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四季风从坡上刮过……
　　 70年代，黄土高原的村村寨寨，人畜生活用水都要从一两丈深的水井里打出，然后挑着水走很远的路，倒进大大的水缸里。
　　 村中有一间苔藓布满的房舍，门楣上面赫然写个两个大字“井头”。不知它建于何年，打我记事起，就矗立在这里。村子里最洁净的一口水井就被呵护在这间小房子里。
　　 我的父亲精通铁艺，他亲自用厚铁皮砸制了两只桶，所以我家的水桶结实而且巨无霸。
　　 我第一次挑水，是十五岁那年。母亲种了一上午棉花，筋疲力尽，父亲在机械厂还没有回来，家里水缸已经底朝天。
　　 十五岁的我，身体单薄，挑着两只大桶，不是前面这只桶着了地，就是后面那只桶磕了脚。我索性把铁链子在扁担上缠了一匝，这才平衡了两只桶。
　　 井口不大，直径大约80公分，仅容一只水桶上上下下，一台上了年岁的木轱辘滚动着小村的百年沧桑。
　　 井绳末端是铮亮的铁索，把水桶锁扣其中，一只手只需轻轻按住轱辘，借助水桶的重力，轱辘倒转着，绳索带着水桶坠向井底，很是潇洒。再往上摇的时候，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我胳膊没有力气，加上满满一大桶水，只能双手抓紧轱辘柄，丝毫不敢松懈地一圈一圈往上摇。等到水桶露出光滑的井口，才敢腾出一只手将其拉到跟前，倒入另一只水桶中。
　　 挑水的路程更加艰涩。稚嫩的肩挑起两桶水，沉重得使我走不开步子，踉踉跄跄，东摇西晃，水不时地泼洒出来，浇湿了鞋子和裤腿。大约100米就放下歇半天，再换了另一个肩膀，一路歇了五六次，等进了院子，已经剩下半桶水。
　　 并不是每次挑水都这么简单。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把水桶放下去，却发现轱辘异常的轻快，摇上来一条空绳子。原来铁锁链年代久远，接口处松动，水桶掉到井里了。
　　 我站在旁边立即“嘤嘤”地哭起来。
　　 二爷打此路过，看到井边仅剩了一只空桶，立即明白了。
　　 他笑着安慰了我几句，转身取来类似锚一样的东西，是三个铁钩子焊接在一起。二爷让我蹲在井边照手电，他把钩子放下去，耐着性子又是摇又是晃，半响才把桶捞了上来。
　　 到了冬天，井口就会结出厚厚的冰碴，走在上面一步三滑。
　　 不幸的是，不久井里的水位开始下降。我们需要到更远的一口灌溉用的大井里打水。
　　 井口足有两米多宽，且无遮无拦，长长的木头架在上面，一只硕大的铁轱辘“吱吱”作响。
　　 我有恐高症。每次走上井台，看见宽宽的井口，深井里荡漾的清水，我就头昏晕厥，两腿发软。
　　 有时摇上一桶水，铁轱辘由于重力不均，就会滑出木轴。我只好一动不敢动，等待有人过来帮忙，才敢松手。
　　 在小村的井边，在小路，还有很多像我一样十五六岁的孩子，抑或是花甲老人，用娇弱的双肩担着日头，挑着黄昏，肩挑生活的艰辛。
　　 父母心疼我弱小的身体承受如此生活之重，合计着将我送进一所乡镇高中。那天父亲载着我，骑了30多里的路，校门口，言语不多父亲给我说：“好好念书，将来就不用挑水了。”
　　 从此我告别了挑水的岁月，告别那心悸的井台，扎进数理化的海，用满腹的学问、优异的成绩轻叩大学的门。
　　 最后一次挑水是高考前的一个星期天，母亲在高高的岗子上插种红薯。层层的梯田，干裂的黄土，祖祖辈辈肩挑汾河的水，栽种秧苗。铁桶已经换成了橡胶塑料桶，我下到汾河边，毫不费力地灌满了水。
　　 我长高了。肩挑一担汾河水，走在高高的田埂上，微风送爽，大学在望，竟没有那些年挑水的愁苦。忽然玉婶尖声的喊着：“喂，你们看，琴挑水的样子像不像银环？”
　　 层层的梯田里都是栽红薯的乡亲，大家直起腰，纷纷转过头。有个本家的大娘大笑说：“太像了，就是银环。”
　　 听母亲说，我小时候有部风靡全国的豫剧电影《朝阳沟》，家乡晋南和河南比邻，银幕上的银环成了村里人津津乐道的人物。
　　 母亲不置可否。那天每次我挑水走上田埂，干活的人就会直起腰笑我，有的干脆对母亲说：“看，你家银环来了。”
　　 才挑了几担水，母亲就把我赶回了家，让我安心读书。
　　 我挑水的经历最后一次定格在那高高的田埂上。
　　 在浩瀚的艰辛中，父母用双手托举起一轮希望的太阳，照亮前行的路，让我一生远离那挑水的日子。而父母肩上的挑水的扁担，年复一年重压在乡下无尽头的苦涩光景里。
　　 如今，家乡接上了自来水，节水灌溉工程普及田间地头，我祖祖辈辈的乡亲，用一把欣喜的锁，把挑水的艰辛深深地锁进历史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