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单维表音的字母文字相比较，汉字能把文字的音、形、意三者结合起来，以其丰富的内涵会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从而也给人以警示和启迪。
　　 就拿“人”和“才”两个字来说，人由一撇和一捺两个笔划组成，顶天立地，张弛有度；而“才”由一横，一竖勾和一撇组成，将“人”的一撇拘泥于一个有限的空间，让人从视觉上觉得滞塞不通，有所仪仗。人和才的字形比较好像在昭示人们：一个人的才能只是他有限的一部分，自持才高而放旷不羁的人，并不能称之为完美之人。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近乎不可能的事，不过，即便如此，古往今来无数个有志之士，无不是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标准的，更可况那些“才”子们。
　　 由此不仅想起了一句古语“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为能，不能为不能，明为明，不明为不明，乃所谓明也”。其意思是说，人的聪明和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对自己有限的才能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明智之人了。
　　 纵览古今中外，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才子，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将作为人的那一撇演绎得淋漓尽致，可到头来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最终随着生命的陨落，无尽的才华，被沆瀣一气统治阶级湮灭。
　　 处于东汉末年的孔融和杨修就是一个例子。作为孔子第二十代后人，孔融小时就聪颖过人，更以“孔融让梨”传为佳话。汉献帝时，曹操要南征孙权、刘备时，孔融规劝曹操停止出兵，没有被曹操采纳，孔融在背后发了几句牢骚，再加上随后对小人的得罪及数次对曹操的冒犯，最终全家被满门抄斩，留下一首《临终诗》徒让后人叹惋。一个有知无识，有才无智的书生，一个自恃才高，不谙世事的文学之士，他的被杀不能说是意外。
　　 和孔融相比，杨修的聪明程度也并不逊色多少，尽管没落得个覆巢之下，无一完卵的悲惨命运，但还是没有苟全自己的性命于诸侯纷争，战祸绵延的乱世。归咎杨修的死因就会发现，杨修其实是被自己杀死的——一个安放在曹操身边的摄像探头，甚至能将曹操的思想看得一清二楚的一个主簿，那有不被灭杀之理？
　　 当然，有人说，这是封建社会残暴地剥夺了才子的生命，是对生命权粗暴的侵犯和践踏，此话有一定合理的成分，却依然站不住脚。北宋的宋徽宗赵佶就是明证。作为当时至高无上的皇帝，赵佶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都无人能比，可他偏偏“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玩物而丧志”，结果落了个丧国失身的结局，也难怪元代脱脱撰《宋史》的《徽宗记》时，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可见就“才”而论，赵佶的艺术彪炳千秋，可作为身居其位，当谋其政的仁君，其能力的缺乏捉襟见肘有目共睹。和赵佶相比，乾隆皇帝其四万二千余首诗歌表现出来的才气和文治武功，验证了有才并不见得会误国误民的道理。古人说“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心史》下87页），其大意就是说，所谓诗文不能脱离现实，而“才”亦不能孤立于“人”而处于孑孑独立，形影相吊的境地。
　　 那么，一个人，特别是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怎么样才能安身立命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在这一方面很有见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这句话无非在提醒世人：当沉浸在某种东西给自己带来的欢乐中时，切不可消磨了自己志向；对自己的才能要有明确的认识，恰如其分地发挥，而不是侍才放旷，目空一切，到头来倒持泰阿，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当今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独裁和专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社会仍然不公平，但不能因乌云就看不见了太阳；尽管邪恶有时会气焰嚣张，横行一时，但不能为此就否定天理昭彰、邪不压正。因为生活中有了一些挫折就愤世嫉俗，满腹牢骚，否定生活的同时也消磨了自己的意志，为自己面对挫折时畏缩不前找好了借口。
　　 因为自己的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的才能，动不动就非竹米不食，非醴泉不饮，怨天尤人，不谙世事，这样的“才”人怎么能立足于现实社会？这样的“才”人怎么能够彰显自己的才能？
　　 迪亚娜夫人说过，“我们都以为自己出类拔萃，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被认为毫不出众时，总是惊讶不已。”为人处世，无论有何种能耐都要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平常人，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周围的一切。这样的话，你也许会发现，世界并不那么可恶，社会也显得并不那么污浊，生活中的美好也就随处可见。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真正地融入到生活中去，这样，你才能将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完成自己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你能看见生活中的阳光时，到了你能气定神闲地面对生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胜不骄，败不馁时，你就会发现，原来，才只是组成的人一个部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