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二十九那天，母亲来电话问：丰儿，这个年我们能晚上过吗？我说，可以。母亲就有些激动，电话中哽咽着说，你爸到去逝也没能享受到儿孙满堂过除夕的欢乐。
　　 是啊，若不是调出了刑警队，我可能现在连母亲的愿望也不能满足。
　　 年，在我们中国百姓心中，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她更是一年中家人好友团圆、和睦的象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视的是除夕。在我们老家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敬除夕的习俗，子子孙孙一大家子人在长辈的率领下，举行着在孩子们眼里很有意思的仪式。我们家，母亲就一直坚持着春联由我来贴，鞭炮由我来放，母亲认为这两件事很重要，只有家中的顶梁柱才能做。
　　 夜，与我们有着特别的情感，她会让人们的距离收缩，心贴的更近。所以我们的许多节日都是在夜晚欢度，比如除夕、比如中秋，比如七月七。一些请客聚会也常常安排在晚上进行，这样更容易交流，更容易亲近。母亲要的就是这份贴近。除夕的鞭炮放响过后，我们一家子人围坐在八仙桌四周，享受着母亲的爱和幸福，孩子们则等着奶奶或姥姥给压岁钱。母亲和妻子会早早地将饺皮和饺馅准备好，等饭后我们会一边欣赏着春晚精彩节目，一边包着饺子，全家人齐心协力，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母亲去了厨房，半天没出来，我进去时发现母亲正在偷偷地流泪，我知道，她一定是又想到了已去逝的父亲。
　　 父亲在世时，我还在刑警队，除夕值班让我们家过年从晚上改在了中午。匆匆地回家，匆匆地吃饭，然后又匆匆地赶回队里值班，尽管父亲和母亲都觉得这年失去了许多意义，但他们没有一丝怨言，默默地准备着一切，把饭菜弄得尽量丰盛再丰盛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算对得住孩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刑警队的除夕值班都保持着队长、我和一名技术员的铁三角搭配。技术员可以更换，但队长和我却始终不变。队长是因为不放心，要亲自坐镇，我则是因为家离的近，又是队里内勤，队长亲点。队长会安排我早早地买上几只猪蹄、几份快餐、几瓶啤酒和一些水果花生瓜子糖等准备着。一人两只猪蹄、一份快餐和一瓶啤酒，这就是我们除夕的晚餐。那时候还没有“五条禁令”，办公室里也没有空调、没有网络，手机也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使用。我们仨人在队长的办公室里，将猪蹄和快餐放在电油汀的架子上温着，一边喝啤酒，一边守着那台老式电视，看春晚，聊新闻。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未看过一个完整的春晚，晚上总会接到报案的电话。两类案件奇多，一类是酒后伤害和伤害致死，可能是压抑了一年的不满要在这夜发泄吧，还有一层意思是在新年里给你一个霉头，让你一年不顺；另一类是入室盗窃案件，最多一个除夕接过8起，小夫妻带着孩子到老人处过年去了，小家成了空穴。
　　 记得好几次除夕夜发生重大案件，队长带着技术员出现场，我则死守着值班室的电话，一边接受着队长的指令，一边向分局、市局汇报，还要根据情况通知就近的同事集中。我成了上传下达、左调右遣的枢纽。为了尽快赶到现场，一辆帆布蓬的北京212吉普曾一下挤过11个人。寒冷的夜晚，有时还可能是满天雪舞，安乐的家和温暖的被窝谁都留念，但是被喊来的同事们却没有一个有怨言。一次半夜回家取大衣，吵醒了妻子，妻吓得不轻，以为小偷进了家。我说，一同事来的急，忘穿大衣，外面这么冷，我回来取。临走时，我倾下身扒开被子看女儿，那时候女儿才6个月，圆圆的脸，胖胖的小手攥着拳头，甜甜的睡梦中还吮吸着妈妈的乳头，也许女儿正在做着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我想亲亲女儿，但怕惊吓了她，最后还是把吻给了妻子，妻子伸出双臂紧紧地绕过我的脖子，我就这么弓着身子吻着妻子，姿势难受，可我心里却充满了温暖和甜蜜。我知道妻子舍不得我离去，但职责所在，她除了支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叮咛和嘱咐。
　　 那些年，除夕不属于我们。我们常常在普天同庆时奔波在出现场的路上，或者是守在随时打进的报警电话机旁。除夕相守成了家人对我们的奢望，母亲多么希望春联由我亲手贴起，鞭炮由我亲手点燃。母亲对我说，父亲在世时，常常在除夕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院子里画个圈，然后给早已死去的我的爷爷奶奶烧些纸，父亲是独苗，我也是独苗，父亲做这些事时，多么希望有我在身边陪伴啊。可是直到父亲去逝，也没能实现除夕夜率领全家祭拜祖先的愿望。
　　 如今除夕我们一家人可以团圆了，母亲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可父亲却没了。九泉之下的父亲会怪我吗？我当初的选择会不会错了？
　　 还是母亲最能理解我，母亲说，丰啊，你做的对，那些事即使你不去做，也总得有人去做，总会有不完美，我相信你爸他在天之灵心里清楚着呢，他不会怪你。
　　 潸然热流，早已润湿了我的双眼，就让这除夕团圆在梦里与父亲圆吧！
　　 2013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