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惟一的快乐是别人因我而快乐
　　 ——作家方英文答问录
　　
　　
　　 田冲
　　
　　 问：您的长篇小说大陆版名为《落红》，台湾版名为《冬离骚》，都蛮有诗意的，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您更喜欢哪一个?
　　 答：当然还是偏爱《冬离骚》这个名字，尽管《落红》也不错。前者带有反讽的意思，暗合作品的题旨，也想借此表达我对民族文化的喜爱，我对“国风”气派的追求。但是出版社（大陆方面）觉得这个名字太雅，可能让读者费解，所以要求我重换一个，于是就有了《落红》。这两个字取自《西厢记》中的“落红成阵”一语，感伤而凄美，吻合作品的整体风格。
　　 问：陕西作家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农民作家”的形象，在您的《落红》中，我欣喜地看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城市的形象和影子。从小说主题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您完全剥离了陕西作家一贯的农民思维和外衣，这是一个可喜的改变，为我曾多次呼吁的陕西城市文学开了一个好头。您从小在陕南镇安山区长大，又在商州小城生活过十年，而这次小说的视角一下子就切入了大都市，写得非常成功，大有钱钟书《围城》的味道，请问您是如何完成这一视角和思维的转换的?
　　 答：首先我不主张分什么“城市文学”或“农村文学”。外界称陕西作家是“农民作家”，可能不是说陕西的文学主要写了农村和农民，而是说陕西的文学作品缺少某些基本的“文化修养”，诸如语言欠规范、文理欠通达、食洋（古）不化，以及常识性错误较多等。《阿Q正传》写的是农民和农村，并没有谁说鲁迅是“农民作家”，原因正在于鲁迅先生太有“文化修养”了。我在写作上喜欢冒险，即：我喜欢写那些我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这种方法可以充分品味“想象的乐趣”。我要强调的是，不论取材乡村还是城市，首先是怎样把人写活，还要在各方面写得“像”。
　　 问：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有许多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的比喻，在您的小说中，类似这样令人过目难忘的比喻俯拾即是，如：“满天飞舞着五颜六色的破布烂纸，于是天空像现代派画家涂抹的一张肮脏的画”；“这次领来的女人，像一个走动的肉联厂，生得特别圆实，尤其是一对大奶子，好像两个肉坦克”；“谁敢配你这号司机，眼里都伸出了爪子，把人家的衣服都抓烂了!”等等，请问您是否非常欣赏钱钟书的文风，并在学习和模仿他?或者说在创作中受到了他的影响?
　　 答：钱钟书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而作为小说家，我却最崇拜茨威格、屠格涅夫。我学习和模仿的作家不能说只有一个钱钟书，还有很多古今中外的大师。没有哪一个作家不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正如所有的孩子都是父母所养。但是当真正提笔进入创作状态，则等于将作者放逐到一个毫无人迹的荒野上，没有路也没有向导，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
　　 问：长篇小说是一位作家展示自己多方面才华的舞台，我读过您的许多文章，在《落红》中我觉得您的才华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和释放。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的，总体感觉是才华横溢，如坐春风。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一气呵成，并有和我同样的感觉?
　　 答：我的作品，包括很短的文章，很少有过“一气呵成”的。我总是在断断续续地写完一个作品后，冷冻一段时间，然后删削理顺，直到删削成“一气呵成”的样子。《落红》写了一半，我去了一趟青藏高原，回来休息了半月，写了后半部，但是删削了很多。凡是可能让读者的注意力分散的文字，均被毫不心疼地删掉。茨威格的小说，你只要读了第一句，便成了俘虏，不知不觉地读完了。我认为这是删削的结果。写长篇，不是每一句话都能保持“高度亢奋状态”，但起码要有一多半的篇幅，是在“高度亢奋状态”下写成的。
　　 问：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很早就喜欢您的作品，并期待着您大的作品问世。《落红》满足了很多读者的阅读欲望，使读者再一次看到了您的创作实力，您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答：谁都可以评价我的《落红》，惟独我自己不宜说出评价。我只能交待一句：《落红》是我的孩子，我认真地、满怀感情地创造了它。
　　 问：现实生活中，您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愉快达观，而在《落红》中，却弥漫着一种苍凉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悲观消沉甚至无奈，您的处世和作品如此矛盾，作何解释?
　　 答：我在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生活中，我却要求自己力争“把快乐传染给别人”。别人因我而快乐，是我惟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