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司马忙颠颠跑来看我。呷过几口清茶，寒暄一二后，他告诉我，几位文友约他爬山登高，瞻仰年里那最后的夕照，可他说今天无论如何得上这儿来陪我。我有些受宠若惊，一个“谢”字才刚出口，他却拱拳谦道：“言谢的该是我……”
　　 司马说，以前每到新年将近，他总可以收到好厚一叠各色贺卡。今年只有一张。我寄的。
　　 司马与我原本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笔墨交道久了，慢慢有了来往，慢慢又似乎成了朋友。每年向友人道新年祝福时，也不忘他的一份。这于我纯粹是一种习惯，我根本没想到现在他已不当编辑，尽管我知道。可是很明显，有人想到了。
　　 司马没有抱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似乎已然曾经沧海。三言两语后，便与我天南海北神侃开了。倒是我不时走神，直到司马告辞离去，我还没能从悲凉的心境中超脱出来。
　　 我瞟了一眼书桌上那张写好了却没来得及寄的贺卡。司马眼里，我大约会是品格高尚的人，扪心自问，我配吗？
　　 几年前，北京一家杂志发了我的一篇文章。在样刊中，我找到了一封信。一番勉励之余，那位素昧平生的编辑大姐（其实我并不知道她的年纪）还嘱我多多联系。我自然时不时写信寄稿过去，她则每信必复，每稿也必有切中肯綮的批阅文字。此后，我虽只在她那儿发过一篇文章，但我很知足，有一位良师比什么都荣幸。
　　 去年二月间，我又寄去一稿，很快大姐就回复了，说文章是不错的，她不日将调去搞行政，已将我的稿子推荐给下一任编辑，第六期可望刊出。我当即写出一封堆砌了不少美丽词藻的信，以示感激。
　　 好不容易等到第六期刊物出来，从头翻到尾，硬是没有我的，心中不胜疑惑。转而想想，许是特殊情况吧？等等再说。可是，第七期没有，第八期依旧没有。我灰心了。万般无奈，又不停劝慰自己，算了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有再写信过去，渐渐的，也就淡忘了这件事，淡忘了那位大姐。
　　 偏巧也是这天，我收到了那本刊有拙作的杂志。我心中又漾开了感激的涟漪。几乎没有多加思索，赶紧给大姐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附上自以为最精美的新年贺卡……
　　 要不是司马的来访，恐怕我就心安理得地将贺卡寄出了。可现在怎么办？我当然可以装得若无其事。新年时节，祝福远方的师友，合情合理，山不显水不露的。只是我骗不过自己：前一阵子我寄了那么多贺卡，为什么独独“忘”了这一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