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嘉峪关的雄伟城楼，片刻之间，似乎就神采飞扬、威武高大起来了。目及青天，情飞大漠，思天地之悠悠，叹古往而今来；感沧海之桑田，看花开又花落。英雄情怀，壮士气慨，犹似浩浩荡荡，漫卷千里戈壁。
　　 此值农历八月，正秋高气爽，蓝天如洗，云朵似雪。远山，峰峦叠嶂，如驼峰马背，起伏跌宕；近处，沙丘土岗，似立或卧，恬淡若梦。在这浓如烈酒的塞上秋色里，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雄姿挺拔，气贯云天，关前关后，一色的爽朗透亮。“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边塞诗中的千古名篇，王翰因此诗名垂今古。虽然诗中情节不一定发生在嘉峪关，但嘉峪玉关自古以来也是征战之地。想那连年不断的戍边征战，多少青春儿郎，多少热血将士，都一去不复，埋骨沙场。而今端起酒杯，方欲痛饮，不料琵琶响起，催人上马，那滋味儿，实在难以言表。
　　 上马，自然是奔赴狼烟四起的前沿阵地。那里，又一场浴血厮杀或许即将到来，或许已经展开。但是且慢，待我饮了这一杯吧！也许，这将是平生的最后一饮，即便是醉卧沙场，那也是情理中事。既然束装从戎，枕戈边关，就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大漠落日之下，刀光剑影之中，悬头颅于腰带，唯有这杯中之物，尚能给人慰藉，一醉万事休；足以壮人胆气，慷当以慨，视死如归。这是何等的悲壮呀！
　　 站在城楼之上，我很自然地想起这首有着几多人生况味的诗。这样的况味，属于边关将士，属于残酷战争，属于战争中的悲壮人生。要塞边关，连天烽火，祁连山下曾经有过的空旷苍凉，大漠荒原曾经有过的孤烟落日，还有那曾经“踏破贺兰山阙”的蒙古大汗的铁骑劲旅，都似乎是这首名诗内在情感的最好注脚。蓝天下沉默不语的嘉峪关，见证过这一切，因为它本身的拔地而起，同样是由经年不息的熊熊战火催生的，并成为大明王朝所谓的北疆“门户”和中原屏障，维系着一个封建王朝江山永固的梦。
　　 或许，在大明王朝看来，嘉峪关外，尽管已历经秦汉唐宋上千年的开垦经略，也仍然还是一片尚未开化的荒漠戈壁。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既勇猛彪悍，能征善战，又未“王化归顺”，奇风异俗，桀骜不驯，所谓的“化外胡夷”。他们的目光总免不了隐藏着贪婪，盯着土肥水美的富饶中原，隔三差五，跃马扬鞭，边界鸡犬不宁，朝廷寝食不安。
　　 1368年，朱元璋虽然取得了天下，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顾，马背上驮来的，马背上驮回去，逃回了塞外大漠。但是，北边的半壁江山并不因此而固若金汤，尤其明初，百事待举，草原上的高大烈马，时不时地纵横于河西走廊，驰骋在祁连山下。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筑关阻击，拒敌于国门之外，自古就是历代中原封建王朝的固邦强国之策，大明王朝又岂能例外。嘉峪关崛起于祁连山下，是大明王朝治国安邦的历史必然。
　　 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偏西，是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我小时候读过的历史、地理课本上载：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而民间久传不衰的孟姜女哭长城，又把修筑万里长城这样的浩大工程与艰苦徭役，抹上了一层悲情色彩。久而久之，民间几乎众口一词，万里长城为秦始皇所修，而他身后历朝历代所修的长城则很少被人提起。筑长城，拒强敌，拱天朝，安边民，实始于秦。从这一角度上看，秦始皇有开先河之功，把秦后各个时期所筑的长城归在秦的名下也不无不可，事实上后人所筑之城，也是与秦之长城连为一体的，万里长城才成为事实。人们可以把某一理论或某一学说，以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名字命名，那么也同样可以把万里长城以秦而命名。而秦，当之无愧，后人不过是光大了他开创的基业。
　　 河西走廊，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历史给处在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涂上了抹不去的军事色彩。它邻酒泉，傍玉门，绿野千里，阡陌纵横。春秋之前，西戎人生活劳作在这块土地上。战国至秦末，乌孙人与蒙古人分别取而代之。那时节，这里当是风和日丽，牧歌声声，一派草原式的宁静与祥和。但是，历史的前进脚步，很快就踏碎了芳草鲜花般的梦。人类社会的自然更替，不会因眷恋自然风光而驻足不前，不会因山光水色而无所作为，就像当今热火朝天的城镇化建设，不会因为怀念田园牧歌与千重稻浪，而放弃高楼大厦与灯红酒绿，所谓的原生态只能在艺术的欣赏层面上为人们津津乐道，丝毫也阻止不了人们对于使用价值的无限追求。包括嘉峪关在内的河西走廊，很快就迎来了狼烟四起，迎来了战马嘶鸣和刀斧剑戟，迎来了两军对垒和彼此的强攻固守，由此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大片。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由北而来的匈奴赶走了乌孙，河西走廊结束了此前的宁静岁月，没有了悠扬的抒情牧歌，没有了挥动的自由牧鞭，取而代之的是无情地厮杀与胜败地呐喊，是金鼓的齐鸣与刀剑的撞击，最终总免不了在一阵又一阵飞扬的尘土过后，目睹血染沙丘，忍看白骨堆积。
　　 匈奴，纵横于大漠草原的游牧部落，早在秦代就已经称雄北疆草原。它不仅自始至终陪伴了秦汉的兴起与衰落，而且即便是在汉武帝时期元气大伤，辉煌不再，但它彻底从草原上消失则是魏晋时期的事了，从此史书上才不再见到匈奴二字。
　　 西汉从刘邦到文、景两朝，由于国力不济，远不足于把河西走廊置于有效的管辖之下，于是就出现了时而战、时而和的滑稽局面。
　　 战。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刘邦率大军二十万亲征，反被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骑，困在白登山上（今山西大同市东）七天七夜，差一点儿当了战俘。后得陈平用计，送美女图给冒顿的小王后，编造冒顿攻中原，就是为了此美女，挑起醋海波浪，刘才得以脱险。
　　 和，刘汉不仅要年年输贡，还要让不少花儿样的汉室公主委身事人，去暖“胡人”毡房，但又别无选择。就在白登山之危解除后的第二年，冒顿再次攻汉。刘邦无奈，选择“和亲”，并确定把自己的女儿嫁于冒顿单于。虽然因为吕后反对，未能实现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最后以民女冒充宫娥，但“和亲”从此成为事实和稳定西北边疆的既定方针。
　　 刘邦在无奈状的况下开创的政治联姻，历史给了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爱昧定位：“和亲”。站在华夏民族发展史的角度上，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和亲”，那是功不可没；站在西汉王朝的角度上，用当时的眼光看待“联姻”，那无疑是一种软弱，甚至是一种无能与耻辱。好在历史的胸襟从来都是宽阔的，它能够包容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非成败，不管荣辱兴衰，都是历史本身的多彩多姿与宝贵财富。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挥师河西走廊，匈奴四万余人被歼，并生俘五位匈奴王以及王母、阏氏（王妃）、王子、相国、将军等一百二十多人，荡平了整个河西走廊。“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人悲愤不己，痛不欲生。
　　 霍去病平定了河西，汉之宿敌退回了大漠，并从此开始了以后的远走天涯。虽然也还有过几度兴风作浪，但不过是几缕余光残照，小打小闹而已。霍去病因击败匈奴名垂青史，“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名将风采，至今为后人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匈奴卷起毡房帐篷走了，汉武帝设酒泉郡，辖嘉峪关。行政区划的设立，体现了皇权的辉煌光芒最终照亮了这块土地，嘉峪关从此由“番属”过渡到治地，正式置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
　　 汉武大帝无愧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一代雄主，他在设置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把部分兵力留在了当地，让他们在维护社会治安与承担边界防务的基础上，从事农耕，史称“屯田”。“屯田”的推行，开创了一条保障军队给养、减轻地方负担、加强军人非战时管理、实现裁减编制的有效途径，为历朝历代所效彷。在一定角度上，我们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今天的军队干部转业与士兵退伍安转置，或多或少也当源于此。历史，总是把前人具有生命力的创举留了下来，不管时间多长，空间多远，后来的人们将继续分享先人的成功与喜悦，并且继续发展、刷新先人开创的业绩。
　　 霍去病功成名就，一路凯歌班师回朝去了。而战争也总是间断性的，一场大战结束到下一场大战开始，中间有一段平静时期，社会秩序由此得以恢复，战争创伤也由此得以医治，政治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休养生息”。汉王朝为了从嘉峪关到西域辽阔的疆土得以“长治久安”，开始从中原大量移民。而移民源源不断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结构转型，游牧、狩猎虽然不可能完全退出，但单一的垄断结构最终被打破了。嘉峪关，除了军事地位依旧之外，又以另外一种崭新的姿态辉煌于历史的大舞台上，并延续到现代交通的正式出现与广泛运用。这一辉煌，就是它成为我国古代通向西域和中东地区以及欧洲大陆的重要交通孔道，成为著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驼铃声声，摇过茫茫大漠；马蹄阵阵，踏碎血色残阳。今天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遐想那时的那种场景，当不会亚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片头的精彩画面：挑担的挑担，牵马的牵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跋山涉水，两肩霜花”。
　　 “丝绸之路”给嘉峪关地区带来了空前繁荣，中原、西域、印度以及中亚的经济与文化，经过这条大通道相互融汇交流，不仅推动着农工商贸的持续发展，而且催生了佛寺庙宇的大量兴建与石窟艺术的迅速兴起，雕塑、壁画走向昌盛，文昌阁、关帝庙、黑山摩崖浅石岩画，相继出现在嘉峪关的关前关后。嘉峪关，至今让人感受到那一时期的匆匆脚步与忙碌身影。而在明以前，嘉峪关有关无城。作为军事重镇，它似乎一直没有走向战争前沿，是它自身有意识选择回避？或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但无论是什么，都丝毫不影响它存在的价值与地位，丝毫不削弱它的辉煌光芒与雄关风采。它之所以名扬天下，不仅因为它是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更因为它自身所经历的不同凡响，所见证的沧海桑田。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仍然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大小汗国，要实现控西域、固中原，就不能不把防御重点放在北疆。于是，建关筑城，构筑“国门”屏障，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必然之举。这既是为当时的形势所逼，而同时也是为当时的国力所迫。
　　 汉唐之际，中原王朝实际控管的疆土版图，要比大明王朝大得多，出了阳关、玉门关，才算离开中原，大量的征战发生在两关以外。出阳关而悲叹“无故人”，过玉门而伤感“不春风”，似乎过了两关，就到了异土他乡。而这两关都远在嘉峪关西边，相距即便不是千里迢迢，也在数百里之外。明设嘉峪关，等于事实上的势力收缩与“边界”后移。这样的收缩与后移，缘于唐末五代十国的四分五裂和“两宋”的积贫积弱，导致辽、西夏、金的先后崛起，北边的辽阔疆土自然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而南宋则败退到江南，偏安一隅，即便是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有志之士，也只能一筹莫展，空有一腔“北望中原又一年”的无限伤感，潸然而垂泪。
　　 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天下大势，总是彼此消长，强弱更替。由唐末开起的社会动荡，给了蒙古大汗从北疆草原横扫天下的天时与地利，先后击败了辽、西夏、金、宋，游牧民族第一次统了一全国。尔后的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但河西走廊以西以北的大片疆土，尽管还没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或军事集团统一北疆或裂土称王，但辽、西夏、金、元的后裔们所组成不同部落势力，却割据称雄一方，甚至包括嘉峪关内的一些地方，事实上也为他们所管辖。尤其是元的后人们，他们是战败对手的子孙，与明相抗乃情理中事。东山当然不会再起，但时不时地骚扰也让大明王朝不得安宁。古今中外，有谁心甘情愿把天下拱手让人，有谁轻易让江山改姓易主？即便是在当今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下与民主国家里，那一位总统又不是费尽心机谋求连任？忽必烈的子孙也不例外，况且一个王朝的覆灭，并不等于它原有的影响力就立马消除殆尽，即便是苟延残喘，一定时期内的负隅顽抗与垂死挣扎也总是屡见不鲜。君不见，阿拉伯枭雄萨达姆不惜藏身阴暗地窖，中东强人卡扎菲不惜钻进水泥管道，为的不就是企图躲过对手追杀，然后重整旗鼓吗！当然，能不能实现重整，那是另一回事，但反抗是人的一种本能，它不会因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坐以待毙，自取其辱。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国立朝。所谓建国立朝，只是朝代的转手更替，并不等于全部或大部分疆域版图都已经改天换地。明初以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黄河彼岸、河西走廊的宽广土地并没有完全“赤化”，蒙古、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东北的全部或大部，仍然为元顺帝的后人或其他部落管所据有，羽毛未丰的大明王朝时时都面临着他们的肆意挑衅。于是，朱元璋马不停蹄，挥师向北。洪武二年大军入陕，迫使元将李思齐十万大军退奔临洮（今甘肃），明右副将冯胜穷追猛打，李走投无路，降明。洪武三年（1370），蒙古扩廓帖木儿屡扰西州，徐达率部讨伐，扩败，携妻儿数人渡过黄河逃往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岸哈尔和林），元郯王以及将士八万六千余人当了俘虏。这一仗，让元顺帝嗣爱猷识达胜继续北走，从此再也无力涉足黄河流域。洪武五年（1372），徐达率军取甘州（今张掖）、克兰州，败北元军于瓜州（今甘肃瓜州）、沙州（今甘肃墩煌一部），至此控制了甘肃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