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扁嘴老人弓着背挑一担杂货，一走进打麦场就喊上了：“洋碱洋火……”许多的孩子就欢快地凑上：“你娘嫁我！”
　　 我是不敢这么说的，并非因为我已经九岁了而懂得礼貌啥的，而是因为我对这个老人心存了某种崇敬。
　　 农闲的时候，老人是站柜台的，那个柜台是供销社唯一的玻璃柜台，里面竟然陈列着好些连环画，而且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听人说，那是小说。那时我也不知小说是什么，就猜测小说是极好的东西。书名是《高玉宝》，封面上还有几个小字：高玉宝著。那时我还不怎么明白“著”字的含义。
　　 每次上学、放学，我都要去供销社，站在这个柜台前，心中对那本小说充满了神秘感：这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呢？扁嘴老人大约也注意我这个下雨就戴斗笠，打赤脚的黄毛孩子，但他一次也没有轰过我。就凭此，我也不会喊“你娘嫁我”的。
　　 春天走了，夏天也被七月半的烧纸熏跑了，直到秋蝉退休、河里结冰，柜台上的玻璃变得冰凉，那本孤独的书还在；只有黄毛孩子每天来陪它几次。
　　 快过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外面做手艺回来了。父亲去供销社买东西，我也跟了去。待父亲买完了东西，我就扯着父亲到扁嘴老人站的柜台，对父亲小声说：我想买那本《高玉宝》。父亲看了一眼那本厚厚的书，知道价格不菲，脸露难色。就打着八股腔说：“读书是好的，但这本书……，大约不是什么正书，你也读不了的，你还是要把正书读好。”我就沉着脸，扯着父亲的衣服不肯走。父亲就跟柜台里那个矮个子弓背老人寒暄起来，大约是说我不懂事不体谅做爷的艰难，也或许对自己儿子这么小就能盘算读书感到些微的自豪。老人踮起脚，看了高高柜台外的我一眼，就长长地“呣”了一声，无言了。我知道，他认为我读不了这样的书。父亲再次征求他的意见，老人不免带了些客套：“这么大，读三年级了，也可以读吧？”
　　 父亲咬咬牙，花一块二毛钱买了这本《高玉宝》。我高兴万分。是的，从春到冬，书皮上沾满了灰尘，书皮角已翘起，今天才到我的手中。
　　 于是我走进了一个叫高玉宝的孩子的世界。我忽略了高速旋转的皮老鼠，忽略了老师咬牙打人的指节，忽略了午饭吃不吃蒸菜……
　　 从此我知道有一种劳作的方式叫打长工，有一种计时的方式是半夜鸡叫。我没有了欢笑，常常是泪流满面。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连环画除外）。我觉得，世上最美的事是读小说。
　　 那时的书实在太少（连环画却很多），《高玉宝》之后，两年之后才有了第二本小说《剑》。
　　 《剑》依然是出现在供销社，但不是邻村的大队供销社，而是公社的供销社。
　　 现在已经无法揣测一本小说为何对一个少年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以至可以使人夜以继日地念念不忘。大约其症结就是现代人说的“饥渴”。
　　 其时，家里更加穷困，根本不可能给我买衣食之外的任何东西。我捡猪粪卖给生产队，一百斤优质粪换伍角钱。我不知道到底捡了多久，反正附近的村庄全去过。邻村的几个大孩子自己捡不到猪粪就抢，关乎于“抢劫”和“反抢劫”的斗智斗勇常在高湾村的茅山上进行。猪粪是母亲去卖的，卖了几块钱不得而知，那些钱都用在衣食之安上。吃什么、穿什么我实在从无奢望，但我真的好想好想用卖猪粪的钱买一本《剑》，但面对可怜的母亲，我开不了口。
　　 那时我已经有些执迷，竟然认为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看书。
　　 我逃学，到深秋的地里捡残留棉花。多数是棉桃花果托里的残留、来不及成熟的棉果里的死棉、还有老鼠拖进洞的碎棉，加在一起，以瞎子棉（受到虫害不能正常灿开的棉花）的价格卖给生产队冲抵生产任务。最终，瞒着母亲用一块七毛钱买了一本《剑》。于是，从当时中国人的角度了解了朝鲜战争。后来学校里老师讲《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总觉得自己比人家多好多本钱。
　　 我十四岁上船，在鄱阳湖里跑公家的寨，自带腌萝卜干做菜，生产队每天补一毛钱菜钱。待“这笔款子”到手，我买了一本《大地的翅膀》。这本书的内容，我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这也是一本从春到秋都没别人买走的书。我之所以对这本书充满了拥有的渴望，一是因为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书可买，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书的名字在当时那个火红的年代来说十分的罕见，是呀，大地还有翅膀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翅膀？
　　 这是一本科普读物，以我当时的水平，是很难读懂这本书的，但我还是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达尔文，知道了拉马克，知道了学术之争，知道了生命发展的艰难、漫长的历程，知道了生命的神圣和美丽。
　　 我至今疑惑的是，那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书？写书的人不会到批判吗？
　　 我居住的村里有个哑巴，比我大十多岁，喜欢跟我玩。哑巴知道我的嗜好，就想方设法弄些当时十分罕见的杂书。如文革前的《国语》，民国甚至晚清出版的工具书，更多的是连环画。我不知道哑巴这个比一般人更贫寒的人怎么能弄到这些书，我猜测他的爷爷或爷爷的上辈人是个文化人，至少是崇拜文化的人，也可能是他会“偷”（他有偷的名声），在一个四面萧瑟的年代，他能搞到这些不免有些“反动”嫌疑的纸制品实在是个奇迹。
　　 在不上船的日子里，我一边在生产队里扶梨拉耙，一边幻想着“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惊天动地的场面。实在没什么事可做，我就在一本破烂的《新华字典》里反反复复地认读那些认得的和不认得的字、词。在矶山，我整天步履蹒跚地挑土筑坝，而单薄的衣衫内，还有一本《应用数学》。
　　 就是凭这么一点点杂货，我以一个只读过初二的初中毕业生身份参加了高中毕业生才参加的中专录取考试，进了师范，读了数学科。
　　 那时正长个，无论精神和生理；
　　 那时更饥饿，无论精神和生理。
　　 文革的硝烟消散，文化的早春已经来临，带着料峭的倒春寒。
　　 我逃了一节课（读师范时唯一的一次逃课），为的是躲在被子里用收音机收听越剧《红楼梦》全集。我一个通宵不眠，囫囵吞枣地读完《青春之歌》……
　　 《作品》出现了，我死皮赖脸地缠着同学给我读，哪怕是半小时也行。
　　 《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百花洲》、《小说月报》、《小说选刊》……
　　 高晓声、梁晓声、张贤亮、陆文夫、严文井、韩少功、陈建功、谌容、张抗抗、张一弓、张洁、航鹰、莫言、贾平凹……
　　 因为饥饿，不知疲倦。
　　 因为青春，吞下石头也长肉。
　　 刚参加工作，工资很低，但每到订书报的时候，都仿佛过节一般，不订个一、两百块钱的书报是不会罢休的。
　　 后来的情况年轻人也是知道的。经济增长、经济狂潮、经济危机……，人们不再饥饿，有了经济支撑的媒体日新月异地发展。免费报纸多得读不完，地下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录像机、VCD、DCD、数字电视……，因特网。
　　 老百姓的钱比以前多很多，却不会傻到去买许多书的程度。
　　 这么多年，我到底买过多少书？读过多少书？
　　 是呀，我到底读过多少书？
　　 我草莽的肚子里，都是些什么货色呀？有益于心灵健康的元素，实际上早已缺乏，缺乏到自己失去了觉察力，成了一个病人。
　　 我想起巴特曼的话：你没有病，你只是渴了。
　　 是的，我没有病，我只是心灵饥渴，一种没有了食欲的饥渴。
　　 之所以饥渴，是因为吃、喝的东西太多、太杂、太乱，以致坏了生物钟，坏了胃口，坏了消化系统，该吃的没吃，就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的人，不愿吃东西，吃什么都腹泻。
　　 人家问我发表的那些东西到底算是什么层次的东西，我不用迟疑就能回答：一个营养不良的人，能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别人喊俺作家这、作家那是别人的事，俺自己心知肚明：俺就是一个荒漠的人，荒漠得已经开始垃圾化。
　　 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些。就怀恋那些饥饿的年代。
　　 现在想来，饥饿原来并非一定是坏事。饥饿可以使人对食品充满幻想和美感，可以使人消化力超强。
　　 饥饿自然算不得好事，饥饿不会回来，也不应回来。今日满肚垃圾的我们实在应当记起老辈训儿的话语：吃饭只应七分饱。
　　 是的，七分饱，留三分饥饿，就留住了清醒，留住了胃口，留住了营养元素的补充空间。
　　 把垃圾文化的门都关上，去买好书、借好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