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人非
　　
　　 说到过年，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也就可谓年是人非了。人们通常用物是人非来说时光的流逝，事象的变化，不知不觉之中，事物还是原先的事物，人却不是本来的面目了。回忆年节，几乎是一个个时光之结，生长着，变化着，消失着，指望着，挽留在渐次老去的心底。
　　 童年的年节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回想起来却恍若昨日。过年，对于贫寒凄楚而充满温暖的农家孩子来说，是一件值得期盼的事情。童谣说，娃娃盼望过年哩，三十黑了撒钱哩。其实，我所得到的压岁钱顶多是曾祖父的一角，祖父的二角，挣工资的叔父给伍角，父亲到我长大最多给一块两块钱。不是大人们吝啬，确实是一贫如洗，爱莫能助。但印象中，煤油灯下闪烁的一角钱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元大钞，我没觉得它少。我是家中老大，兄弟姊妹多，到我上中学时家里也没翻过欠资户的身，也就是说，父母起早贪黑挣一年的工分也顶不了几口人的口粮钱，尚欠生产队的债。记得队上的劳动日最低仅值八分钱，最高也就几角钱，还是开了小煤窑之后的事。粗粮糠菜度日，白蒸馍也只有到过年时才可以吃到。走亲戚的礼当也只是一个白蒸馍一个花卷，只所以说女儿是糖包子油包子，是父母对未来能吃上女儿过年时送的糖包子油包子的指望。腊月二十三奠灶爷，母亲照例要烙几个白坨坨馍，粘几粒茴香，那个香呀，一进窑院就能闻到。有一个年三十，父亲提回来一串羊肉，是队里分的，一年三百六十天没见过肉星星，那山羊肉的膻气成了最香的气味。我动手剁羊肉馅，连同砧板上的灰尘和木屑也剁到了一起，包了一顿饺子吃，至今仍记得那美味。还有，一个年节前后的雪夜，父亲从城里称回来一包点心，俗名天鹅蛋，就把娃娃们叫醒，一个个趴在被窝里，头一回尝到这红红的很酥很甜的食物。记忆中，没有比天鹅蛋更好吃的东西了。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快活与郁抑，是童年乡间过年的全部概念。
　　 尔后进了城，从单身宿舍到住上两居室的单元楼，到过年时能用稿费给孩子买串鞭炮了，以为是对自己在乡间从未买过鞭炮的补偿。一次将鞭炮挂在阳台栏杆上，燃着了楼下的阳台杂物，慌乱中救火，抢出一个发烫的煤气罐，想起来就后怕。一次是小孩放鞭炮，燃着了院子外的一棵干枯的柏树，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有一年在城里过年，好大的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带孩子出了门，去游附近的大雁塔。那时的大雁塔周围还是一片树林或田地，绕着园子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其他行人。人少车少，一派肃穆的冬景，红灯笼红对联是过年的显著标志。和孩子打雪仗玩，又冷又冒着汗，想着踏雪寻梅，有着一种年节的古意。只是到了元宵节，郊区农民的社火队伍经过大雁塔十字，人群便如潮涌，街道两旁的树上也结满了孩子。古城，那时只是一个大堡子，没有后来现代大都市的繁荣与奢华。一般家庭说是过年，也只是排队买几棵大白菜，几斤土豆，一把粉丝，几条腥气的带鱼，几包白皮点心。讲究一点的老西凤酒，也只是几块钱一瓶。论工资，百十元不到，黑白电视能收三个台的节目，央视的春节晚会场景还不如后来一般乡镇的歌厅阔绰，家用电话也很稀少。烧的是蜂窝煤，打开水去锅炉房排队，水票五分钱一张。艰辛的生活，同时是热情向上的生活，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之后的年节，烧钱的人开始鞭炮震天，大鱼大肉，灯红酒绿，物质丰富了，人的精神也变得五彩纷呈了。
　　 回想在海南岛客居的八年里，有一个春节没回古城，是独自在那里度过的。当时，我在办杂志的同时操持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与电视台合作参与春节联欢晚会的策划和撰稿。年节前开始启动，在题为“扬起红帆”的片子中，破天荒地将渔民的白帆用几桶油漆染成了红色，所谓红帆。红帆离开海岸，在波浪中前行，甲板上是编排的现代舞蹈，在桅杆上做姿势，上下翻飞。我在由小船上到大船的间隙中，一个大浪过来，差一点没掉入海里被淹死。在万泉河边拍摄红军斗笠舞，在南渡江边组织孩子们放椰灯，在椰乡杀鸡宰羊祭祖，在大坝上舞狮子敲锣鼓，拍摄了一部南国过年的风俗片。节目制作完毕，遇上台风，民航停飞，琼洲海峡被封锁，孤岛成了一座死岛。过年了，大风呼啸，大雨倾盆，只好约了乡党去南航路口老马家吃泡馍，两茶杯烈酒下肚，是醉是狂是哭是笑，竟迷失了归路。大年三十，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海外一章，为先贤忧心，也为自己宽慰。故乡在远方，每逢佳节倍思亲，独自在客舍收看老家的秦腔节目，也忍不住吼一折“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姐弟姻缘生了变，滴血认亲蒙屈冤”。
　　 返回故城又十年，年味一年浓似一年。在乡下老家过了几个年，父母大人在上，妻女和兄弟姊妹侄儿外甥团圆，可谓天伦之乐。儿子儿媳和两孙女在美国生活，天各一方，喜忧参半，发一个短信祝福，问候一声过年好。论吃喝，既使在老家也是天天过年，平常日子甚至比童年记忆中的年节也好吃好喝，好穿好戴。年近花甲，也就是说过了不少的年了，过年好，却好像年过腻了，或者说过得寡淡了，厌嫌了，惧怕了，从心理上是因为过一年少一年，年纪又长了一岁，说好听活也是离老百年越来越逼近了。
　　 花相似，人不同。年年岁岁，生命常青。过年好，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