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起，从西方引进教育独立的思想，自蔡元培先生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并在北大践行教育独立思想，至今已经近百年，然而就在这近百年之后，教育独立的问题却依旧是个问题，教育仍旧没有得到独立地发展，教育的独立性到底是以怎样的态势发展，也存在极大的争议。教育到底能不能独立，要怎样独立，仍是我们的前之古人、后之来者不断探求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受教育乃至将要去教育他人的我们要怎样的对待当下教育现状的尴尬。下面我就我个人浅见，从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独立思想谈起。
　　 我认为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中主要提到两点。一是教育的目的，二是为此要采取的方法。教育的目的：“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这与夏忠义先生所提到的大学的定义有些不谋而合“大学之所以令中外学子心向往之，根子在于大学比其他世俗机构更加关注人心灵的发育与成长，它是呵护青年至情至性的摇篮，亦是诱导青年反身体认人格奥秘的智慧谷，更是砥砺青年独立践行精神成年礼的祭坛。”我姑妄概之，即大学的教育目的是使人更为人，使人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与升华，提高人的主体意识与对自身个体生命的自觉程度。人更为人而不是他人的工具，有着自身独立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人格，进而为人类的文化与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教育目的之下所采取的方法即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独立思想的第二点，即“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就是要求教育摆脱掉政治更替的不断推翻重建式的发展，避免政治对个性的抹杀，冲出教会思想控制的禁锢，可以独立自由的按照自己应有的规律得到长足乃至永恒的发展。
　　 就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目的看，在教育过程中不可怀有工具化、功利性的目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人为生存而为社会服务，最终变成社会运作的零件。教育的关键是可以让受教育的人保持独立的人格和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不被物化，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太多汲汲于富贵的人。利欲熏心，尤其是现如今改革开放，市场化，一切向钱看，随着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人越来越成为工具，被物化、奴化，像“车奴”、“房奴”、“卡奴”等等的出现，这不是单纯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连锁反应的，而且一般是出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的精英人群中，由此看来，试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如果高等教育的结果都是如此不堪，那所谓的教育独立又从何谈起，教育又处在一个何其尴尬的地位呢？上大学在好多人那里不过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而考研呢，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人格修养的提升根本无从谈起。物化、工具化，除了受到利诱当然还有功名的诱惑，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似乎一直根植着“官本位”的思想，从学而优则仕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由现如今的公考热便可见一斑了。这样看来，教育的目的之所以没有达到，是因为受到了经济、政治太多的牵制，核心本质的问题也就是教育的不独立。教育的不独立有着太多的鲜明体现。
　　 首先，教育行政化，受制于政治，这便是教育被“政治化”的表现。其实从古至今，中国的教育就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这从根本上说要归结于教育的性质，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的组成元素，它不可能单纯地绝对地独立出来。而当下我们的教育仍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受教育部的管制，而教育部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国务院即是我们国家的行政部门，我们的中央政府。再从教育部的职责上看，“指导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承担深化直属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责任。”，“负责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国家的学位制度，负责国际间学位对等、学位互认等工作。”“负责协调我国有关部门开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国际合作，负责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及相关机构、组织的联络工作。”“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等，这些职责大多是体制上的、形式上的、到底有多少实质的教育思想性不言而喻。
　　 随着近几年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发表见解，当然也有很多大学乃至中小学都采取了行动。《瞭望东方周刊》刊登过一篇文章《大学行政化五宗罪》，旗帜鲜明地指出“大学官场化”，“资源分配行政化”，“评价体制一元化”“教授人格矮化”“学生世故化”。在以“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出席闭幕式并作大会总结讲话上指出，培养创新人才应作为大学重要职责。很难想象在一所所校长教授忙于评级别、评职称，大学领导机构绞尽脑汁地争取国家的这个工程那个项目，为了官方的名利为了已被行政操控的有限的教育资源而废寝忘食，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格独立的创新人才，这样的学术重镇充其量不过是微型的名利场。随着两会对教育去行政化的关注，湖南已取消中小学校长行政级别，推行教育去行政化，这些事件不得不说是有益地积极地尝试，但是其前景却实在不容乐观。至今我还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关于大学的两段话一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二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政府真的可以让教育去行政化，还教育以独立自由之身。
　　 其次，教育被“市场化”，受制于经济。自春秋时，孔子就有这样的言论：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经济先于教育自古有之，这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当教育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成为盈利搞创收的机构，我们就不得不警醒了。从大学扩招以来，学校的盈利性就日益凸显，众多的学子，高昂的高等教育经费，国家制定的“211工程”“985工程”，本来的精英教育，一下变成了批量生产，而产出的“产品”到底合不合格，又要销往何处，这些后果似乎都欠考虑，导致的是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除了政府的推波助澜，各大学本身也都在你追我赶地搞创收，大家比的不是学术、不是大师，而是“门面”，是财富。
　　 教育的政治化、市场化，直接导致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危害的是一批批接受教育的人，其对中国文化、文明的消极影响不是我们时至今日所能估量和预见的。以北大为例，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职时期，竭尽心力地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曾经的老北大可谓是学术的渊薮，独立自由的智慧所，可现今的北大呢？在200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北大排到了228位，在2010年北大的综合排名为第50位，这些数字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第一流的学府在世界上的立足状况。在具体到前些时候，北大搞出的“推荐生”事件，更让我们看到了今北大与老北大的差距，以前的北大以这种类似方式挖掘的绝对是怪才，像钱钟书等大师，而现今的北大挖出的却是“文科生里他理科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最好！”这类不怪的全才，他们不靠推荐也可以考上北大，如此看来，北大的“推荐生”制度就是一场闹剧，可以说毫无意义。在此借用此次事件中颇受关注的一位主角匡超的发问：“老北大一枝独秀，但今天的北大对自己的追求是不是发生了改变？北大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今天的北大肯定已不是曾经的北大，北大还有培育民族脊梁的定位吗？北大都已如此，我们又能奢求什么呢，这样看来钱老的世纪之问不难回答，困难的是我们要给钱老一个怎样的交待。
　　 面对如此的教育现状，教育独立思想便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怎样做到教育独立，众说纷纭，燕国材先生在他的《教育独立论发微》中再次提出教育独立论与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教育主体论是相互依存的。前者是后三者的基础和前提，后三者又是前者的补充与深化。同时，它们乃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四个基本观点；只有坚持这四个基本观点，才能使我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获得有效的飞跃发展。我个人不能提出什么有建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关于教育独立的问题，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在现如今，教育受到政治经济太多牵制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分外强调教育独立，但另一方面不可矫枉过正。教育的独立是相对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知道，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一定的文化，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是有政治经济决定的，所以教育永远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与经济。在此我想指出蔡元培先生教育独立思想中的不足，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这显然是太理想化的，虽然教育以人为主体，但教育不单单是教育人，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的复杂的工程，所以把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育家是不现实的，一个教育家他解决不了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人事行政问题。
　　 总之，教育要独立，是所处立场、办学思想上的独立，是坚持教育准则、遵循教育规律的独立，同时也是与政治经济相和谐的独立。这就要求致力于教育的人，必须做到举世混浊时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时而我独醒。儒家的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不能改变时代的教育态势，但我可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原则，以个人的行动去践行、去努力，这是我想到了那个在海边上捡海星的小孩，虽然他不能拯救所有的海星，但是他可以尽其所能，救一只、两只、乃至更多。只要每一个受教育的人，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坚信，教育独立不是梦，它是不远的将来，或者说可以变成现在，在我们践行它的一点一滴中得以实现。
　　 201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