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九年，由于战备的需要，诸暨到嵊县要修筑一条公路。叫诸嵊公路。而因为政府没有钱，所以筑路的担子落在了有关的几个公社身上。公社社员动员起来去筑路，不发工资，只由生产队记工分。政府只负责工具材料费和筑路工人的若干伙食补贴。
　　 公社挑选年青力壮的社员去完成这筑路的战备任务，都以民兵的形式组建，公社是民兵营，大队是民兵连，生产队则是民兵排和民兵班。
　　 赵家镇当时叫檀溪公社，檀溪公社也奉命组建民兵营，开赴筑路工地。各级都有军事长官和政治长官，像模像样，煞有介事，管制都军事化，比较严格。
　　 我当时是回乡学生，二十余岁的年龄，体格健壮，风华正茂，当然也是基干民兵，因此也随众开赴筑路前线。
　　 诸暨民兵的任务是完成诸暨东和公社到绍兴竹溪的一段公路。檀溪民兵营的任务是在舞凤公社境内筑好大林到泄头一段路。在蜿蜒的山丘里，在陡峭的崖壁上，挖土填沟，炸石开路。清晨踏着露水，迎着朝阳奔赴山峦间的工地，傍晚拖着疲惫，对着夕阳，回归寄宿的山村。
　　 时值秋季，风景很美。工地下是一个水库，叫龙闸水库，库水清清，微风拂拂，波光粼粼；山坡上连片的松树，郁郁葱葱，青翠欲滴，间或有几丛机枫树点缀其中，满枝红叶，蓬蓬勃勃，像跳腾的火焰。傍晚下工，夕阳西下，暮霭四起；苍山迭迭，归鸦点点；村舍远眺，烟尘弥漫；景色很有些苍凉动人。虽然并不贴切，但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范仲淹的《渔家傲》：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当然，眼前只有孤村，并没有什么孤城。而长烟落日的景象却的确是非常现实和非常贴切的。
　　
　　 （二）
　　 吃饭有工地食堂，饭可以吃饱，但菜并不怎么样，基本上餐餐是水煮东瓜，偶尔吃餐把咸菜煮豆腐。中间放一点从皮革厂卖来的，从猪皮上刮下来的劣等猪油。大家天天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由于油水不足，大家的肚子都很空乏，痨馋得很。晚上躺在山民家没有灯光的地铺上，所谈论的除了一些黄色笑话外，就是讲吃的，什么红烧猪蹄，白斩鸡腿，黄焖羊臀，清炖狗脊等等，大家咽着口水，享享空口福，过过干口瘾。
　　 由于大片大片的岩石要用炸药炸开来，工地急需培养大批爆破作业工，我们一些年龄轻的，体格健壮的民兵都是培养对象。
　　 十多磅的大铁锤，连接在软软的长长的竹柄上，舞动起来，敲击在钢扦上，在岩石上打出洞来，然后装上炸药，实行爆破。
　　 锤子要准确地敲击在钢扦上，稍有误差就会打击在把握钢扦的人的手上和身上，形成事故。
　　 我也和好些初学者一样，无数次打在人家手上和腿上。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终于我也会与老师傅一样熟练地抡大锤——在较远的距离挽出一个锤花，然后跨步把大锤击打过去，“叮”地一声。正确地击中炮杆（钢扦）。
　　 一般锤工击打炮杆时，往往留余三分回力，目的除了姿态潇洒外，主要是若击打有偏差，尚有余力收住大锤。因此看起来弧度很大，力道凶猛的击打，真正打在炮杆上，其实威力并不大。而我当时狂妄自大，对自己的“锤技”很自信，对于“锤击须留三分力”的教诲不以为然，每锤击打都威猛用劲，不遗余力，人称“闷锤”。因而同样的锤击，我打的要比别人打的劲头足，因而我打的炮洞进度快得多。为此炮工出身的指导员不服，与我比试。因为他比我大十多岁，体力不支，最后只有丢锤认输。
　　 在学校时我看过小说《欧阳海之歌》，欧阳海挥大锤，一口气可抡四百多锤。我决心超过欧阳海，一次在工地竟一口气抡了六百多锤，赤膊着上身，全身都淋漓在汗水中。旁边的一些长者都带着讥讽的微笑，潜心的台词是显而易明的：“这个楞头青，这个书呆子，不懂自保，不知死活。”
　　 当时累确实是比较累的，有时累得几乎散架。然而当时毕竟年青，恢复快，一斤酒下肚，一觉到天亮，就又生龙活虎了。
　　 石工组的阿信年龄稍大一些，他抡不动大锤，自愿把握炮杆，虽然因为新手多，他的手上和腿上不知挨了多少锤，致使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但他始终不肯调换工种，他宁愿挨打，也不愿意去挥大锤，因为抡大锤实在太累了，他委实没有力气整日挥舞大锤。
　　 阿信因为年龄大，经验足，，有时也兼职指挥，如炮洞的深浅，炮洞的角度，装炸药量的多少，等等，我们大多听他的意见。
　　 一次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龙闸水库上面崖壁上打了一个很深的洞，装了十多节炸药，形成爆破时气势很大，在巨大的爆炸声中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在漫天的碎石的夹裹下，呼呼地飞向水库对岸。当时正值工地下工，许多人都在对面水库边的路上行走，一看到漫天的石头向头上飞来，大家都吓坏了，慌乱中大家都躲进路旁的小松林，有的躲到大松树后面，有的钻进地下的涵洞中，有的用畚箕挡着头脸。结果倒还好，那块大石头只撞断了一株大松树的枝杈，掉下来没有伤到人，倒是那些漫空的碎石，砸伤了好些人，使好些人头脸上、手足上出了一些血，现场很难看。但幸亏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伤。虽然如此，工地指挥部还是通报批评了这件事。
　　 阿信也因此被调出石工队去食堂烧饭。对此他很高兴，因为因祸得福，他在食堂更用不着挥大锤了。也有人说他是用一条香烟，两瓶老酒的代价贿赂领导才谋取这个位子的。
　　
　　 （三）
　　 工地指挥部成立了政宣组，负责宣传报道。我因为口中常念念有词，手上也喜欢舞文弄墨，会翻复玩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帝、修、反，”；“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这些词句和概念，属于文学青年；所以也被抽调到政宣组，由耍弄大锤变成耍弄笔杆。这使很多人都羡慕，因为至少暂时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阿信还悄悄地问我，是不是给领导送了礼才换来这么轻松的工作。
　　 到指挥部工作，伙食也转到了指挥部食堂。指挥部吃饭的人比较少，因而食堂有点像小灶食堂，伙食比民兵云集的大食堂要好得多。有红烧肉，有剥皮鲞，有煎豆腐等等。对着美味的菜肴，我往往要喝上几杯酒。黄酒白酒当时都要凭票购买，只有一种桃子酒是畅开供应的。所谓桃子酒无非是一些桃子汁加水加酒精的一种含酒精饮料而已，稍多喝一点就会头疼头晕，很不舒服。但在那物资短缺的年代，能够有桃子酒喝，已经是很不错的享受了。
　　 工地的郭主任常说喝酒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他也说酒可以解乏，无产阶级也未尝不可以喝。并经常与我一起谈古论今，喝上几杯。
　　 技术组有一个叫“老宁“的大学生，籍贯是陕西米脂。大学毕业后竟分配到诸暨农科所工作，他也借调来负责公路测量，整天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口中念叨着：“生活像戏剧，一个节目连着一个节目。上一个节目结束，下一个节目开始”
　　 他也喜欢喝点酒，有时来不及去买，就在我瓶中倒一杯。我端起酒杯习惯要念上一句诗，又是范仲淹的《渔家傲》：
　　 “浊酒一杯家万里……”
　　 他说道：“你怎么念了我该念的诗”，于是不无感慨地喝下半杯，漫声接下去：
　　 “燕然未勒归无计……”
　　 他分明在怀念家乡，怀念家中的妻儿老小，因为他的眼中似乎有泪花在闪动。
　　 老宁后来在一次塌方事故中受伤，致了残，领导照顾他调回了老家。他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是一位纯真的米脂女孩，算算年龄现在也已经有四十多岁了。
　　
　　 （四）
　　 指挥部的勤杂工阿悦是我初中时的同学，他喜欢上了女子民兵连的阿翠姑娘。但是他腼腆，胆小，不敢面对阿翠姑娘，希望能获得我的帮助。禁不住他多次央告，还请我喝了二次酒，嘴就软了，我答应帮他忙。
　　 我有一重身份是记者，比较自由，可到各连队找任何人采访。于是我在阿悦同志和阿翠姑娘间担任起了牵线搭桥的工作：传递书信，代表衷情，代送礼物，联系约会等等。没多少时间，他们的关系就打得火热，剩下的就是定日期论婚嫁了。
　　 我也为我的工作有成果而沾沾自喜，尽管工地上有好些舆论指向了我，认为我与阿翠姑娘间有什么恋情，虽然作了替罪羊。我也毫不后悔，心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喜悦。
　　 传统上，人们情感的理想总是吉祥如意，花好月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类。然而事实上许多事往往并不圆满，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阿翠姑娘不但是标致的姑娘，而且是优秀的劳动能手，她在女子民兵连也是石工组，她的锤技也有老手的风范，大锤在她手中舞动，洒脱、轻灵，呈现出舞姿般优美。
　　 她无邪，天真，痴情，与阿悦恋爱后，她寄托了全身心的感情，待人接物，她更热情奔放，劳动工作，她更意气风发。爱情使她各方面的优点都得到升华，使她的身心呈现出了最美的状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在排除哑炮的行动中，她遭到了延时炮突然爆炸的袭击，幸亏躲避得快，但她的一条腿仍然被炸断了，负上了重伤。
　　 工地的各级领导都去医院慰问她，看望她，并给她记功。我和阿悦也去医院探望，我叫阿悦给她采了一大束山花。山花绚丽多彩，灼灼生辉，仿佛代表阿悦同志的情意，放在了阿翠姑娘的床头。阿翠姑娘一条腿裹着石膏，躺在床上。我们的到来使她的眼中也灼灼闪光，喜悦布满整个面庞。
　　 几天后，阿悦找到我，说他父母不同意他与阿翠的婚事，因而要断绝与阿翠的关系，希望我“好事做到底”，代他向阿翠回绝。
　　 我明白阿悦的思想，因为工地上有一种传言，说阿翠姑娘的腿很可能致残，变成一个瘸腿姑娘。阿悦不愿意娶一个残疾姑娘做妻子，因而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刚出了点事故就立即背叛自己的恋人，就立即背信弃义，这无异于落井下石。我为阿翠姑娘的遭遇感到悲哀，我对阿悦同志的卑鄙感到愤怒。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对得起阿翠对你的信认吗？她现在最需要你的支持和安慰，你不能离开她。你为什么对阿翠这样不负责任？”我强制愤怒这样责问阿悦。
　　 “我与阿翠又没有登记结婚，我为什么要对她负责？医生说她很可能要残废了，一个残疾女人做老婆多难听，难道我供养她一生？”阿悦虽然强词夺理，但说起来居然还头头是道，振振有词。
　　 “她已经把全部感情都托付给你了，你不应当辜负她。否则你的名声也不好听。”我继续耐心劝说。
　　 “老余啊，人家说你是书呆子，当真一点不假，名声多少钱一斤？名声难道可以当饭吃？我为了名声去和一个残疾人过一世？这种名声我宁可不要。老余啊，她对你印象也很好，工地上也都说她是和你在谈，不如你收下她算了。”
　　 阿悦不但不可理喻，而且卑鄙无赖之极，话是讲不下去了。
　　 我当然知道，阿翠对我印象很好，她对我很尊敬，但她并不爱我。同样，阿翠的优秀我虽然很赞赏，但我也并不爱她。我们不是一个思想层次的人。更重要的是我是以给阿悦作情感传递和情感参谋的身份出现的人，我怎么可以取而代之呢？这从新旧道德的各个层次考虑，都是不允许的，也大大地触犯了我的道德底线。阿悦显然是胡言乱语，大肆狂吠。
　　 然而我毕竟在阿翠面前说过阿悦许多好话，现在同意阿悦落井下石，断绝与阿翠的关系，我岂非也是骗子，也是帮凶？不行，我不能让阿悦的背信弃义成功。
　　 我知道阿悦在争取入党，而工地负责组织的副书记就是那位说喝酒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郭主任。于是我带了两瓶解乏的无产阶级的酒与郭主任一起去喝，我介绍了阿悦与阿翠的恋爱过程和最近的波折以及他们现在的心理危机，希望领导出面作作阿悦的思想工作。
　　 郭主任对我的要求满口答应。“阿悦这小子这怎么行，阿翠是我们工地的标兵，是先进人物，她怎么可以再受到伤害。小余你放心，阿悦的工作我们领导去做。哼哼，他阿悦简直不像样子了，还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么！”
　　 阿悦是个一心向上爬的人，而要爬得上去，入党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对于入党看得很重。郭主任也没有食言，他约了工地其他几个领导一起做阿悦的思想工作，在压力下，阿悦终于收回成命，同意不与阿翠分手。
　　 不久后，阿翠的伤就好了，她没有致残。但美中不足的是腿微微有点跛。这使阿悦很有些遗憾。半年后她就与阿悦结了婚，一年后就有了一个小孩。又二年后，她就与阿悦离了婚。
　　 再后来，他们都又结婚了。阿翠再婚后生活并不好，丈夫平庸、孱弱、粗暴，家中困苦艰难。七十年代末，她曾要求我帮忙购买过几百公斤平价钢筋，大概是修建房子所用。
　　 此后再也没有碰到过。每当想到她当时那艰苦的生活情状，我总有些内疚，似乎我在道义上欠着她一些什么。
　　
　　 （五）
　　 阿信在食堂工作，饱餐终日，无所用心；平安周全，倒也纳福。不料后来也出了一件事，弄得鸡飞狗跳。
　　 民兵们也参加征兵体检，分批到城关去体检。每人要化去三天时
　　 间。这三天每天可获得五毛钱的伙食补贴。我们平常相处比较接近的有四五个人，，我们决定把这些伙食补贴用于会餐，大家好好吃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