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留意，我们时常能在众多场合听见台上以“我代表某某”为开头的叙事话语。试举一例，不久前，北大百年讲堂举办了一场昆曲表演。岂料，演毕后出现场次安排外的一幕：主办方邀请著名历史学者于丹上场做总结发言时，遭台下观众强烈抗议，迫于无奈，于丹唯有匆忙下台。据悉，被轰原因之一便是于丹要代表观众向表演者鞠躬致意，观众席立即有人高呼“你没资格代表我们”。
　　 沿袭至今的代表话语，充斥于党政机关、企事机构、群众团体等，但凡具备“我代表”的条件素质，便有“被代表”的博弈可能。很多时候，代表话语无关民主，无关民众；在某些政治场合，更像是一种语言暴力，一种权力附身的宣泄欲望。如同趋之若鹜的权力一般，代表一旦被滥用，便失去其立意本质。换句话说，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掌控着代表一切的政治力量。
　　 按理说，不同的代表阶层代表着不同的团体诉求。古诗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喻有云，同一个人，较之面色，中医师观其气色，看是否生病；心理师观其气质，看是否抑郁。以“党代表”为例，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名词之一，特指我国第一、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驻军队做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便详细论述过“党代表制度”，其当时代表的是党员群体，而非广大劳苦大众。
　　 当然“党代表”如今已不复存在，当下的“党代表”指的是“党代会的大会代表”，于是出现了对“党代表”褒贬不一的个人解读。我们经常可见，某些地方官员一旦上台，便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代表此，代表彼，或许这是基于政治逻辑的一种语言思维习惯，一旦伫立于台上，哪怕台下人迹稀少乃至空无一人，他们仍要“代表”一番，以满足那种虚幻的权力欲，于是不同的人一旦闻及“我代表”的句式，便会产生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的策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公开性”的问题。列宁曾使用过“公开性”一词，意指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以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并因此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强调“公开性”的权属问题，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公开性”便成为代表专制的独裁话语。1991年3月，苏联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参与投票的人数是1.47亿，占具有投票权公民的80%，结果显示有76.4%的赞成票。可见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是赞同保持苏联的，但精英阶层强烈要求苏联解体，最终在少数阶层的施压下，广大老百姓的政治权益便名副其实地“被代表”了。
　　 “被代表”事件的层出不穷，这种基于滥用的代表话语，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代表”，泛滥于我们的生活，主宰了我们的思想。“被代表者”的权益诉求，任由权利被侵占，身份被掠夺，形成被“被代表”。在“代表”与“被代表”的恶性循环中，代表话语终于沦为这个时代最虚张声势、臭名昭著的谎言。“无授权，不代表”可以说是现代民主机制的基本规则。在君权神授、皇权天授的封建中国，向执政者纳税，好似交地租、房租，可谓一种政治契约，与代表毫无关联。但实际情况是居庙者，因其非出自民选，无需对民众负责；民众没有选票，无法对其追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掩饰下，民众“被代表”现象便在情理之中矣。
　　 话说回来，固然把人赶下台的举动实属不妥，盖因表达权亦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透过不愿“被代表”的情感宣泄背后，同样要反思当时的说话语境，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特别是权力遍布的生态官场。民众不愿“被代表”体现了公民主体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是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象征。作为领导干部或公众人物，更要与时俱进，增强道德辨识，加强法律意识，不能动辄便要“我代表”，代表天、代表地；代表你，代表我。否则在民意浪潮的吞噬下，遗留下的便是一具难以修复的政治残骸。
　　 如未授权，概不代表；以宪法为论，无论是谁在台上，均只能代表你一人。以宪政为据，无论是谁在台上，均有发表你个人观点，诉说个人意愿的表达权利。只有确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合法权利，才能避免于丹的尴尬下台。在良性的互动空间里，于丹的表达诉求便不会戛然而止，个人尊严便不会遭致践踏。当“被代表”少了，才会有真代表破茧而出的可能，才会听到发自民众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2012.12.31于贵州兴仁暨2012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