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我也活了半个多世纪，如果说起春节的那些事儿，我仔细想想五十多年应该清楚记得的春节不下于五十个，可只有那个凄凉的春节难以忘怀。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当时文化大革命好像还没有全面爆发，但即便是农村也是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其时正在搞一个叫做社教运动的，这个运动具体什么内容，我们小孩是搞不清楚的，只知道每一次搞运动都是做点小干部的要倒霉。
　　 我父亲当时是农村生产队的会记，这应该是全国最低级别的财务干部。虽然父亲做“官”，但我们兄妹好像没有享受过一点“特权”，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贫穷的日子。但就在这个社教运动中，我们家的厄运降临了。
　　 据父亲说是他的办公桌被人撬过了，生产队的所有账本都被人偷走了，这是对他的陷害；可搞运动的领导说父亲是监守自盗，想掩盖贪污事实证据，于是被带去“学习班”关了半个月，然后放回来回忆账目，用毛笔字写出贴在墙上，让群众作证监督。也不知是几年的账目，好像父亲回忆加书写搞了有一两个月。凡是群众承认的支出就算正常，凡是没有人承认的支出就定为父亲贪污。最后一共定性父亲贪污一百多块钱，但事出有因，只需退赔，不戴贪污分子帽子。——如果戴上这顶帽子，文革时我们家将会遭受更大劫难！
　　 为了退赔这一百多块钱，我记得家里卖了一张八仙桌，两棵桑树——至今每当我看报道往往从贪官家中搜出成捆的现钞还很“羡慕”。处理完这一切已经进入深秋了，父亲思想包袱很重，好像愧对家庭，倒是我的奶奶很豁达，安慰父亲：只当跌个跟斗算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转眼间就要过春节了，我家的猪圈里还有一头一百来斤的猪，奶奶主张不要卖，把它杀了，一是冲冲晦气，二是也让孩子们解解馋。
　　 在这样家庭极度危机的时刻，过年家里还能杀猪，我们小孩心情都像吹足气的球那般高涨。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后面忙着向邻居家借物件，大人烧开水时忙着凑把火——一幅热热闹闹忙年的场面！
　　 临近傍晚时，看着院中挂着那赤裸雪白的整头猪肉时，我们已经闻到三十晚上远远飘来的香味，已经看到锅里翻滚着的肥肉，嘴里禁不住流出口水了。
　　 可是忽然间，来了一些人，父亲一面陪着笑，一面叫杀猪师傅割下大小不等的肉片让他们拿走，只需片刻功夫，就剩下一个猪头睁着那双眼睛似乎在向我嘲笑。第二天早晨等我醒来，那个猪头也不见了：就在我的美梦中，又有一个人把猪头也拎走了。——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借人家的钱去“退赔”了，人家来拿猪肉抵账了。
　　 那一年过年，我们兄妹没有一个人吃到过哪怕是一片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