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渊明作朋友
　　 孔融曾经对曹操感慨地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是的，一切都像刚刚发生的，有野草萌动而露水浸润一般的新鲜。实际上春秋常转，当知天命了。非常幸运，在这样的日子，我要交陶渊明作朋友。他为诗杰，更是士雄。
　　 秋高天澄，怀畅情悦，略阅庐山数景，便携妻儿直抵当年的浔阳郡柴桑县，今之江西省九江县，想看一看先生之墓以行礼。
　　 中国的文化很容易使人有志，志存高远，志在四方，甚至会图谋解放人类。也许一个国家应该有宏阔的理想，但芸芸众生却不敢志大，尤恐大而不当。人一旦存改变社会之念，必然频生矛盾，辄陷纠纷，不慎便惹火烧身。人多是在有了一番经历以后才能洞察的。从杂乱的生活之中所提炼的观点未必都是真理，然而它足以修正自己，调度一种合适的生存方式。
　　 不知道是否可笑，我年轻时候的榜样往往都是伟大的人。
　　 初我景仰鲁迅。江南之行，竟径奔绍兴，因为斯地是鲁迅的故乡。高瞻了三味书屋，遂直入上海，以在大陆新村9号观物思圣。鲁迅当然是伟大的，现在我仍认为他伟大，而且在以往那些困苦的昼昼夜夜，我是依他为靠山的。不过他没有陶渊明伟大，起码他积怨深怒这一点就显得小器。
　　 有一度我颇为迷恋孔子，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性，尤其让我钦佩。我尝在曲阜盘桓半月，举头望天，低头察地，想象他的形容。孔子永远都是伟大的，然而他孜孜于出仕的为作，未免损害尊严。栖栖遑遑，固然是为了天下，不过为了天下就要折腰吗？甚至周游列国，屡遭碰壁，弄得状若丧家之犬，结果是什么呢？孔子之坚贞是否稍逊陶渊明了？
　　 我还曾经投目托尔斯泰，觉得他具超拔之势，东方人和西方人无不在读他的书。不过其想似乎玄幻，逾越了普通人的接受程度。仅仅对幸福的理解，他的观点便让中国人眩晕。他是神化的人，宗教化的人，心理偏执化的人。陶渊明比他现实，然而不比他低，也不比他俗。
　　 我也曾经向歌德一再聚睛，特别欣赏他的智慧。他既能在哲学和艺术的世界劲游，又能在利益的世界阔步，卒不失青史之荣。谁能像歌德这样成功呢？然而他太劳累了，也太周折了，甚至有沆瀣之味。他缺乏陶渊明的清爽和干净，也缺乏陶渊明的潇洒和浪漫。
　　 王维与陶渊明貌似，也神似。他们都知道官场之险峻，都有所退，不过王维是半退，他也有俸禄以惠衣食，但陶渊明却是全退，不得不躬耕谋生。王维心小，陶渊明心旷。王维的消极有幽暗，陶渊明的消极有明丽。王维的快乐有阴影，陶渊明的快乐有光芒。陶渊明是温暖的，也是可以敬爱的。王维和陶渊明都是诗杰，但王维却难为士雄。
　　 苏东坡告其弟苏子由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他冲冲闯其官场，一再发生政见之争，弄得自己贬谪复贬谪，伤痕斑斑，甚至身临牢门。宏观之，是非何在？远望之，意义何在？所以苏东坡没有陶渊明高，苏东坡也不算士雄，尽管他才华横溢，其名盖世。深愧渊明，是苏东坡的谦虚之道，也是自知之明。
　　 屈原独醒，可惜独醒并没有保障他的安全，甚至独醒把他推进了鱼腹，独醒何悲！独醒当然也有可贵，不过屈原的问题不是独醒，是愚忠。忠于真理而牺牲自己是伟大的，若哥白尼，若布鲁诺。忠于国家和民族而牺牲自己，也伟大。但屈原却是忠于一个人而牺牲了自己，而且他所忠于之人是昏人，是弱人。尽管屈原所忠于的楚王为君，不过君也仍是人，是沦其社稷于灾难之中的特殊的人，如此而已。屈原先忠于楚怀王，继之忠于楚顷襄王，皆是昏弱之君，足见他迟迟没有觉悟，独醒什么呢！陶渊明没有这样为一个南面称王的人而尽心竭力，因为他早就发现道丧了，人不可靠，君也不可靠。陶渊明比屈原伟大，陶渊明是大醒，屈原仅仅是小醒。
　　 李白和杜甫，一个诗仙，一个诗圣，桂冠之华，中国文化人罕有，然而他们无不是官迷，强烈地想跻身于朝廷。李白神出鬼没，时隐时现，不过心向长安。受到唐玄宗招致，便仰天大笑，高喊自己并非蓬蒿之人。一旦皇帝发现他不宜政务，让其还山，遂牢骚满腹，聊以参加叛唐的永王麟幕府而丧义，忽然做军阀宋若思的参谋而乱节，卒以依附县令李阳冰而窘迫。老杜久怀宏愿，只是宦海难渡。决心书，求情信，纷纷投送，足以成册。攀附驸马，结交王孙，晨敲富家之门，暮随骏马之尘，真是有伤风骨。“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乃老杜的抱负，但他得到的却是小吏之椅，情绪当然难畅，遂一再失态。陶渊明五次任职，五次辞职，挥霍潇洒，不留斧痕，不受委屈，显然是李白和杜甫所缺的。
　　 十分敬爱，要凭吊一下先生，遂到九江县来了。地主好客，皆指沙河镇有先生之墓。在一个花木葱郁的半坡，我看到了先生的坟茔，遂肃然而立。接着过神道，观牌坊，读碑抚亭，赏菊之素。一泓碧水，汪然为湖，数枝红荷，凌波而放。我惊叹，妻儿也觉这里美。
　　 遗憾当我离开沙河镇的时候，有人才告诉我，关于纪念陶渊明的设施，在这里的几乎都不是原版。原版的陶渊明之墓在马回岭镇的面阳山。不过交通有障，难以去，尤其墓在禁区，没有政府的证明是免进的。真是扫兴极了，然而我决意要见一见先生之墓。
　　 世人对陶渊明的喜欢，既有他的诗，又有他质性之自然。其文章枯而丰腴，澹而醇厚。对此，欧阳修与王安石异口同声地喟叹，晋无文章，唯陶渊明而已。他的气节更是一直为文化人所推崇。问：是什么气节呢?答：不为五斗米折腰，君子固穷。
　　 我当然推崇陶渊明的气节，不过这其中的问题显然还有仔细研究的必要。郡上有督邮检查工作，县上的领导应该束带迎接。如果这是一种规矩，那么陶渊明行此礼也不失身份，而且显示了一种修养，何必由于如斯细节就解其印绶呢！大约并非这样简单。君子固穷，不怕穷，然而君子若有妻儿，非一个人生活，那么还是应该努力改变经济状况，以免妻儿受苦。我不是否定陶渊明的气节，也不是批评他。我强烈的感受是，除了卓然的气节以外，陶渊明还有一种更可贵的追求，这就是人的生命要饱满，要充盈，凡羁绊生命的一切都当努力摆脱，尤其是社会强加的。他的气节已经极其可贵了，不过陶渊明的伟大不仅仅在其诗和质性之自然，或是其气节。他更伟大的是，在东方和西方的智者还处于黑暗之中摸索的岁月，用直觉发现了生命自有的价值，并珍视此价值。
　　 陶渊明有怀疑精神。似乎存在着一种公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陶渊明怀疑。他认为伯夷与叔齐饿死于野，就是善人不得善报。孔子指出仁者寿，陶渊明也怀疑。他的外祖父孟嘉行不苟合，辞不矜夸，有温和雍容之态，无喜愠骤变之色，素得上下尊重，51岁卒。他的妹妹程氏有德有操，柔顺且孝，39岁卒。他的堂弟陶敬远清心寡欲，先人后己，不固执，不孤僻，且有艺术秉赋，31岁卒。他不信仁者寿之论，显然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道求神仙，佛修轮回，陶渊明都怀疑，并予以拒绝。今之专家学者随波逐流，敢怒而不敢言，当掷头于地，以解其羞。
　　 陶渊明是一位个性主义者。他63岁死。之前便有预感，遂自著祭文，想象亲戚故旧为他送葬，供食献酒，一片凄怆，直到棺柩入穴，形灭魂安。视死如归，毫无忌讳。他62岁患病，江州刺史檀道济携粱肉看他。陶渊明箪瓢屡空，确实很穷，然而抱歉，不要你当权派的粱肉。陶渊明54岁那年，王弘任江州刺史，想结识他。没有兴趣，遂谢了王弘。王弘坚持要见，竟施计由同仁邀其喝酒，自己装作巧遇，忽然而至，不过陶渊明仍见而不理。陶渊明也不是一概反感当权派，他大约是反感王弘和檀道济之类的当权派吧！陶渊明是厌恶官场，但他却有一批当权派为自己的朋友。郭主薄，顾贼曹，刘紫桑，丁紫桑，殷晋安，戴主薄，羊长史，张常侍，庞主薄，邓治中，王抚军，庞参军，皆是州郡县有职位之人，他们全是陶渊明的朋友，陶渊明与他们常有来往。陶渊明也并非直陋不化，凡当权派就统统断交。由斯我猜测他不愿意束带见督邮，主要是以这个人拙劣之故。由斯我也推导陶渊明固穷，是在坚持学而优可以不仕。不仕无禄，尽管如此，还是不仕。孔子指出不仕无义，然而陶渊明偏偏不仕。仔细推敲，陶渊明的不仕属于对污浊的权力阶层的厌弃，甚至是一种宁静的反抗。他做了一次壮丽的决裂，走得真是远，是士所难望其项背的先锋，是先驱的先驱。如斯绝伦的个性主义者，我喜欢！今之重权在掌者，巨款在腰者，盛名在顶者，唯唯诺诺，或只是贪食贪色，当知其羞！
　　 陶渊明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屡进机关，屡出衙署，终于躬耕不仕，不是由于报酬太少。他的几个职位报酬并不多，然而总会多于种田之得吧！他自离其任，根本原因是体制生压抑，官场多诡谲，意志不得自由。他说：“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躬耕虽苦，不过当行即行，当止即止，或作或息，或歌或咏，意志还是自由的。东林寺主持慧远是高僧，极具威望，刘柴桑也是陶渊明的至交，他们成立了白莲社，邀陶渊明参加。陶渊明恐要他禁酒，不愿意。他们承诺陶渊明不受戒律，可以喝酒，参加就行了。那好，往东林寺去。登临青峰，闻佛乐演奏，览佛香萦绕，他遽然背身而去。为什么？组织若网，纲纪若笼，即使会进西方乐极世界也不必了吧！生命是可贵的，自由更可贵。他甚至在离任回家以后息交绝游，以保证自由之意志。为什么？以免拉帮结伙，周旋名利，所以即使山头有风光也不必了吧！富贵是可贵的，自由更可贵！
　　 陶渊明是一位快乐主义者。他少年丧父，有家未兴，挂印便当自己垦荒，田广而薄收，生活一直拮据，甚至有一度居然到了求贷乞食的地步。然而陶渊明从不为穷而忧，反之总是行乐。37岁他便大发感慨：“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从不惑之年开始，他就一路高唱行乐之歌。40岁，曰：“挥兹一觞，陶然自乐。”41岁，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42岁，曰：“放欢一遇，既酒还休。”45岁，曰：“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又曰：“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49岁，曰：“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又曰：“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50岁，知天命了，陶渊明曰：“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又曰：“倾家持作乐，竟此岁月驰。”还曰：“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后虑。”其62岁曰：“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行乐显然成了他生命的主题。
　　 他63岁总结自己是安于处境，无忧无虑，并把此法则提供世人。陶渊明曰：“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遂溘然而逝。
　　 生子为父，父盼子成，这是遍布天下的希望。陶渊明有五子，似乎统统不才，然而这等煎熬之事，也并没有把他拖入愁云苦海之中。他豁达地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庄子发现，凡得道之人，贫贱也罢，富贵也罢，都是快乐的。自古至今，芸芸众生，能得道的没有几人。显然，陶渊明是得道者，而且是佼佼者，峣峣者。得道者，当为大德大智之人。显然，陶渊明是这样的人。得道者，便掌握了生命的真谛。显然，陶渊明是理解了天的秘笈之人。
　　 陶渊明的快乐无非是在幽居之中喝酒，歌咏，游山玩水，耕耘收获，无不是简单而健康的。当然，快乐也可以是丰富的。不过不能是消极的，颓废的，更不能是畸形的，病态的。今之中国人，穷贱者多不快乐，富贵者快乐的也不多，可怜的是多以感官刺激为快乐！
　　 快乐是生命的需要，也是生命的本质，快乐之与人，当如木之向荣，花之含香。
　　 陶渊明是小时代孕育给中国的一位伟大的人。观其历史，在中国这个地方，伟大的人往往都出生在小时代。陶渊明之伟大，在于他的诗，他的质性之自然，他的气节，更在于他的价值观及其所行。他之所行，见证了生命固有的价值在于怀疑，个性，自由，快乐，从而是人要珍视的。在探究人何以有价值的问题上，陶渊明和孔子是一样伟大的，然而在关注人的生命上，陶渊明比孔子更伟大，因为他更理解生命，更尊重生命。据此，窃谓陶渊明的追求比孔子的追求更具现代性，陶渊明也更像一个现代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凡是一个中国的文化人，到了活得明白的时候，往往都会景仰孔子，敬爱陶渊明。
　　 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我并无官场要脱身，也无宅院和田园能隐身，不过这不妨碍向陶渊明学习。陶渊明的归去，是以逃亡换解放，享受闲适，尽管很穷！他之避于世，本在轻于名与利。陶渊明之所行不易，太难，从而伟大，我颂其为士雄。学习陶渊明，就是学习他的价值观及其所行。
　　 朋友，我远远地追慕而来了，遗憾我不会喝酒，即使坐你面前，对你娓娓汇报，我也不喝酒。不过我玩瓦弄玉，我的瓦和玉就像你的酒。在我看起来，你喝酒也只不过是途径而已，当你陶然之际便会忘其酒的，这仿佛你得意而忘言的境界！
　　 觅得如斯朋友，不到其墓致祭怎么能安宁，何况我已经在九江县了。出了沙河镇，我就租车，以速至马回岭镇的面阳山。
　　 丘陵起伏，道路逶迤，疾驶数十公里仍是无边无际。旷野多草，绿退黄浮，风吹白茅，一个一个的村子都是空的，寂寞着，偶见有童叟候门。我问：“种田的人呢？”司机说：“壮年能打工的都进城打工了，青年更不想待在乡里。”今之形势，城华乡敝，农民避穷趋富，当然都会离开村子。
　　 蓦地有红色的标志出现，不允许车向前。我要求继续走，司机犹豫了一下，便继续走。才走了几百米，就有手推出，再推出，示意停车。界限为度，不可闯禁区，遂携妻儿下车。望其面阳山，纵岭横峰，苍苍莽莽，不知道何处是陶渊明的入土之地。当年他嘱咐家属，葬之不封不树，得体为妥。不过我想墓总是存在的，虽不能至，不过它就在面阳山。云轻雾薄，阳光透亮，可惜我只能远眺。情有所郁，遂画地徘徊。毕竟在坡底有菊竞放，灵机一动，采之遥祀。一阵风翩然掠过高岗上的树，先生有灵，先生感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