，要发展军事，并且从战术上着手，这基本上好比是卫灵公没事谈了随便扯个话题出来。因为，二流国家要想发展军事，只能内部改良军制，加强武备。
　　 武备与战术，虽然同属军事方面，但具体做法相去甚远。加强武备是内敛的，犹如练内家拳的站桩，像根电线杆的站在那里。训练战术是外扬的，犹如练外家拳的在一个场子中挥拳踢腿打熬气力，很能引人注目，惊动别人。动不动就讲起了战术，等于是随便玩武，使别国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一旦进行回应，意气相加，就会爆发战争。
　　 所以，卫灵公若不是随便扯个话题，那就等于是想以军事招惹战争。而不管卫灵公是没事找话，还是想以军事招惹战争，都是孔子不愿与谈的。
　　 孔子认为，推行德政，内以武备，外以抗礼，才是利而不害的强国之道，并且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战争。遗憾的是，这种积极修己，与人相安的和平主张，在春秋晚期走向战国初期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一种非主流的意向。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
　　 孔子在针对当今时事的言谈中，说到了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当时的鲁国第一权贵）问孔子：他卫灵公既然如此无道，为什么还没有灭亡呢？
　　 孔子说：孔文子仲叔圉管理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管理军队，卫国的外交、宗法、军事都有人执掌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灭亡掉呢？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鱿，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鱿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孔子家语?贤君》）
　　 鲁哀公（鲁定公之子）询问孔子：当今诸侯，哪个最为贤明？
　　 孔子回答：我还没有看到哪个是最贤明的，不过，或许，卫灵公算得上较为贤明了吧！
　　 鲁哀公说：我听说他卫灵公的宫闱内室之中比较混乱，没有主次分别，而你却说他较为贤明，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我所说的是指卫灵公在朝廷上所做的事务，而不是议论他家庭内部的事情。
　　 鲁哀公问：他在朝廷的做事是怎么样的呢？
　　 孔子回答：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他的诚信足以守卫这个国家，灵公很是喜欢地任用了公子渠牟。又有个一个士一级的官员，林国，善于发现贤能之人并进行推荐，如果推荐之人被罢了官，林国会把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份给那人，因此，在卫国，士一级的官员都是不会放任游荡而闲散着的。灵公认为林国很贤明，因而很尊敬林国。还有一个士一级的官员，庆足，只要卫国有了什么大事，就必定出来帮助治理；国内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了，庆足就辞去官职，让其他的贤明之人可以进到他的官位，卫灵公也是很喜欢并且尊敬庆足。另有一个大夫，史鱿，因为他面临着先王之道不能实行的现实，就离开了卫国，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弹琴，也不鼓瑟，一定要等到史鱿归来，卫灵公才肯回去。我拿这些事例来说明卫灵公的善于用人，即使把卫灵公作为排得上很高名次的贤君，难道这不也是可以的吗？
　　
　　 对于卫灵公，孔子在《孔子家语?贤君》说卫灵公是个贤君，在《论语?宪问》却说卫灵公是无道的。这两种评论，似乎很是矛盾，褒贬不一。
　　 我们应当要去注意，贤与无道的区别，以及鲁哀公与季康子的不同。
　　 君主之贤明，最主要的一点，乃是在于懂得用人。卫灵公能够到位地起用能臣，就是贤君。这是鲁哀公需要借鉴、学习的。
　　 卫灵公的无道，孔子没有直说是表现在哪些事情上。但卫灵公是在外交、宗法、军事三大方面有人各司其职的情况下，却只是苟延国运，不致败亡，那就不是别人的缘故，完全属于卫灵公个人的无道。
　　 换而言之，卫灵公是无道的，但他尚且能够将国之重事分人司职。这种无道，是需要在鲁国专权的季康子仔细去参究的。
　　
　　 历史，是人文流长之背景中的故事。《论语》以及一切与孔子有关的语录，都是由孔子门徒以及后人进行成书的。也就是说，孔子门徒追思孔子而记录已成为故事的孔子之言，这使《论语》在成书之时就已是经得起人文流长的流传，并含具着历史的背景。
　　 那么，我们乃是不可不去注意那些语录、故事有着以历史意义进行回顾所含的总结性，更不可不将那些记录与故事总结起来进行分析，尤其是要结合历史背景。
　　 如果，仅以一事而言，“卫灵公问陈”当然不足以“无道”，而“言卫灵公之无道”当然很是与“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构成了矛盾。但是，仅仅抓住孔子对提问者作出的回答，却不去看看那个提问者是谁，显然，是不妥的。因此，对历史的人事，不顾背景的就事而论，是片面而有误的。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