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逸事
　　 吕集义1909----1979，字方子。广西陆川人。1928年至1934年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曾在陆川中学，苍梧中学任教。1940年后，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咨议，广西通志馆秘书长。1947年赴香港，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任民革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广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广西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广西通志馆副馆长，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民革笫一至四届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主任委员。是笫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按照我国古代留下来的习惯，对已故乡亲，切忌直呼其名，因此凡本文所提及到的主人吕集义先生，均称为方子先生特此告知。
　　 我家祖居广西陆川县乌石镇谢鲁乡，这是我小时候从我家中祖传的，用白棉纸订成的手抄本“族谱”中看到的。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我的祖父自少年时代，就跟随同村的叔伯兄弟，出外谋生。后来，在越南国高平省，高平市，皇芽村落脚了。而我父亲在即将解放前夕，奉祖父之命，独自离开在越的大家庭，回国并在南宁定居。数十年来均没有到过陆川，也没有与原来祖居在陆川亲戚有过联系＇，所以对祖居的亲戚往事一无所知。1960年中国致公党广西支部，从原来所在南环路搬到民权路104号政协大院内，致公党部正好坐落在大院中部的一栋小洋楼(后来据考证，此楼是女革命家邓颖超的出生地)
　　 我家也随致公党部，搬到政协大院内了。当时，大院人员出入必须经过我家，很快地，我就有幸认识当时居住在后院的广西著名国画家马万里先生。由于我经常到马老画室看马老作画，或帮马老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在马老家中，时常会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经常到来和马老探讨作画之事。她中等身材，清秀文雅，谈吐不凡，待人和蔼，爱穿浅色中式上衣，黑裙。很有五四时代，女学生的风范。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经马老介绍，她就是方子先生的原配夫人，石定康女士。石女士早年曾在桂林的广西美专，跟马老等一批画家学画，多年来一直坚持作画，从未停过。经常有不少佳作面世，参加过多项画展。自我认识石女士后，经常与石女士交谈，她的办公室，与我家只有一条小路相隔，在我房中，朝窗外望去，就可看到他在那里办公。她为人谦虚，大方，热情，对我们年轻一代关怀备至。我每次到她办公室，她都热情招呼我，并拿一些水果糖给我吃。1963年春，我陪同马老沿邕江岸踏青，採回一些红棉，用白描对花进行勾勒写生，她看后，大嘉赞尝，嘱我再描一份送她，她得到之后很高兴，将一本有马老题写书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届书画展画册送给我，书中就有一幅石女士的作品（花卉）。当时方子先生并不在大院办公，但他不时也到大院里来，我就是在大院内认识方子先生的。当年方子先生，正值中年，身强体健，公务繁忙。我俩每次见面，都是作一些礼节上的随谈而矣。1964年，我是当时政协大院的第一批知青，到邕宁五塘插队去了。此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方子先生就被作为第一批被批斗的对象，被隔离审查。从他家中抄出一大批所谓四旧物品，用解放牌汽车，装满了两大卡车，送去参与破四旧成果展览。此后景况日下，国无宁日，家无安时。随时传来有关方子先生被批斗，游斗的消息。并传闻要石女士和方子先生划清界线等等，真令人深感不安。某日我回家，忽然听到石女士，因无法忍受当时剧变的现实而自杀了，为了表明她自身的洁白，她临死前，先淋浴，换上一身洁净的衣服，用白纱布将一条麻绳裹好，才自尽的。可以想象她当时，已到了精神崩溃的极限，但她仍是从容不迫地，表达了她高洁，坚贞，文静，典雅的一个弱小女子的心灵，因此当时在大院内都纷纷谈论她走上了“绿珠”那条不归之路，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石女士，方子先生的原配夫人。一位使我终身难以忘怀的，非常敬重的女性。
　　 南宁的文革，经过了轰轰烈烈的从大辩论，到石头、长矛、大刀、以致真枪真炮的火拼后，终于暂时平静下来了，政协大院的大部分家属也搬到了共和路75号。一次我回家，偶尔看到了方子先生，这时他已获得自由，搬来和我们同住一起，他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见他已比文革前苍老，消瘦了许多。此时他悄然独身，但仍很精神，思维敏捷。他住在二楼，我家住楼下。我母亲见他一个人独居很可怜，每逢家里煮了些好菜，就叫我装一些送上楼去给他吃。他也经常将一些旧衣服拿下来，让我母亲帮他缝补。他经常问我在农村插队的生活，问我有无书报看，我说没有报纸看，他就说；以后他将会把他每个星期看过后的广西日报寄给我。就这样，他坚持寄了两年多的广西日报给我阅读，这对当时我们插队青年来说，不能不是一份莫大的精神食粮。一次，他就和我说起文革中的往事，他说；文革中的某一天，我哥因为参与了“南疆烈火”的编辑工作，被拉到市体育馆公开批斗，而他也被拉去站在一旁陪斗。其实当时，他与我哥并不熟，也分不清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保守派，莫名其妙地被拉在一起，想不到，两代人竟在大革命中，在同一条线上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结束了五塘插队生活，被安排到邕宁县蒲庙镇工作，方子先生得知后，十分高兴。1973年5月，我到陆川县去参加会议，接待单位的负责人，竟然是陆川乌石谢鲁村人，经多次交谈后，他就知道我就是他多年来要找寻的同乡人，会议结束后，他专程带我回到谢鲁山庄，我在村里一间较大的客厅内，看到墙上挂有不少黑白旧照片，勿然，我看到两张我家在越南时拍的照片，一张是全家福照，另一张是我父亲年轻时的旧照片，我激动地叫他们取下来让我细看，我把两张照片捧在手中，反过来看到照片的背后，清楚的写上我家当时在越南的各个人的名字。经介绍，这是多年前，一位同村的亲人，亲自到越南去取回来的。我当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我终于找到我家自己的根了。在我再三恳求之下，他们将照片送还给我。我将照片带回南宁给父亲看，我父亲捧着照片，热泪盈眶激动不矣，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如此激动。事后，我把此事向方子先生说，他很平和的对我讲，其实我早已知道了，我和你是同祖分公的同胞叔侄。我和吕芋农（谢鲁山庄主人）也是同胞叔侄，他当时要不是被过早处死的话，说不定也和我们一样，同住在一个大院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吕芋农是我们吕氏当代一位很有作为的人，依照他当时的权力财力来看，他可以在陆川大办企业，大捞一把。而他不修祠堂，不建庙宇，却建了一座“树人书屋”，藏书过万卷，请了当时有学问的人，来教育当地青年一代，让他们成为有学问有作为的人。这一举动，在当时是有着进步的意义的。他还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当“树人书屋”建成时，吕芋农请了方子先生和王力先生前去观尝，山庄的半山腰建有一座亭，取名为“半山亭”，并自掇一联干两柱上，曰“若问前麈才到此山一半，寄语来者所期百年树人”。而半山亭的上面，有一座亭取名为“白云路”，当时方子先生就感到这两座亭的名字取得很不妥，吕芋农问道为什么？方子先生对吕芋农说;才到此山一半，就白云有路，不就是要驾鹤西归了吗？吕芋农当时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岂有不了了之之理，执意不肯改过。果然刚解放，他那“安得奇书三千车娱兹白首，再种名花十万本缀此青山”。百年树人的愿望，尚未实现，就命归黄泉了。
　　 方子先生时常对我讲，吕氏在陆川是－个很庞大的家族。他将整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各支系的分布，给我作过很详细的诉说。正如以上所讲过的，当年他和我哥哥莫明其妙地被同时拉去批斗，在公开的大场合同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都是前世有缘，天作偶合注定的。后来我经常到陆川出差，先后作过一些小诗，我写给方子先生看，方子先生看后表示:有诗意，但平仄格律仍不对。不过，其中有两首还是较好的。一首是:无题(1973年)
　　 逄人常喜夸陆川，惭愧离乡己百年。
　　 碾转飘泊过半甲，今日始得返故园。
　　 父老乡亲岂相识，乡音似懂不能言。
　　 归来犹有温泉水，爱抚游子情深远。
　　 咏谢鲁山庄(1985年)
　　 谢鲁山庄忆故人，解甲归田意最真。
　　 非庙非庵建书舍，劝耕助读为巳任，
　　 藏书万卷场孔孟，尊师崇教育良民。
　　 此愿未偿身先逝，漫山林木空遗恨。
　　 方子先生认为笫一首用陆川特有的温泉水来表达对故乡的热情，很好，有创意。笫二首表达了对己故先人的怀念，既中肯又很有感情。
　　 我当时虽在蒲庙工作，但每次回来，都上楼去探望他，他感到很欣慰。他常常向我介绍他过去的往事，他说：他与王力先生是青年时代很要好的同学，当时曾经被人们称为广西的两大才子。后来，王力先生注力于汉语文字学，成为了箸名的汉语学家。而他自己则致力于广西的文史研究。他编写过两本书，－本是他自己作的诗集《敌忾集》，－本是《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还有－本是收集了全国多个箸名诗人以绿珠为题作的诗，而编成的《绿珠唱和集》。
　　 《敌忾集》中记载的是1939年下半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写的130首诗。
　　 如:庚辰元日1940年，天公俄酿雪，作意败新年。万象蛟龙底，全家豺虎边，岁时欢尽减。乡国泪长悬。默向春风约，平戎讯早传。
　　 归家，
　　 客里苦思归，常凭梦为役。夜来枕故山，梦中身仍客。清晨闻叩门，惊起走相逆。比邻有父老，过我泥满屐。寒喧殊未己，欷欺复哽嗌。为言一月前，寇忽乡井迫。朝下清野令，远逃岂遑夕。入山恐不深，分作沟中瘠。逡巡寇还去，剪纸招魂魄。叹息谓父老，拨乱宁有策。十年负深期，沈思为颈赤。
　　 方子先生讲这些诗，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是伤时念乱而矣，当时凡稍有国家民族思想的中国人莫不义愤填赝，同仇敌忾。我当时写下这些诗，以发抒自己的愤慨和悲痛。现在尽管日本早己投降了，但整个世界尚未安宁，到处都隐藏着战争危机。我们从事做历史工作的人，就是要告诉人们尊重历史，记录历史。为了让历史的错误不重犯，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有责任去记录它，把它留给后人。这也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史命。
　　 方子先生又讲，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写的是太平天国的事。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华大地应由这56个民族来共同管理。如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太平天国虽然不是很成功，但他也是－个由汉、壮、苗等多个民族群体组成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这是毛泽东主席早己肯定了的。我编写此书，也就是作为我是－个广西的文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我根据国内当时提供的史料写成此书在先，而英国公布李秀成的投降书在后，因此才犯了－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如有可能，我可以推翻重写。
　　 至于《绿珠唱和集》，那是因为绿珠是出自北流，同是我们玉林五邑，历史上有名的烈女。我只想通过这样－位，在历史上小有名气的女子，以诗词唱和的形式，来提高广西的知名度，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认识广西。换一句话来讲，她也可以像“刘三姐”那样吧！而且，和我－起来参与和唱的，全都是当时国内箸名的诗人学者，如郭沫若，欧阳予倩，藏克家，艾青等，我和他们过去都有过一定的交往，特别是欧阳予倩先生，抗日战争期间，他来广西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他当时曾经有过诗歌唱和。
　　 如:昭平值欧阳予倩先生赋赠。
　　 新词摊破念家山，鼓角危城杂管弦。
　　 岭外一为弹铗客，江南倘忆乱莺天。
　　 语私夜半长生殿，肠断歌残燕子笺。
　　 谁解适齐师挚意，旁人漫拟李龟年。
　　 附欧阳予倩先生和作。
　　 乱离忍唱念家山，曲破谁怜促柱弦。
　　 石燕复巢悲人幕，蚺蛇腾雾惨迷天。
　　 宵深绕室图藏匕，泽畔行吟血腻笺。
　　 真欲适齐东蹈海，那堪回溯甲申年。
　　 我只想通过这一形式，来加深友谊，推广本土文化而矣。至于文革期间给予我的种种罪名，反正己经过去了，历史己作出了公证的结论，不必再去理会它吧。
　　 方子先生曾多次对我讲:其实，我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很多事情还要去做。如50年初，我曾带领过一群学者去过宁明花山进行崖画考察，直至今日，还未有人能破译这个千古考古之谜。这是百越大地，壮族先民的－大贡献，与一大文化遗迹。讲后他把一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山壁画书籍，和一本有关花山崖画考察报告的油印本送给我。又有一次，方子先生对我讲:在广西的历史上，不单发生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武宣县的大藤峡，历史上还发生过多次瑶族人民起义。方子先生也曾带领一班学者到过武宣县大藤峡一带，进行考察。讲完以后，他又把一卷有关大藤峡瑶族人民起义的有关资料，油印本送给我，希望我用舞台剧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立体流动的舞台艺术形象，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认识它，理解它。方子先生常常对我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广西更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战争不断，老陌姓苦不堪言。这其中除了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战争外。而还有的就是大汉族主义，与同在－起居住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我们要认识它，记录它。使它作为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让后人警惕它，不再重犯，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才能确保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团结，安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