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妮子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她比我小一岁，黑黑瘦瘦的梳着两只朝天的羊角辫。在我父亲调入县农机局之前，我们一家就住在县城郊外靠山坡的林机厂家属区。父亲叫姜水根，是林机厂的工程师，母亲在厂里做家属工，其实所谓家属工就是季节性地在厂里食堂做帮工。
　　 我祖家是浙江，由于祖父解放前夕刚刚盘下来一间杂货店，解放后家庭出身被定为资本家。尽管小杂货铺的店面只有十几平米，加上后面一家五口居住，也不过三十几平米。一家人朝不保夕，勉强度日。祖父有时就咳声叹气，说觉得冤枉，自己省吃俭用靠辛苦开的杂货店，卖个针头线脑、酱油糖块的挣点蝇头小利，这怎么就成剥削了。再说那间小店不依仗祖母做些缝纫零活，根本都维持不了家用。就这么在郁闷之中，五一年的春上，祖父就因肺病去世了。五六年父亲大学毕业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分配到了东北。我六三年出生，父母给我取名姜南，小名阿南。后来我知道，父亲十分怀念江南的老家，我名字其实就是“江南”的谐音。
　　 后来“文革”期间，如果不是小妮子的父亲当上了厂革委会主任，不是我讨厌他父亲趾高气扬的样子，日后也许他会成为我的老丈人也说不定呢。她父亲整天腆着个肚子，爱穿一身黄军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兵的出身。背地里我叫他“许大肚子”，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小妮子叫的。我恨死“许大肚子”了，因为他曾经在台上指着父亲的鼻子，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小时候，小妮子一直是我的玩伴，她也乐得愿意屁颠屁颠跟在我后头。一直到十五岁我家搬进县城，我虽然由于表面上讨厌她父亲的缘故和小妮子有些疏远，但内心跟她还是很有好感的。
　　
　　 1、小妮子家的讨饭碗、讨饭篮
　　 据说，小妮子爷爷是从山东闯关东一路讨饭过来的，家里世代都是贫雇农，所以“许大肚子”和小妮子这几辈都是根正苗红的。那时小妮子父亲就像革命领袖，在林机厂一呼百应，他手下一些革命干将手拿红宝书整天价围着他屁股转。小妮子到没受她父亲影响，依旧找我来玩，我有时一想起她那可恶的父亲就故意不理她。
　　 说到这些，还得提起小妮子那闯关东的爷爷，她爷爷外号叫“许大胡子”，五短身材，连鬓的胡须让我一直感觉得这人很恶心。由于“许大肚子”在厂子里的显赫地位，她爷爷也跟着辉煌灿烂了。
　　 林机厂有自己的子弟小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五个年级，每班二三十个学生，都是林机厂职工的子弟。
　　 小学校是挨近家属区的一排土坯房，家属区倒是厂里统一盖的一些红砖瓦房。学校破烂不堪，房山头的小耳房是仓库，里面放着一些已近损坏了的座椅，还有开学校运动会时用的铜鼓和锣嚓什么的。仓库的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不过也没听说过丢东西。
　　 小妮子的爷爷，“许大肚子”的父亲“许大胡子”，就在这个小学校登场了。
　　 为了响应厂革委会的号召，学校要停课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小妮子奶奶头几天就蒸了一锅榆树叶和麦糠混合的窝窝头，那冰冷的青灰色的窝窝头就放在讲台上。同学们好奇地看着这没品尝过的馍馍，竟有些期待。刘校长叫刘慧芳，她讲话了，她一副短发，人很和蔼：
　　 “许爷爷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过来的，他苦大仇深，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们一家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才过上了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
　　 停顿一下，刘校长接着说，“许爷爷解放前，一家几十口被地主老财迫害死了，他的仇比还天高，比海还深，下面请许爷爷作忆苦思甜报告，大家欢迎！”
　　 下面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阵热烈的掌声。
　　 事后若干年，我就想，小妮子爷爷一家到底有多少口人啊，被地主害死了几十口，怎么还剩下那么多叔叔和姑姑。
　　 “许大胡子”这时就在讲台上向下深鞠躬，然后他坐在前面的座椅上，这时他手里竟然出现个破柳条篮和一个掉了碴的瓷碗，他说这是我旧社会逃荒要饭用过的。那篮子我没见过，那瓷碗到像小妮子那天出来吃饭打破的那只。他又指着面前的窝头说，“这些是旧社会只有过年我们才能吃上的。”他示意老师把窝头发下去。于是老师和校长就给学生每人掰了一小块，让大家体验旧社会穷人家都吃什么，她们自己却没有品尝。
　　 我和小妮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就只有趴在窗口看的份儿了。学生们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看到有的人偷偷扔掉了窝头。
　　 小妮子爷爷没有文化，但是平时爱编个顺口溜啥的，那天讲着讲着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领了。“旧社会穷人是：上地戴个破帽头儿，干活扛个破锄头儿，回家吃着窝窝头儿，死时露个脚趾头儿……”他一口气说了好些个“头儿”。
　　 一会儿，他表情又极其严肃地对下面的女生说：
　　 “这要是在旧社会，像你们这么大的女孩都被卖到窑子里了。”
　　 校长一看，这说得可不像话了，就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于是下面也振臂高呼。
　　 “许爷爷讲累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小妮子爷爷不情愿地被刘校长请下了讲台。
　　
　　 2、学校彩排《红灯记》，小妮子饰演李铁梅
　　 我和小妮子同一年上的学。这年秋天，学校里排练现代样板戏《红灯记》，小妮子长相好，又是根正苗红，被刘校长确定为演李铁梅，给我的角色是叛徒王连举。为了演好角色，我们商定合伙出资去县城新华书店买《红灯记》的小人书。
　　 林机厂距县城五华里，我们俩一人揣着一毛钱上路了。通往县城的黄土路，两边就是要收割的庄稼，苞米杆下面的叶子已经干枯，大豆的豆荚有的已现微黄。
　　 忽然，小妮子停下脚步，俯下身，“阿南！”她喊我。
　　 一只大蚂蚱在她的前面停着，它后腿向下压着，做出随时弹跳的姿势。那个家伙偶尔快速地抖动几下翅膀，发出哗哗的响动，那身子是土黄色的，头上是一对大大的眼睛，像极了我们风沙天戴的风镜。
　　 我小心翼翼地双手去扣，然而那只蚂蚱，只轻轻一跃，就落在旁处。小妮子协助我，我一次一次奋力前扑，蚂蚱左右腾挪，捉它不着。一会功夫我们就大汗淋漓，却奈何不了蚂蚱。小妮子说，阿南不抓了，还是赶路吧。她拿出手绢给我擦汗，我第一次知道女孩的手绢原来有特殊的香味。
　　 在县新华书店里我俩看到了柜台里摆的《红灯记》小人书，问过那个冰冷的女售货员阿姨，小人书是一角二分，和她说明我们俩合伙买小人书，钱要分别找，她极不情愿地扔在我手里八个一分硬币。
　　 回家的路上我们边走边看，小妮子则一路上唱《红灯记》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路上，我们相约小人书一人保管一天。
　　 真正演出，是在学校的操场上，结果是笑话百出。先是我上场接应地下党交通员，为了掩护自己人转移，不引起鬼子怀疑，我自己开枪打伤手臂。我掏出木质手枪做开枪状，后台放鞭炮的铁蛋，趴在台脚看演出，忘了点鞭炮。结果我一连比划了四五下，也没有枪声。接下来饰演李铁梅的小妮子甩丢了用头绳系着的大辫子；马丫饰演一个日本鬼子，在抓捕李玉和的那场戏，李玉和喝了李奶奶递过来的一碗酒。马丫有一句台词：“酒席宴上有都是酒，足够他喝的了。”马丫一紧张，变成了结巴。她说，“酒席宴上九及九九，足够他喝的了。”
　　
　　 3、分别时小妮子给我的赠物是一块花手帕
　　 由于小妮子父亲又接连组织了几次对我父亲的批斗，我父亲被下到林机厂装卸工组干装卸工，每天从汽车上卸下入厂的原材料，装出成品的油锯机。工作很累，体力单薄的父亲，回到家里就趴在炕上起不来。
　　 我在心里头不能接受一个给父亲屈辱的人的女儿，我不再和小妮子玩了，尽管小妮子一再对我示好。后来我见面都不和她说话了。
　　 七八年父亲重新担任厂里工程师，第二年调到县农机局，我们家也随后搬往县城。小妮子的“大胡子爷爷”带着他的要饭碗去世了，他的爸爸“许大肚子”被撤职到食堂担任管库员。
　　 我家搬家是在阴历的腊月，那年的冬天奇寒无比，用我父亲的话是嘎巴嘎巴冷。厂里给派出了一台大解放汽车，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后面装上了一两吨煤和一些破树枝和烂木头。父亲说，到县城也要住平房，也要烧煤。
　　 那天，我很荣耀，因为我们一家从此就是城里人了。我早早坐在驾驶室里，外面是前后院的邻居，大家不无羡慕的表情。我仿佛觉得这辆车不是临时派给我们家的，而是属于我们家自己的。
　　 快要开车了，小妮子远远地跑过来。
　　 此前，她一直躲在远远的地方，其实我早就看见她了。
　　 “阿南哥，”她第一次叫我“哥”，“以后我们还会见面吗？”她说完，眼泪就已盈眸。
　　 她把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手绢，塞在我手上，转身跑开了。
　　 当我明白，这就是一个少女情窦初开的爱的表白时，我已与大学的女友恋爱了，这个女友就是现在我的妻。
　　
　　 4、三十年后
　　 三十年后，也就是去年，我在下乡采风的长途汽车上与小妮子偶遇。她明显的苍老，头发已现许多白发。
　　 她问我你好吗。我说很好，我在市作协工作，妻在市妇联，女儿在国外。
　　 她说，她已经离婚好多年了，婚后夫妻感情不好，结婚第五年上协议离婚。有一个女孩随她，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子，在外省生活呢，她一直没再结婚。我问为什么没再找一个，她眼睛有些湿润。
　　 “我从少年开始心里一直有一个爱恋的人，他挥之不去。”她说。
　　 我急忙把头扭向窗外，不敢再下问，我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谁。
　　 中途她到地方了，下车前“小妮子”把手伸了过来，我握住了她的手，这是一双粗糙而干瘪的手。
　　 她什么也没说，就下车了。
　　 汽车开出去老远了，我回头，“小妮子”还站在道边一动没动，一直到在我视线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