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我的爷爷已去世近五十年了，这半个世纪以来，我从未忘记过他老人家，因为他对我的一生影响太大了。
　　 爷爷从十六岁学徒做铁匠，一直到七十岁去世，一生从未停止劳作。因为手艺出众，在我的家乡一带很有名气；不但如此，爷爷还对人宽厚，讲究诚信，济人之困，所以很受人尊敬。如开铁匠炉时，要雇伙计，有一个叫王庆国的人，有时犯抽风病，哪个铁炉都不要他；只有爷爷不嫌弃他，让他一直做到公私合营。
　　 我从小就在爷爷身旁长大，爷爷特别疼我。那时，我才五六岁的样子，每天兜里都装满了零钱，总到小卖店去买糖果、麻花等好吃的。到了晚上，铁炉停下活，爷爷就给我洗脸，然后拉着我到戏园子看戏。我总坐在前几排，特别爱看武戏，如古城会、长板坡、空城计等。戏里的人物也特别熟，最喜欢关公、张飞、赵云、周瑜等。这些角色一出场，我就能喊出名字，还为他们的表演叫好。而且，最喜欢大花脸，如张飞、包公、司马懿等，特别是他们头上的长长的雉鸡翎。当锣鼓声一起，我的心里就特别兴奋，忍不住拍起巴掌来。周围看戏的人，都向爷爷夸奖我，说我懂得的真多，将来一定有出息。爷爷听了也很得意，满脸笑容，说，那当然，我刘掌柜的大孙子么。可一演文戏，如什么《李三娘打水》《人面桃花》等，我就看不下去，还常常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在爷爷的后背上了。爷爷背着我，到果子店买几样点心，我就在爷爷背上吃着，爷爷就把我背到家里。
　　 爷爷特别擅长讲故事，他的故事也特别多。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和姐姐、妹妹就围坐在爷爷身边，给爷爷倒一杯茶水，爷爷先喝口茶水，就开讲了。记得故事有：三英战吕布，薛礼征东，尉迟恭单鞭夺槊。还说朝鲜的戈苏文就是唐朝的单雄信死后托生的。乾隆三下江南。道光爷回关东祭祖，半路写了很多诗。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句“绿水潺潺听鸟言”。山海关城楼上的“天下第一关”的“下”字，原来写的时候少一个点，清朝才子王尔烈拿笔蘸饱了墨汁，在城楼下把手一挥，只听“啪”地一声，笔飞上城楼匾上，写出一个点，和原来的字浑然一体，后人都看不出是后添上的。最有意思的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伙，长得挺好可就是个瘸子，找不到媳妇。于是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让小伙到了姑娘家，一下车就用那只瘸腿划一个圈，同时吟诗一句：一去二三里；然后，往前迈步再划一个圈，再吟诗一句：烟村四五家；接着再划一个圈，吟诗一句：亭台六七座；最后又划一个圈，吟诗一句：八九十枝花。此时正好也到了屋里，就稳稳当当地坐在了炕上。姑娘的父母一看，小伙长的挺好，还挺有文才，马上同意了这门婚事。可结了婚才发现姑爷原来是个瘸子，可生米已做成了熟饭，只好认了。爷爷讲故事时，还配合着眼神和手势，栩栩如生，非常生动；有时引来我们一阵哈哈大笑。
　　 爷爷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写的字是柳公权体的。每到春节前，都会有很多邻居来求写春联。这时，我的工作就是帮爷爷拽着写过字的部分，爷爷写两个字，我就往前拽一段。等写完了，我就拎起春联放到一边晾干，然后叠起来放到柜子上。后来我上了小学，爷爷就教我写毛笔字。我进步很快，不久就可以代爷爷为邻居写春联了。爷爷还特别喜欢读古书，尤其是《三国演义》。看了一段，还给我们讲其中的含义。特别讲到“孔明三气周公瑾”时，说诸葛亮足智多谋，把周瑜气死了，还到东吴去吊孝，读罢祭文还大哭不止，太过分了。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阿斗后来昏庸无能，可惜了子龙的一番苦心等等。我受爷爷的影响，从小就喜欢古典文学，像《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在小学就读过了。爷爷还会画画，夏天的晚上，干完一天的活，经常拿小棍在地上画人啦，马啦，牛啦等等。我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从小就喜欢画画。
　　 我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带我看的戏，给我讲的故事，看的古典名著，教我画的画，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记得那时，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特别喜欢文学和美术。在年部里，我的语文从来都是第一名，和语文关系密切的历史、地理、政治也名列前茅；画也越画越好，到了高中，参加了学校美术小组。高考时，我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兼报了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美术先考，在鲁美我通过了四轮考试，第五轮是考核家庭政治情况。一个教授对我说，你的画非常出色，可惜你家成分是富农，你父亲又是右派，我们不能录取你了。我回来后又参加了高考文科考试，题答得异常顺利，我自己估计丢不了多少分，就是录取一个人，也得是我。可严酷的现实打破了我的梦想：像我这样家庭政治背景，考卷根本就不给批，考卷及资料的档案袋上盖上“不宜录取”的章，就地存放在本校的卷柜里。“文大”时，红卫兵造反打开了卷柜，一个我家亲属的学生，还把我的考卷给我送来了。我一看考卷，原封没动，心里难受到了极点，愤怒地撕成无数的碎片……
　　 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我家的铁炉被扒掉，打铁的所有工具都被拿走，成立了铁工社。爷爷也到铁工社上班了。刚开始还挺好，爷爷手艺好，被评为八级工，每个月能开八十多元。可后来就不行了，总开大会，批评爷爷这样的个体老板，说他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还号召工人控诉他们的罪行。可爷爷雇来的工人却说，没有刘掌柜的，我们早就穷死了，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爷爷在铁工社带了好几个徒弟，铁工社的领导就找他们开会，让他们带头揭露爷爷的罪恶。徒弟们没办法，会上只好发言，而晚上就到我家对爷爷说，没办法呀，不说不让啊……后来更严重了，让爷爷这一类的人，下到乡下农村去干农活。于是六十几岁的爷爷就被下放到一个叫湾甸子的农村，而且不许家属同去。从此爷爷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农村下地干农活，吃住都在一个当地的农民家。后来湾甸子大队成立一个铁匠炉，让我的爷爷拿钳子做领头，这才稍微好一点。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缺乏。水田队的农民一夜之间抢光了七个场院里的稻子。我家是富农加右派，只好老老实实地吃供应的一点粮食。后来全国推行大食堂，我们全家每人每顿只能吃一碗稀粥。妈妈就到铁路旁的榆树扒一些树皮，剁碎了掺在玉米面里吃。远在他乡的爷爷就更苦了。不久，就来信说，老头病了，让家人去护理。正赶上我们学校学生饿得上不了课放假了，得知消息，我起早去汽车站，可就一辆车，根本买不到票。我就骑自行车翻越三个大岭，到了湾甸子公社医院。一进医院病房，就看见爷爷憔悴地躺在病床上，浑身都浮肿了。同病房的人说，这是饿的，营养不良造成的。我陪了几天，看爷爷好了就回家了。此后，我就隔三差五去湾甸子看爷爷。
　　 一九六五年，我高考刚结束，在家傻乎乎地等高考录取通知。一天，爷爷有病了被送回家了。家人把爷爷送医院住院治疗，医生经过会诊，怀疑是胃癌。后来开刀一看，胃里都长满了癌瘤，就又缝合上了。从此，爷爷的病一天比一天重，饭也吃得越来越少，再后来就吃不下去了，每天只能喝一点奶粉。到了深秋的一天晚上，爷爷突然吐血了，黏糊湖的净是血块，一吐就是半盆。到了九点钟，爷爷喘息着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你们好好过日子吧……话没说完，就昏迷过去。此后一直不省人事，到了十点多钟，爷爷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嚎啕大哭，伤心得死去活来。爷爷一米八多的身高，平时从未得过什么病，一辈子劳作，直到去世前，连一颗牙都没掉。这才刚到七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完全是那个混蛋年代，那个害死多少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爷爷死后不久，我的大学梦也随之破灭了。我被送到一个蔬菜生产队劳动改造，捡过大粪，崩山采石，赶过大车；文大时，挨过批斗和毒打，什么罪都遭过了……真是一言难尽。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党的路线，改变了中国几亿人的命运，我们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爸爸的右派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我被重点高中聘为语文教师，一年后转正，后又被评为高级教师，全市百名骨干教师，直到现在退休。可每每想到爷爷，我都非常难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就被反复地折腾，直到把你折腾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最最敬爱的爷爷，现在一切都好了，愿您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