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唱歌，但爱听别人唱。我最爱的就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在这篇文章里想写的是：世上好人也很多。
　　 那一年，我就遇到一位大好人，他就是办事处的代主任任继忠。听人说，任主任是大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来办事处时就是行政12级的高级干部。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单位里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一次打一份给省供销社的工作报告，我打着打着，总觉得那稿件上有些语句挺别扭，就去找拟稿的秘书，可当时那秘书同志外出办事去了。我就大着胆子，按着自己的理解将那些病句改了过来。正在这时，任主任走了进来，问：“小王，报告打好了吗？”我连忙站起身来答道：“快打好了。只是我觉得这稿子有点小毛病，是不是应该改一下？”任主任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说：“将草稿拿来给我看看。”我双手将草稿递给主任，然后将几处错误一一指给他看。主任点着头，说：“不错，真不错！没想到小小初中生也敢给大秀才改文章了。你改得挺好嘛。快点打好，由我来校对，明天一定要报上去。”
　　 1955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一篇文章：《洼地上的战役》，文章作者署名路翎。我被那文章深深地感动了，流了好多的泪水。我就利用空闲时间用打字机毕恭毕敬地打了一封感谢信，准备寄给他，表示一个读者诚挚的谢意，只是一直没能找到通信地址。我还到处向人介绍那篇好文章和它的作者。
　　 一天下午，小赵手里拿着几份报纸向我跑来，先是挤眉弄眼地对我说：“小王，你不是在学拉二胡吗？告诉你，快将你那把破胡琴砸了吧，现在要反二胡了，你就准备写交代材料吧！”我心想，那二胡又不是个人，它也能反革命？我一把从小赵手里抢过那张报纸，一看，只见一幅漫画，上面画的还真是一把“二胡”，但两根琴轴却被画成了两个人头，旁边写着胡适和胡风。我说：“胡适、胡风我一个也不认得，我写什么材料？”小赵在报纸里面翻了翻，又抽出一张说：“你好好看看，你到处吹捧路翎文章写得好，要大家都来看，你还想给他写信。可报纸上说了，这个路翎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听了小赵的话，我心里一阵紧张，那个晚上连觉也没有睡好。也就是在这时候，单位开展了整风审干运动，先是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和据说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按语”。在小组讨论会上，就有人将我揭发了出来，要我交代与路翎的关系。我说：“那路翎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我都不晓得，我哪里同他有什么关系？再说，这姓路的反革命分子写出了如此感人的文章，又印在国家公开发行的人民文学上，我看了能有什么错？”这件事情就被暂时“挂了起来”。
　　 接着是要求每人填写干部履历表，还特别规定了要使用单位统一准备的美国产的“派克”牌墨水，据说那墨水多少年后也不会褪色；在上交履历表时，除了表上要贴照片，底片也要一同交上去，为什么要底片？原因没有讲。接着就是开会，由每个人将自己写好的履历材料，拿到小组会上去通过。我也写了许多，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
　　 那天轮到我发言了，我就念那材料：外公是国民党的中将司令。父亲是国民党炮兵第一旅的军官，后来去了远征军。妈妈是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毕业生，解放前算是个官太太，解放后纳过军鞋底，一直在家作家务，算是个家庭妇女。我小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生活在军营里，她也是我和弟弟的启蒙老师。父亲每天出去又回来，后面还跟着个勤务兵。后来部队出发了，我和弟弟跟着妈妈，先是坐火车，后来坐汽车，辗转到了贵州安顺。在安顺，家里有个女佣人，妈妈叫她刘嫂，但要我和弟弟喊她刘姨。还有个小勤务兵，妈妈叫他小吴，但让我和弟弟叫他小吴哥。一次妈妈还对小吴哥说：“你现在还小，不识字肚子也不会饿，好像没关系，以后等你长大了，不识字就是个睁眼瞎！”从那以后，小吴哥就同我和弟弟一起读书识字。
　　 父亲很少回家，一次同很多兵坐着汽车经过安顺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他还和一些外国兵一起坐着帆布蓬蓬的小汽车路过安顺。那些外国兵给了我们三个小孩好多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深绿色的铁皮罐头，我们拿到石头上去磨，磨出裂缝后，用小刀子一挑罐头盖就开了，里面是好吃的水果。妈妈还同外国兵讲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妈妈说他们都是美国人。日本投降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回到衡阳住在外公家里。一天父亲回来了，穿着一套我从来没见到过的军装，八姨妈说那是美式军装。后来他就同妈妈带着我的三弟一起走了，姨妈告诉我，说他是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湖北汉口的办事处工作。我和弟弟留在外公外婆家，由我的奶姆妈（奶妈）照看我们两兄弟。
　　 外公家的院子好大，里面有花园，有小池塘，还有假山。外公书房里有很多书，可能他是老了，从来也不进书房。我偷偷溜进去，有好多线装的古书，我根本看不懂。在那里面挑过来翻过去，找到几本厚厚的“东方杂志”，那上面有些文章我竟能看个半懂半不懂。后来八姨妈帮我找到了一本《西游记》，书里面的字我认不全，但囫囵吞枣，好像还懂得些意思，同时也培养了我后来爱读书的习惯。
　　 八姨妈还告诉我说，外公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毕业生，就在妈妈生我的那一年，他被晋升为中将。但在我眼里，外公只是一个瘦弱的老者，很少看到他穿军装，只有一个张副官一直跟在他身边，外公一喊他，他就会高答一声：到！然后快步跑过来。张副官的前额和后脑勺都很高，我的那几个小姨妈常常讥笑他，说他脑袋像只榔头。张副官从不生气，还说道：“像榔头，前挖金，后挖银，挖金挖银哪里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桌子就被会议主执人敲得嘣嘣响，他用北方话厉声说道：“够了，够了！小王同志，今天大家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希望你能讲点实质性的问题！好吗？”我被他一席话吓成了个木头人，泪水在眼里打转转，哪里还敢再开口？会场里鸦雀无声，主持人尴尬地笑了一声说：“休息休息，小王你也好好准备准备，等下接着讲。”
　　 接着开会，主持人和颜悦色地说：“大家耐心听，小王同志好好讲。”我也就接着念：“还有一个老爷爷，经常来看外公，外婆教我和弟弟喊他夏外公，可八姨妈却喊他爹爹。姨妈还告诉我，夏外公名叫夏建寅，也是个将军。人人都说他毛笔字写得好，外公请他写了‘隐园’两个字，让张副官请石匠刻成一块碑砌在自家院墙的大门上。一天我听张副官对人说，外公已经将八姨妈许配给了夏外公的二公子。夏外公的弟弟叫做夏建勋，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但我没有见到过。
　　 衡阳解放前的最后一个市长叫欧冠，好多衡阳人都叫他欧剃头，说他杀了不少赌钱吸鸦片的人，他也常来外公家，但我看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像剃头师傅。我的六舅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解放后妈妈对人说他在学校里就参加了共产党。妈妈还告诉我说，原来爸爸准备带她还有我和二弟一起去美国。可是六舅从北京回来探家时，跟我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话，爸爸便改变主意，决定我们全家都留下不走了，飞机票让给了别人。六舅毕业后分配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听说是个什么保密单位。六舅同我妈妈还有五姨妈、八姨妈他们四姐弟是外婆亲生的。（也就是那时候，他们一起照了张照片。右边是我妈妈，然后是：六舅、五姨妈、八姨妈）
　　 我还有个七舅，是姨外婆生的，一次他与外公吵架，外公很生气，用枪打他，老人手抖没打准。八姨说就是那一枪把七舅打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他后来当了解放军，后来又当了志愿军，还是个坦克兵，回国后在汉口的军校学习，后来转业到新疆的克拉玛依搞石油去了……还有一个三外婆，她也生了几个舅舅和姨妈，但我很少跟他们玩……
　　 我的交代材料还没有念完，会议主持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无奈地问我：“小王同志，你别光讲故事，还是说点实质性的东西好吗？”我说：“我讲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比这更实质的东西实在‘冒得’（没有）了。”主持人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下面由同志们提意见。”这时就有人开始批判我的态度，说我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我的交代也就没有通过。听说后来李科长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任主任。一
　　 天，任主任到我们小组来，他说：“衡阳解放时，王寿民刚刚十一岁，参加工作时也还不满十三。就算他比其他小孩子懂事早也懂事多，但我们硬要一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来交代历史问题，我觉得这倒好像有点不实际了。至于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现在就在衡阳市工作，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去调查的。”他的这番话总算让我过了“关”。散会后，李科长笑咪咪地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听了任主任的话，这次你总该相信了吧。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努力前进。”我对她说：“不管怎么说，这辈子当兵是没希望了。如果有机会，好大姐您还是帮我离开衡阳，离开那个剥削阶级家庭远远的，好吗？”李科长没有回答我的话，也是无奈地摇摇头，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次审干，也确实清出了一些坏人。像我们办事处的总务（也就是机关的管理员），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平时里少言寡语，工作积极肯干，见人总是未曾开口三分笑，上上下下都夸他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他。一天，李科长满脸严肃，拿来一份稿子让我打，她也一直坐在打字室。回想起我刚来办事处，科长就给我注射过“打字员要注意保密”的预防针。可我平日里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机密”也就是调整商品价格之类的内容。今天打着这份材料，我可是越打越害怕，浑身直冒冷汗。原来，那总务是国民党军统中校，他一次就下令将三位共产党员装进麻袋，缝好袋口，抛进了耒水河，再命令士兵用机关枪打活靶，真正是罪恶滔天！后来他又改名换姓混进了革命队伍。
　　 字打到这里，我的手也打开了“摆子”（湖南话：疟疾病），抖得打不下去了。李科长问：“小王，你怎么啦？”我那时感到呼吸也不顺畅了，吞吞吐吐地说：“科长，我好害怕，这文件您还是让小戴去打好吗？”科长满脸严肃地说：“一张纸就将你吓成了这个样子，亏你平时里还说要去当兵。你怕什么？打了这份文件，你也该明白这次审干运动的重大意义了吧。”我浑身冒着冷汗，终于将那份文件打完，科长亲自和我进行了校对，在文件下方又口述了一段话让我打上去：“此件共印几份。打字：王寿民。校对：李玉梅。印完后蜡纸、废纸均由李玉梅在打字室当场烧毁。1955年某月某日。”
　　 文件打完了，李科长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一开始，你已经看到了文件，就算是我再让小戴去打，若真出了什么问题，你能脱得了干涉吗？我还是那句话，组织信任你，你也要相信组织。”她的话虽是这样说，但那段时间，我的一颗心可一直悬在了半空中。我心想，这军统中校万一哪天听到什么风声跑掉了，上面追查下来，谁也不会去怀疑南下干部李科长，那顶“通风报信”的帽子就肯定“非我莫属”了！又过了好多好多天，一天中午，人们刚吃完饭，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办事处门口，中校先生还穿着拖板鞋，就被几个公安人员押走了。到了这时候，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方才落到肚子里，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事后，小赵笑我：“抓的又不是你，你紧张‘马咯’（湖南话：‘什么’）？”我说：“好你个小赵，你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痛。若是那特务跑掉了，公安局是来抓李科长还是来抓我？”小赵搔搔头，再没有说什么。
　　 1956年春天到了。一次与李科长闲谈时，我讲自己的眼睛近视了。她笑着说；“对呀，你不说，我还要找你谈哩。任主任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想让你去作计划员。现在我就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我们很快就要调来一个新打字员，由你当老师，要保证将他教会。二，抓紧时间向老同志好好学习计划统计业务。”
　　 不久，接替我工作的肖国章可以独立打字了，我做了计划统计员。可那工作比打字工作清闲得多，成天呆在机关里闷得发慌。我去找李科长，让她给处领导说说，我想多到各县去了解些情况，对我的工作也有好处。
　　 1956年初，任主任调到地委当组织部长去了，接替他工作的是原来的方芳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