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你想要看的这篇文章，原先想叫个《这帮哥儿们》的标题。影人喜欢“哥儿们”的称呼，常吊在嘴上，以标榜相互间的那一层不同于“同事”的情份。其实质可以追溯到老祖宗的那个“义”字上。我觉得，“义”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哥儿们”总还中听。
　　 叫声“哥儿们”好相处，好办事情。但这称谓，不属于影人或哪个行当的专利，在当今社会几乎随处可见这般的人际圈子。同样，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尤其在人心不古的时候。
　　 有人向我提说起《疯狂的代价》剧组，说那是一帮哥儿们！特棒！甚至还加一个“铁”字，铁哥儿们！听得出其中的味道，影片成功的因素与“哥儿们”这层含义关系甚大。如今有人所论述的什么优化组合、人才构架、天时地利人和等等都在其中了。
　　 “这帮子闲人儿把事情给弄成了!”这话当然更使我感兴趣。闲人儿，老陕叫成“闲(音han)”人。本意恐怕是指不干事情的人。似乎属于一个贬义词，但艺人们却也以此自嘲，“吾辈乃闲人也”就多少显得清逸不俗。大忙人，往往是庸庸碌碌，终得一事无成；闲人似乎百无聊赖，却在谋事，愣不防就惊凡骇俗起来。
　　 夜读小札
　　 电影是给人看的，是视觉的艺术。这话你懂。亲近于方块字的人，在看影片画面之前或之后总有品读剧本的习性。有时，剧本所提供的东西在想像力中更能诱惑人。
　　 我也是闲下来才读书。现在我读《疯狂的代价》导演工作台本。我想看看热闹，权当消遣，权当吃催眠药，翻一翻，然后睡觉。
　　 不就是—桩强奸案吗?不就是招徕观众的招数吗?不就是“疯狂”这个字眼吗
　　 不是。不仅仅是。不全是。
　　 青青和兰兰、大成大生兄弟、李长伟，还有那个老赵。产院、学校、书屋、修车行、公安局。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的一群人的生活故事。
　　 不就那么回事吗?可我读着读着，愈是从那字里行间读出个“闲”字来。为此般闲人闲事。会是含泪的笑，心酸的热闹，继而是一种真切的庄严。
　　 在疯狂的代价背后，一个当今社会城市生活的灵魂在诡秘地窥视着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心态和城市生活情绪的载体，是对时代感的有力把握。
　　 它的多义以至于模糊、朦胧的意味，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案件的故事情节范畴。
　　 其中对于人、人性意义的剖白，是站在人物的角度、各个人物的视点上去构建其社会生活画面的，这就更真实地再现了客观的生活本质。
　　 而艺术处理上的惨淡经营，也足以使愿意思考艺术现象的人们咀嚼再三的。
　　 再说它寓雅于俗的综合方法，也同样显示出这帮闲人儿的精明与机智。他们毕竟生活在经济时代，又是弄艺术的行当，在夹缝中折腾出这么个玩意来，难能可贵得很。
　　 我愈是想欣赏一下活起来的《疯狂的代价》了。
　　 这帮闲人儿对于我也似乎神秘起来。
　　 不多余的插话
　　 “我追求两个字：公正，或者叫公平”。
　　 导演周晓文在家里放录像给我们看，偶尔作一点插话，题内题外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而不是应该符合什么逻辑。”
　　 “艺术上的刨祖坟，我不大感兴趣。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殖民地文化?这些问题很费人思索。”
　　 (青青书屋。李长伟在向读者推销通俗杂志。
　　 “我在琢磨城市文化，现代的。城市青年心理文化状态，离现实更近。”
　　 (青青家。着内衣的女主人公侧影。
　　 “人体美是无可指责的。问题在于脱光了是招徕观众还是表现人物，这很要紧。”
　　 (青青带兰兰协助破案。一段让人烦躁的、不可忍受的音乐，不注重旋律，只强调节奏。
　　 “调查、破案以至亲人的关切，实际上比遭受凌辱的事件本身更摧残人。但又没有什么不对。”
　　 (姐妹俩在人群里希望发现罪犯。
　　 “无目的地寻找。”
　　 (海滨浴场。
　　 “这一段音乐，古怪而不可理解。”
　　 (兰兰和同学谈还书的事，身后是块大黑板。
　　 “请注意黑板上的字!”
　　 (黑板上写着校规，有“谈情说爱者，开除”字样。
　　 (台阶路。
　　 “有封闭的意思。”
　　 (塔楼上的亮光。
　　 “这只有一秒钟的镜头，折腾了大半天，角度极难找。”
　　 (产房。
　　 “有人说，产房、法院，还有摈仪馆。对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很重要。”
　　 (青育被产妇家属乱打后呆在那儿，用嘴角的血迹画胡子。
　　 “这是临场即兴想出来的。”
　　 (青青将大成一脚踢下塔楼。
　　 “女主人公这一脚，是人物人格分裂的极至。她有些偏执，其人格功能是不完整的。”
　　 “片子所反映的人和事都是怪现象。几个主要人物都是不大正常的人物，不是说原本就不正常，是故事所引发的。”
　　 说到片名，周晓文说，不是吗，几个人物都为一件事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代价是有些“疯狂”的味道。
　　 “疯狂”不是耸人听闻，是一种情绪的用语，也许有艺术夸张的成份。
　　 4 快速剪辑
　　 辛辛苦苦几个月，拍一大堆东西回来，就看剪辑的功夫啦!一般别人剪辑需用几个月时间，《疯狂的代价》却仅用五天。
　　 周晓文是个急性子，剪辑时果断，毫不犹豫。
　　 凭什么
　　 感觉。
　　 说来话长
　　 起先，周晓文就感觉史铁生的一部小说《命若琴弦》有戏，跃跃欲试一番，想把它搬上银幕。史铁生也讲哥们义气，将改编权交给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没搞出来，晓文想自己干算了。
　　 晓文将想法告诉厂长吴天明。一块合计了一下，片子是不赚钱的。如今世道，不嫌钱的事往往不大好办。
　　 恰巧，西影招待所住进一位天山制片厂的编剧，手头有一部东西叫《戈壁血腥路》可谓热门题材。内容当然是戈壁烽烟，杀人如麻，黄金市场，嫖风偷情，会很热闹，很叫座。
　　 晓文逮住这风儿，急忙又去找吴天明。他以为，把这个赚钱剧本的信息提供给厂长，也算立了一功，这样，厂长就可以让他拍《命若琴弦》了。没想到吴天明听完他的话，一拍大腿．不容置疑地说：“好?《戈壁血腥路》就是你拍了！”
　　 周晓文好不尴尬。
　　 其实，截止说话间，晓文还真不知道这枪手的脚本究竟写得如何。
　　 这位编剧是天山电影厂的人，按说本子应该先给自己的厂子，但他答应考虑一下，回新疆后三天头上，他来一电报，同意西影拍，详情面叙。
　　 这对西影厂无疑是好消息。对周晓文则是无可奈何。
　　 天明让晓文赶紧动身，去与作者联系。
　　 见面后一说，这位作者对天山厂有些事的做法大为恼火。一位战友去世了，有些遗留问题厂子里处理得不尽人意。妈的，不干了。反正写本子的任务完成了。给厂子卖命，死了落脚不好，谁他妈何苦哩
　　 剧本带回来后，吴天明看了，负责剧本的副厂长郑定于也看过，同意上。
　　 开张在即，剧组的几位拿事的人，包括周晓文，却犯疑虑了。
　　 哥儿们凑到一起合计了一下，拍摄经费需要250万到300万，一年是拍不完的。再说本子是从人家手里抢来的，将来拍摄的外景地毕竟是在自治区的地盘上，困难可想而知。
　　 是否可以把景地改在陕北，让主要人物变成土豪。听说刘志丹闹红时的土围子还在，高原古堡，够特色的了。加之三边有沙漠，有草原，也够得劲的。‘
　　 哥儿们住在厂招待所里，整天苦思其想，绞尽脑汁，想弄出个绝活儿来。也看看美国西部片，同时谋划自己的西部片。
　　 突然有一天，芦苇想出个好东西，说准能拍成，干脆，男主角就是个十足的陕北闲人，保镖一个，着棉袄棉裤，一口金牙，还有二十年代时髦的水晶石眼镜，“梆子CA”，然后骑一头驴。神不神?再把汉阳制造手枪的木把子锯掉，揣在棉皮袄里。
　　 好东西。
　　 俨然是一个陕北的佐罗。
　　 于是，心里一热，哥儿们便开拔北上，直抵那座雄沉苍凉的古堡。
　　 延安会议
　　 古堡的景儿是不错。浑厚，奇巍，血红的石崖透出铮铮气质。
　　 但作为游山玩景可以，要拍电影嘛，则难以想像。爬上古堡，已使几条汉子十分吃力，何况还是空手。
　　 一切美妙的曾经使哥儿们惊喜万状的憧憬，项刻间化为乌有。
　　 现在是1988年4月18日黄昏，一辆旧面包车拖狼烟一样的黄尘，由北向南，沿着延河川道赶赴延安投宿。
　　 延安应该是周晓文的外婆家，芦苇本来就是延安人氏。但延安在这一天对他们哥儿们都十分陌生起来。
　　 他们的车子驶入延安宾馆，又奔凤凰饭店，这里住宿条件是不错，但却拒不接待他们这七位风尘仆仆的影人。说是开党代会,外人一律不在接待之列。革命传统要发扬，各种会议不停地开。
　　 几位黄尘满面的艺术家，只好叹口气，继续寻找收留他们的客舍。
　　 途中，不知是谁想起了父辈们的往事，对延安这块圣地大加感概了一番。不知又有谁想起了一首革命传统民歌道；“胡宗南，我日你个妈!你把老子活气煞。”
　　 闲人们恶作剧有的是，他们把这首民歌篡改了一下，以泄私愤：“延安宾馆，我日你个妈!你把老子活气煞”，毕了又“凤凰饭店，我日你个妈!你把老子活气煞”。一口的陕北腔，骂得他们自个儿差点乐死。
　　 这当然是违反“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这会儿，他们只顾开心。要不，就不是闲人了。
　　 最后终于住进延河饭店。不说别的，这儿没有好窗户。黄尘随风而入，满床满被子皆是土了。他们找服务员来，服务员只管说“不怕”！又问起什么，服务员还是说：“不怕”！
　　 “我们怕，怎么不怕?你不怕，我们怕。怎么过夜呢?”哥儿们觉得这“不怕”的话说得有意思。
　　 延安人爱说“不怕”。怕是有多种解释的。哥儿们猜想啥意思，不怕，是没关系，是甭着急，是请放心还是什么呢？
　　 恶作剧是恶作剧，正经事还得干。古堡的戏告吹，剧组搭起来了没戏可唱，这确实是叫人焦心的事。
　　 哥儿们凑到一起，又开始琢磨他们所需上马的戏的模样儿。也是会议。
　　 还是周晓文的脑瓜子灵，他想起一个故事，即《疯狂的代价》的故事雏型。原本是美国的一篇小说报道，说的是楔而不舍斗歹徒的小故事。说是一个老太太养了七个孩子，有一个孩子被坏人强奸了，老太太一怒之下什么事也不干了，带上孩子们整天专门破这个案子，几年后终于把罪犯给捉住了。
　　 以此为基点，可以引发出许多深刻的东西来。
　　 这里有戏
　　 哥儿们都赞成，也挺振奋。芦苇凉凉的，说听你的，没意见，他是在思索问题。
　　 周晓文想起拍上一部片子《最后的疯狂》时，曾在青岛采过景，那景地特棒，后来没用得上，戏在大连拍了。如果现在决定拍一部以强奸案为情节的片子，青岛的景地就再也合适不过了。
　　 但要把《戈壁血腥路》改换在青岛拍摄一部强奸的片子，连个最起码的脚本也没有哇！
　　 一无所有。
　　 讨论大半宿，最后还是咬了牙：换
　　 荒唐事
　　 4月19日，一行人回到西安。
　　 他们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地悄悄住进一家旅馆，不敢在厂里露面。
　　 原先准备上的本儿曾打印送审过，剧组成立的名义也是《戈壁血腥路》，怎么可以轻易地更改为别的呢。
　　 这不能不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这种荒唐事，也只能放在比较开明的西影厂，在其它电影厂恐怕是行不通的，甚至于闻所未闻。
　　 他们嘀咕了：头儿会同意吗
　　 但他们也知道，他们西影厂绝不是上影或北影。
　　 厂长吴天明这阵儿尚在国外，主持工作的副厂长马继龙听周晓文一伙说出事情原委，当然很吃惊，然后笑了。
　　 周晓文耽怕头儿打绊坷，竭力地摆出他们的理由，并立下军令状，说今天是4月20日晚，十天之后，也就是4月30日晚保证拿出本子来。
　　 马继龙见这帮子说得在理，心又特热，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
　　 接着他们又去找剧本厂长郑定于，郑定于也同意了。
　　 西影厂能出好片子，有一点，恐怕就在于因为如此地容忍这般的荒唐事，信任是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
　　 何况，周晓文已在《最后的疯狂》中显露了头角，是个拿得出手的有潜势的青年导演。
　　 头儿说可以，周晓文心里咯噔一下。
　　 哥儿们所谋划的东西已向成功接近，但也不是轻松，沉甸甸地逼人。
　　 这便不必躲避，从旅社搬回厂招待所，由周晓文、芦苇执笔，开始炮制文学剧本。
　　 芦苇小传
　　 笔者是在西影厂小放映室见到芦苇的。他不是我想像中的芦苇。他只能是芦苇。
　　 人长得很魁实，大个儿，肤色黑红，有点胡茬子。他的深沉而忧郁的目光，使你感到一种内在的力度，内在的性情。外在的装璜是牛仔装，有点脏不拉几的，象刚刚从轧钢厂车间走出来的一条汉子。
　　 周晓文曾向我介绍过他这个铁哥儿们，三十七、八岁，比他大一些。父亲是延安最早的汽车司机，这辆车子是供林伯渠先生乘坐的。若干年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位老司机的儿子芦苇也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当了开车的。在西北局大院，芦苇乃孩子王一个，甚至在西安南郊也曾小有名气。他爱画画，一群孩子也围着他画画。到如今，那帮画画的孩子已经成了画家或研究生或什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