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将
　　
　　 当时我并不清楚完小的概念，设在窑神庙里的小学五、六年级叫高级小学，简称高小，又为何俗称完小，直到多年之后一个偶尔机会，我才弄明白这个旧社会就有的称谓是完全小学的意思。一九六五年那个遥远的秋季，我在窑神庙寒窗苦读的日子的确是完啦。一墙之隔，是镇上的中学，也只设有初中，要念高中还得到三十里外的县城里去。
　　 一堵黄土墙，真想翻过去，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完小升初中，大概是五比一，按说我的完小学业应该是梢子，但越是有把握却越不自信，凡事总往坏处想，期望值不高，所谓的低调处世是打小就注定了。人生命运的选择，从这时候起开始笼罩在我幼小的心头，是恐惧还是迷茫，总是折磨了一个割牛草的溽热而疲惫的暑期。四蹄蹬地，把一捆体积比人大得多的湿漉漉的青草背到沟畔，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渐渐隐退的晚霞让人动心，脸上毛虫一样滑落的液体不知是汗还是泪水，那么酣畅淋漓的袭击并不完全来自体力的透支，更多的是被考上考不上中学这堵墙撞得神态恍惚。甚至在想象死是什么感觉，比如和草捆一起滚到深沟里去，坡缓一些是要不了碎命的，若从几十丈高的土崖绝壁上来个自由落体，掉在青石河床上，才可能死得痛快。在空中飘落肯定很浪漫，但摔在沟底的青石河床上一定很疼，骨头咯巴作响，皮肉飞溅，肝脑涂地，血像红花一样开放，梦一样死了也好，就怕落个半死便更可怕。终于有一天，镇上逢会的日子，我挤在街西头的人群中翘首看见了红纸榜上自己的名字，这才吃了定心丸，结束了自己制造的一次莫须有的精神灾难。
　　 面南的教室是明亮的，有黄灿灿的阳光从玻璃窗口照进来，晚自习的荧光灯好像在发出白瓷器一样的响声。玻璃在乡下是少见的金贵，被叫做电棒的荧光灯更是新玩意，照得每一个乡下孩子像从土里进入了仙境。我们学雷锋学王杰做好事，擦亮玻璃，给红砖铺的地洒上水，扫得干干净净，给小树浇水，除草，把红领巾换成鲜红的团徽，在屋檐下挂着的那口铜钟的指令下，绵羊一样聚了散了，哭了笑了。一位戴眼镜的郝老师为我们读《欧阳海之歌》，我从这里最初领悟到了文学的感染，语言文字可以如此活灵活现地让人进入某种生活情景中去，为其感动甚至落泪。有一种选修课，是学习打密电码的，以后有机会当电影中看过的情报员，用食指咯咯吱吱地按键，不同组合的数字代表不同字词，要死记硬背，我是半途而废了。特务是什么，是坏人，做可耻的事，就是学会发报也不当国民党特务，只能当党的地下情报员，当宁死不投降的英雄。操场上高高的软梯长杆和绳索一类器械，我是轻而易举就能玩好的，在沟里割草砍柴和上树摘柿子的活路比这惊险多了。学生宿舍的尿臊味一如窑神庙完小的气息，只是由土炕变成了通铺架子床，每人二尺宽，被褥薄的在冬夜里就蜷曲成了虾米，用热身子把木头床板给暖热了，有的不知不觉就钻到别的被窝里了。院落里有晾晒被褥的，大多是尿床的学生在把被褥上的湿地图晒干。也有晾晒馍的，有的发白，有的发黑。伙食灶上用的大蒸笼，按班组编了号，学生们各自把馍提前放到大蒸笼上去，开饭时各自去取热馍吃。馍不用编号，谁的馍是白的或黑的，是细粮还是粗粮，是蒸馍还是烙的锅盔，或者是包子花卷，极少拿错的。许多学生带的是炒面，是把玉米豆子类颗粒在锅里炒熟磨成面的，拌了柿子吃最香，大多是用白开水冲了吃。肉是吃不到的，蔬菜也是极缺的，有的带了装有酸菜辣子的玻璃瓶子或陶罐，给灶上交小米包谷或红苕可以领到粥喝，已经是上流生活了。我的伙食属于一般水平，吃不饱也饿不着，但学业偏上，字写的好，校园中轴线大道旁的班级黑板报由我主编，吃了不少粉笔沫子。祖父放羊编快板，说是放羊这事没人干，衣服挂扯鞋跑烂，羊生尿疽细细看，晌午加班把圈垫，一晌挣着二分半，谢谢恩人把我换。我和了祖父快板的韵辙，编了一首六八二班把书念，夸奖同学们做的好事，在帆布搭的校园晚会舞台上出了一回风头。
　　 从某一天开始，学校里的平静被打破了。批判《海瑞罢官》，不许为彭德怀翻案。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搞燕山夜话，见不得阳光，种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先是帖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揪出反动学术权威，揭露历史污点，接着是戴高帽子游斗，体罚羞辱平日里毕恭毕敬的校长和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爱好文学，字写的好，温良恭俭让，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弟妹和孩子，在他办公的窑洞里经常有学生们出出入入的身影。有一天，一位漂亮的女生从班主任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个秘密，在红皮本的毛主席宝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一行外国诗人的什么诗句，有攻击当下时势的嫌疑，夹在某一页里也与宝书中的内容发生了牵强附会的冲突。漂亮女生家庭成份不好，急于表现自己，揭发了同样家庭出身不好且处境尬尴的班主任，把这张要命的纸条交到了筹委会那里。同类相残，投井下石，中学生对这样的成语练习题找到了活生生的实践。加上班主任热爱女生尤其是漂亮女生的猜想，政治学术加生活作风，书生气十足的班主任老师倒大霉了。善于恶作剧的不良少年，或是貌似端正却擅长投机的班干部，便纠结起来，大打出手，找来一张沉重的木板，写上罪名标签，拴上细铁丝，挂在班主任老师白净的脖子上。洒脱的偏分头被铰短了，且剃去半边，成了阴阳头，人鬼不是。让这些牛鬼蛇神排着队巡游，低头弯腰，手里敲着破脸盆，说着自己是大坏蛋十恶不赧罪该万死遗臭万年之类的肮脏活。我先是胆怯又热血涌动，后来感觉到了恐惧，但又不能不表现进步，不甘沦为时潮的落后分子。也悔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当不上红卫兵，胳膊上没有红箍就矮人三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成了当下血统论的流行语。红五类，黑五类，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就是一切。祖父讲过，早年家里也是高骡子大马，也是良田百亩，财东的日子一点点地冒了烟泡，让曾祖父抽大烟给抽穷了。临解放，家道中落，划了个中农成份，要么就是大地主，那才叫惨哩。早年家里雇的长工后来参加了贺龙的队伍当上了军长，前几年回乡探望还问寻他的老掌柜的，说是自小收留了他这个孤儿，养活了他，从来没说过压迫剥削他的话。面对孙子在学校风潮中的处境，祖父也是爱莫能助，弄不清当下的世事，只是给我宽心，说学好到啥社会都没有错，怎么叫学好，什么是好，祖父的农民哲学并没有解开孙子眼前的心病，毕了只是唉声叹气，一锅又一锅地抽旱烟，唾痰。
　　 学校管理机构被砸烂，师道尊严被踩在脚下，大字报铺天盖地，学生们放下了书本，停课闹革命。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和教师中的出类拔萃者，率先组成筹委会，成了学校的当权者。被当作团结对象的其他出身者，有一天也顺应时态，组织成立了临委会，与筹委会对着干。双方各自有学生领袖，有出谋划策的教师，有打倒或拥戴的校领导和学术权威，有保皇的，有造反的，两派组织形成敌对阵营，唇枪舌剑，都以革命的名义热血沸腾。我这中农的后代，有资格加入了临字号的红卫兵，也拿起毛笔刷大字报，开始了后来时兴的书法的最初功课。我二舅和我姑姑是高年级，在一个班里念书，舅家是下中农，二舅早一点入了筹委会，姑姑当然和我一样，是后来才加入临委会的。一次，两派在他们的教室里发生了争执，先是辩论，后是漫骂，再是拳脚相助。我怯生生地站在窗外观战，从观点上我当然是支持姑姑一派的，但想不通二舅怎么就成了敌对派，内心是倾向二舅呢还是姑姑呢，十四岁的我变得矛盾起来。我该不是动摇了，但我死也不会当特务的。那么，就是二舅他们错了，我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筹委会彻底划清界线，也就是和二舅划清界线。二舅见了我也没有话，我也装着视而不见，甚至路过外爷家也不像往常那样想去就去，显得生分了。外爷不识几个字，但也走南闯北见过世事，有一回赶集路上碰见我，知道了学校里两派斗争的事，说是娃娃们胡整哩，成不了事。二舅他们贴大字报，把全党写成了完党，完党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反动标语口号了吗？临字号抓住不放，筹字号被对立面抓了把柄，是二舅他们让自己组织难堪，二舅和几个参与贴大字报的学生吓得溜之大吉，以免被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事情也随着新的事端的更替不了了之。串连开始后，我和几个要好的乡下同学一起，自愿组合，北上延安。我们几个都不是红五类子弟，也不是黑五类子弟，属于第三类人，即可以团结教育争取的对象。从乡下长到十四五岁，走得最远的地方是五十里外的耀州，终于可以走出高高土原和狭长的川道，去看外面的世事了。打着红卫兵某某战斗队的小旗子，背着粗布或大花布被子打成的背包，扎着皮带或土布腰带，知道一路有红卫兵串连接待站，带了几块钱几斤粮票就上路了。几乎是在半耕半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骨肉是用农耕生活的汗水淘出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上路第一天精力旺盛，到天黑走了九十里，到达金锁关。入冬后的天气，到夜里更是寒气逼人，杨六郎镇守过的雄关黑压压的笼罩在头顶上，镇政府临时搭建的红卫兵大串连招待站灯火通明，一碗白菜汤，两个玉米馍，已经让给腿叫劲的娃们吃得很香。住的是学校教室，桌子当床，大多是睡在稻草地铺上，冷啊，显得被窝热呼，累了睡觉就香。第二天，翻上冰雪铺盖的苦泉梁，那个哭倒过长城的孟姜女在这里哭出的泉水已经冰封。之后是偏桥、黄陵，埋轩辕黄帝的桥山满眼是千年古柏。洛川、交道河、茶坊、临镇、甘泉、柳林，一路向北。在临镇的小村子里，我被安排在一家农户的石窑里吃饭住宿，门口沟道里是细细的泉水，树是砍头柳，树干粗短，直截长出几十枝胳膊粗的枝条，是盖房子用来作椽子的。大娘活像我妈，做的红豆稀饭粘粘的，玉米馍烤得脆脆的，尤其是萝卜缨子腌的酸菜味满窑院飘香。大娘家的小儿子像我弟，稀罕跟着我前后跑，晚上我跟大娘和小弟一起睡在热炕上，给小弟讲故事。半夜起来，我就在大娘平常用的尿盆里撒尿，大娘为我掖被角，像是回到老家一样。回程时我仍寻到大娘家吃住，学着小时候教书先生的规矩，在碗底压上两毛钱四两粮票。上大学后拉练路过这里，我没有找到大娘家的石窑，土坡上下，几处石窑塌了，询问一家大娘，她说串连时家里接待的学生多了，记不得了。我的大娘还好吗？之后几十年，我若干回路经临镇，都会想起曾经收留我的大娘。我们在学当年革命青年的样子北上延安，可我们只是匆匆过客，一队队的孩子们或沿大路或在田埂和荒坡上踩出捷径，跑的走的拐着腿向前挪的，整个一片散兵游勇的庞大队伍，心底赤热地去朝圣。脚上打了泡，就用头发丝穿破，据说这样不发炎。走路的苦看来比做庄稼活累多了，浑身散了架子似的难受。但再苦再累，很少看见有谁搭乘路过的汽车，用脚步丈量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才是忠于毛主席的，否则跟叛徒差不多。七天后的一个深夜，终于看见了远处闪闪发亮的延安宝塔，一下子泪水长流，大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延河冰封了，玻璃一样发光。在南关中央大礼堂的山坡上，涌满了蚂蚁般的人群，拥挤着领取毛主席纪念章。像章很精致，有指头脸儿大小，圆的，鲜红的底色，毛主席浮雕侧面像呈现银色。像章背后是扣针，别在左胸前的口袋上方，就有了无穷的自豪感。有的别在绿军帽上，更有表忠心的二杆子猛士是别在左胸部的肉皮上的，有鲜血和血痂，也肯定疼痛，但谁也不说疼痛，说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连死都不怕，还怕皮肉之痛吗？凭学校介绍信每人交五毛钱只能得到一枚像章，并在介绍信上作了已经领过的记号，有的学生为了多得到一枚像章，不惜再走一回，那可是千里路啊！我们被安排在清凉山上一户市民家里吃住，是石窟改建的屋子，以前是佛神住的，后来成了解放日报社的地方，现在住了居民。房东是老俩口，老汉在山下工厂里做事，婆姨主持家务。我们几个人挤在小小的石窟热炕上，炉火烧得很旺，隔着窗子玻璃就看见了对面的宝塔和山下的延河。我们早出晚归，去延河桥头照相，上宝塔山，去凤凰山麓、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仔细地瞻仰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探寻延安时代发生的一件件神奇而伟大的故事。我们是革命的后代，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人民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每天早晚，房东大娘就备好了饭，玉米糁蒸的馍馍烤得黄亮亮的，红豆稀饭，酸辣腌白菜，还有平常吃不到的肉丁，这真是共产主义的日子。我们的心情像红红的暖阳一般好，延安真好。
　　 从延安串连回到土原上的农家，我在村口低矮的土窑洞里找到了我妈，她正在用石磨磨面，那头瘦小的毛驴在吃力地走着圆圈。我妈一直担心我走丢了，见到儿子回来了，她是笑着的，却不停抹眼泪。我帮妈卸了磨，妈说，再甭出去了，好好在家里待着，在生产队里还能挣几个工分。可我的心已经野了，不时跑到学校里去打听形势变化，寻找新的出路。之后，便身无分文地从老家奔向了伟大首都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家乡小镇的车站上，火车已经让蚂蚁般的学生围得动弹不得，一条钢铁的大虫，像要被蛀空了似的。我从列车窗户里爬进去，过了耀州富平咸阳，双脚步还没有着地，一直被挤在人堆里，空气稀薄，尻渠子里都是水。经过大半天时间，火车才到达西安。在人满为患的花花世界里，又盲目地挤上电车，先是到了城中心的钟鼓楼。老家人说，西安有个钟鼓楼，半截子插到云里头。实际上只是比打麦场上的麦秸垛高一些罢了，真是看景不如听景。所寄居的地方是南门里的师范学校，古香古色，可以领到铺盖和吃的，睡在屋顶很高的教室里。在接待站，只是凭介绍信打一张小纸条，写清某某市某某学校某某班组和姓名，就借到了十块钱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公家支持学生串连，也相信学生会还上，果然在我回乡当知青的时候，学校转来了催款单，我也很快让我大凑齐了钱粮数，按地址单位寄了去。当时最走红的是学生领袖，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字报风潮。我去了交大，还有西大、治院，大字报的吸引力好比多年后的时装和楼盘。在西安火车站拥挤了两天两夜，才从高高的天桥上挤到通住北京的列车站台上，还是跃上车窗，爬了进去。火车向东驶去，过了黄河大桥，我才攀到车顶的货架上平了身子。货架塌了，人也跌不伤，我又设法钻入座位底下的空隙里，尽管像地狱一样的空间，我却感到了天堂一样的幸福，一直在座位底下贴着地板睡到北京。住的地方是东单崇文门的一个工厂车间，在大食堂里排队领饭，吃饱了就去天安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毛主席已经七次接见红卫兵，我们是被安排在第七次的第二天或叫第二批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当时首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红卫兵，我们是在第一天未安排上，第二天又补充安排的。我一辈子也再没有见过那么多人的大聚会，那才真正叫人山人海，人像蚂蚁似的。什么是发自内心的群情激奋，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崇拜，什么是真正的神和臣民，这场面便是。燃烧，沸腾，狂飙，疯狂，席卷而去，泪如泉涌，这些词汇在此时此刻是一种真实准确的表达。我当时被人群的潮水卷到了东单北京饭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此起彼伏的波山浪谷是由我这样的千千万万个活生生的肉身组成的，被踩踏的事不可幸免。我是这海洋里的一滴水，跳着跳着想跃出人群的海平面那怕一公分，就可能占据视觉上优势，看见长安街中心地带的情景了。我终于看见了毛主席，他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向大道两旁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我与毛主席的距离最多有二十米，那时还没有电视，只是在画像上、照片上见过毛主席，自己也在三合板上学习木刻毛主席，只是感觉眼前的毛主席身材更高大魁伟，也更显老迈，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飞拂，那自若的神态，那肃穆的表情，简直就是神下凡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歌声唱出的正是眼前的旷世之礼仪，我感到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包括后来成为忠臣或奸臣的大人物，我都看见了他们的样子，后来试图寻找烙在记忆中的印象，以便验证好人与坏人的区别，都是牵强附会的。长安大道终于安静下来，我站在天安门前，仰望了许久，城楼比想象中的要低，我是用家乡的土崖比的，我甚至怎么也辨别不清东西南北，不知我出发的家乡在哪里，真的找不着北了。我作笔记本擦拭下了红墙的红颜色，想把这凝聚的热血带走，带到以后的日子中去。我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花五毛钱照了一张天安门留影。我戴一顶沿儿帽，仰着头，黑棉袄上箍着红袖章，黑棉裤，一双敞口土布鞋的面子也破了。这个土里土气却又聪颖机敏的十五六岁的乡下孩子，在干什么，想要干什么，以后又能干什么，连他自己也只是热情澎湃，完全掌握不了自己今后一生的命运。这张黑白照片三寸大小，是我一生中的第三张照片，它后来随着我的踪影从北京辗转到了它的主人的手中，当时我正在乡下拉粪车，从乡邮员手里接过风尘仆仆的照片时，我蹲在沟畔的土路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