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责任与诗人的使命
　　
　　 前不久，我省财税伦理学者、诗人姚轩鸽先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暗夜横渡》，李星、沈奇等文艺理论家给予了很高评价。近日，笔者专访了姚轩鸽先生，就诗歌的现状、危机、前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旨在为诗歌生态系统的优化鼓与呼。
　　 问：中国是诗的国度，西安又是唐诗的故乡，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曾经辉煌一时。近些年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文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衰落甚至是严重的衰落，诗歌作为文学家族中的重要成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今不如昔，江河日下，甚至于出现了“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尴尬现象，写诗无处发表，诗集无处出版，很多干脆就是自费出版，印数往往只有几百本，多则千本，最终的结局不是卖出去，而是送朋友，在一个小圈子内自娱自乐，有人甚至发出了“饿死诗人”的叫喊，对此你怎么看待？
　　 答：诗歌命运面临的空前关注，正说明诗歌遭遇的现代性危机的严峻性。这种严峻性所呈现的普遍性系统性特征，至少在一些深度忧心者看来，诗歌已经濒临危亡，诗人群体已经集体逃亡，必须挽救诗歌拯救诗人。不可否认，诗人群体正在遭遇普遍的集体性生存焦虑；诗歌生态环境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化与弱化的追击。但是，如果将诗歌、诗人所深陷的这种尴尬命运完全归咎于诗人群体，恐怕显失公允和人道。常识告诉我们，个体的诗人，群体的诗人部落；或者社会性的诗歌阅读群体，诗歌传播群体；或者诗歌的社会性环境和氛围；或者意识形态的规制等等，都可能导致诗歌命运的悲剧化危象。正如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样，诗歌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一个多因素集合、系统化的互激与互动的过程。恶化不过是各种负性因素偶合的显性表现而已。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估诗歌以及诗人群体的生态现状，就称谓一个复杂而又必须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成为一个谨慎又十分敏感的现实话题。
　　 “写诗的比读诗的多”，意味着诗歌、诗人已经被阅读者所抛弃，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所写的诗已经无法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无法为他们提供起码的精神需要和欲望的满足：不论是精神的激励，还是精神的抚慰，甚或美的愉悦善的舒心真的赞叹。当一个诗人只为一己情感的宣泄而借用诗歌的名义絮叨不止时，他被读者被社会所抛弃甚至鄙弃，显然只是一个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固然，关于个体生命忧乐兴背的诗歌记忆与体认，也是人类情感长河中的重要板块。但是，如果这种诗性的倾诉不能为增进全社会的精神生态环境优化有所作为时，其价值无论如何，是应该大大打折扣的。
　　 诗集无处出版，卖不出去，其实正说明，诗歌不仅仅被读者遗忘，同时也已经被市场抛弃。相信，在作为人类精神产品传播平台的诗歌市场中，市场永远是中性的，他只为价值需求的各方提供平等交换的机会和需要满足的平台。诗歌被任何一个要素所抛弃，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理由和借口，但如果被市场所抛弃，唯一的理由就是市场反应可能因为传播技术的拙劣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真正伟大的诗歌和诗人也许会被市场暂时遗忘，但唯有确实平庸的诗歌，才会被市场永远遗忘和埋没。
　　 其实，“饿死诗人”，不是出于对哪个诗人个体的憎恨，更多的是出于对诗人群体集体性的精神退化、责任缺失品质的担忧和无奈。想一想，对诗人为何能产生如此缺乏人道与慈悲情怀的诅咒？因为，社会对诗歌对诗人的期待落空了，对诗歌对诗人失望了绝望了。简单说，不论是诗歌之于诗人，还是诗人之于诗歌，都令社会公众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可以做这样的推理，如果我们承认诗歌也是一个精神产品，那诗人无疑就是这些精神产品的制造者和生产者，如果诗人生产和制造的诗歌产品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那不饿死你饿死谁！如此看，“饿死诗人”的口号固然有些残酷，但其中所含的真理属性，值得珍视。倒是一切披着诗人大衣，带着诗人桂冠，四处招摇乞食者，应该惊醒，应该知耻而后退。诗人既然是一个社会性的职业与荣誉称谓，诗人的价值，自然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评价，看它是否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增进了社会增进了群体精神性福利总量的普遍提高；看他能否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堕落的境遇里，勇于有所担当，敢于直面一切社会性的苦难遭遇，并通过诗歌去介入去影响。假如诗人、诗歌在文明进步的长河里有了这样贡献，生存生活，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无法逾越的壕沟。“饿死诗人”将会成为一个社会最耻辱最残酷的口号。
　　 问：诗歌代表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前不久，一群有良知有道义的诗人在西安发表了《振兴诗歌西安宣言》，为什么要振兴，就是因为诗歌衰落了，有危机了。我们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提出“申遗”，比如秦腔、楹联，诗歌是否也应该“申遗”？作为一名学者和诗人，你对振兴诗歌有什么好的建议？你认为振兴诗歌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应该从哪些地方做起？
　　 答：为什么要振兴诗歌？我认为这个提法不是很贴切，太容易让人产生群众运动的联想，完全是一种精英式的号召。我想，在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培育平民意识的时代里，最好少些精英式的冲动和幻想。事实上，诗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优化，仅靠口号和宣言是无法抵达美好愿望的。因此，我认为还是不用“振兴诗歌”这样的提法为好。如果非要对关心诗歌命运，优化诗歌生态系统问题有一个称谓的话，我宁愿用“诗歌回归”这样的指认。至少在我看来，现代诗歌根本不是一个振兴不振兴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迷途知返的问题。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技术主义、权威主义等等，已经将真正的诗歌精神消解殆尽，诗歌只需要回归本位，只需要返本求真。坦率地说，如今诗歌生态的系统性恶化问题，就本质而言，就是因为我们对诗歌资源的滥砍滥伐和过度开发，因为我们过度关注了诗歌资源中的市场价值、工具价值，忽视了诗歌的价值理性。一切都用经济的眼光打量诗歌资源。目之所极，早已没有了潺潺的山泉，没有了郁郁葱葱的森林，更没有了层峦叠嶂的山峰，满目尽是矿泉水、材林和矿山。我以为，诗歌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是一种公共性资源，具有十分典型的非排他性特征，任何公众对它的使用都不会影响其它人对它的享用。就是说，优秀的诗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她滋养和哺育的不只是哪个特定的个体，而是所有的群体。可以说，诗歌的真正地位和价值，就在于她是否为群体性的精神福利增进，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情怀。诗歌作品，不过是一种本真价值的诗性表达而已。如此看，尽管我毫好不怀疑振兴诗歌倡议者的善良动机，但我既不赞同这种拯救诗歌的途径选择，也不对其效果寄予太大的期望。企图通过口号和媒体造势来振兴诗歌，其实是一种运动情结的翻新表达，是一种很偷懒而且太急功近利的作为。营造良好的诗歌氛围固然有助于优秀诗歌的产生，但如果不让诗歌不让诗人经过切身的阅历体认生活的艰辛，切实进入生存的底层苦难，只在温室里幻想和做梦，那其实等于扼杀诗歌，虐杀诗人。
　　 同样，关于诗歌的“申遗”问题，也只是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既然我认为振兴诗歌的提法本身就成问题，那么，也就不存在振兴诗歌的建议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对诗歌生态系统优化问题的关注。诗歌或许不可振兴，但诗歌生态还是需要保护，诗歌危机现状还是需要救助。“振兴诗歌”和“诗歌生态系统优化”，这是两个内涵完全不一样的命题。如果非要就诗歌生态保护，诗歌危机现状改善说几句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对目前诗歌生态问题现状做客观理性的评价。目前诗歌生态系统危机确实险象环生，基本态势是系统性问题的大面积出现，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分歧。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对诗歌生态命运关注的声音。但是，导致这些危象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是因为诗歌生态资源的体制性占有与支取制度安排的失衡。或者说，是因为机会平等的权利没有被平等地分配和享有。结果，就持续性地加剧了优秀诗歌生存土壤的板结和盐碱化。可以说，如果这个现状不改变，其它一切醉心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如果这个前提不改变，对诗歌的责任呼唤和对诗人使命的期待，不论动机如何，都是一种过高的道德苛求。就社会而言，也是一种制度性的羞辱标志。事实上，不仅无助于诗歌生态环境的改善，无助于优秀诗歌的产生。相反，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诗歌生态危机，加剧诗歌生态系统的恶化。因此，要优化诗歌生态系统，改善诗歌生态危机现状，要把重点放在争取平等地占有诗歌公共资源的权利方面。其次，才应该放在如何唤醒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方面。因为，如果没有前提性条件的优化，单将诗歌生态恶化和拯救的责任推到诗人身上，这是一种过高的道德苛求，也是一种变相的生命谋杀。不论是捧杀还是虐杀，都是一种缺少起码人道精神的胡作非为。最后的问题才应该是诗歌氛围的营造与改善问题。只有在这一点上，振兴诗歌的提法才有其价值与合理性，不能否认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经历这样一个严酷生存环境的磨练，也许是一切优秀诗歌的产生和伟大诗人的成长不得不接受的必然命运，它会从背面锤炼诗人磨砺诗人，催生更多优秀诗歌的诞生。如此而言，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和耐心等待的功夫。也需要用这样的心态和姿态，去理性评价诗歌生态系统的现状，准确把握诗歌生态系统优化过程中的正负要素。
　　 问：你在报刊上发表有大量诗歌，也出版有《醉舟无岸》、《暗夜横渡》两本诗集，我基本上都读了，你的诗歌给人以朴实无华的印象，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故弄玄虚，还有一些哲理的味道，你的诗歌观是什么？你写诗的动力是什么？
　　 答：坦率地说，我虽然出版了两本诗集，但没有什么明确的诗歌观。在诗歌创作中，我只是一个业余实践者和探索者。这是因为，诗歌在我的人生使命中，目前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我的主业锁定在财税伦理方面。至少我目前还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税收的现代化比诗歌生态系统优化的权重要更大一些。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所谓的诗歌观，我只能说，我的诗歌有一个主线，就是始终以对社会性苦难的终极追问和人道关怀为主题。我的诗歌，比较崇尚批判意识。我是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不断记述自己对社会苦难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倾诉自己作为一个当下社会分子的生存焦虑与公共关切。这些意识，在我刚出版的诗集中，有不少诗其实已经间接给予了回答。在《如果》中，我有“如果你的心底，不曾有过足够的爱与恨，请不要接近我；如果你的怀抱里，不曾装下足够的屈辱与悲情，请不要解读我；……”这样的诗句，在《当诗歌迷路》中，有“当诗歌迷路，陶醉于自家花园的芬芳，无视篱笆外的苦难和疼痛；想想，当诗歌丢失了灵魂，美妙的絮絮叨叨，还会让谁感动。”这样的诗句；在《成就一个诗人并不难》中，同样有“在欲望飞扬跋扈的沙漠，成就一个诗人并不难；只需守望良知，用怜悯的拙笔记下人世的不平。……”的诗句。等等这些，如果要理解为我的诗歌观的话也可以。因为，在这些诗歌中，我已经试图回答了自己对诗歌对诗人的评价标准与看法。其实，我最认同的诗歌观是俄国诗人兹比格尼夫.赫伯特的。兹比格尼夫.赫伯特关于诗人历史使命的观点，正是激励我在枯燥的理论研究之余醉心诗歌创作的原动力。他说：“诗人现在的任务就是从历史的灾祸中至少拯救出两个词，没有了这两个词，所有的诗歌都将是意义与外观的空洞游戏。这两个词是：正义与真理。”又说：“作为诗人作家，我想搞清楚谁才是正确的：是所谓的‘时代精神’？还是古老恒常的良知？”〔兹比格尼夫.赫伯特《一首诗的确切定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赞同桑克等诗人向社会发出的“我们的诗歌是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它不是诗歌的全部。这时，就要牺牲艺术，去拯救正义！”的倡议。就诗人个体而言，在社会生态环境危机没有得到改善以前，尽管别人没有权利强迫诗人必须担当多少社会责任，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面对公共苦难和灾难，却有责任和义务去主动担当自觉行动，用诗歌去呐喊去动员去警示。
　　 试想，如果一个诗人心中没有了良知的追问，没有了对社会正义问题关注的热情，没有了对人道慈悲情怀的皈依，没有了基本的博爱信仰，在他的笔下，能写出什么优秀的诗歌。无庸讳言，目前诗歌生态系统的恶化，就诗人个体而言，其诗歌正义与良知精神的缺失是最主要的问题。面对苦难，他们转过身去了；面对不公，他们失语了；面对灾难，他们逃避了。……沉陷在这样一个姿态和品质状态中，何谈责任，何谈救助！更何谈被尊重被重视被追捧。因此，这个群体集体性的生存尴尬，可以说，与他们自身精神的堕落与萎靡，价值底线的失守有很大的关系。对此，兹比格尼夫.赫伯特通过一首诗如此表达：“有些人在他们的/脑中种植花园/小径从他们的头发通往/阳光灿烂的白色城市/他们写的东西很容易/他们闭上眼睛/立刻就有一群群影像/从他们额际流淌下来。”可以说，这首诗是我坚守自己所谓“诗歌观”的诗化旗帜，是我主张“写什么”比“如何写”更重要，更具有逻辑优先性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