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品格，这种品格突出体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孔夫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归？”编织成一个绵延、悠久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体现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曾蝶化为“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商品经济大潮使我国社会生活蓬勃向前，但也面临座巨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文学卷入困境的同时，也使诗歌的境遇面临着社会边缘化的危险。继续发扬我国古代优秀诗人与其作品体现的可贵担当精神，对诗歌的普及与大众化显得格外重要。
　　 这种担当精神就是“忧生”与“忧世”的精神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贡献与献身。例如：“我瞻四方，簇簇靡所骋”，因而“趁骐骥以驰骋，来吾导夫先路也”，“将军白发征夫泪，燕然未勒归无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凸显出这种可贵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的历史传统。因而，把诗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现代诗人的风骨，既要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执著于“现实”的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应代表着新世纪主体的精神走向，从而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希望与启迪。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一个真正有着精神担当意识的作家与诗人应该既有面对生活的政治情怀，又有思想解放的政治情怀。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让作家与诗人们的精神担当责任越来越强烈了。
　　 从此精神谱系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诗人的的精神担当风貌与中国优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密切融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决定了中国现代诗词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从而成为思想启蒙的先导与重要营垒。
　　 诗人的特点往往自视清高，其政治情怀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可能不会相协调与融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为其独立意识的提高又创造了不少条件，但不能把独立品格与政治情怀对立起来，甚至质疑忧国忧民传统的正确性，而放弃了对于社会的精神担当。然而，一旦放弃对社会职责，其独立意识的觉醒反而导致了自我放逐与社会角色的边缘化。这是应该有所警戒的。
　　 这种“忧生”与“忧世”的可贵担当精神，既是诗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身世，也应是站在苍生与人民的立场上悲悯世事。无论如何洒脱，都不能蔑视与逃避苦难，当然，这种状况带给他们痛苦的同时，正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描绘的一样，会痛苦迷茫。即使“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也应该继续寻找系统优化的路径与方法，正如“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一样，坚持探索研究与创新。所以，定会让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样，而有所发现与飞跃、破茧成蝶，成就自身的业绩与辉煌，因而这种可贵的担当精神，也是现诗词创作所不能忘怀与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