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涉足查尼皮这个滇南的红色革命村落是1994年，迄今一晃已17年。倒不是非要说这段日子有多长，或者我很早就去过查尼皮有多大意义；而是这期间我几经涉足查尼皮现场，涉猎包含查尼皮的众多史料，涉笔以查尼皮作为重要元素的多篇文章，原来却一直站在被打上固定光束的历史的观赏面，忽略了——从未想到竟然忽略了这小小的村落还有它的背影，那是一条纵深的幽暗狭长的模糊而沉寂的被牢牢遮蔽的历史背影。
　　 这不是我的错，我们从小就无意识地自觉地被培养成接受并尊重书面历史——特别是所谓权威的书面历史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而从未怀疑过也不善于对已作认定的书本历史打上问号。这是一种懒惰的思维，思想的懒惰比行动的懒惰更为可怕。
　　 历史都是过眼烟云，难留痕迹，尤其地下党的历史更是如此。最后，所有的历史都逃不脱命定的归宿：载入史册，或未入史册。我阅读载入史册的历史，更关注和寻找那些未入史册的历史，它是被历史遗忘的碎影，却也是历史本身借助微光所投寄的颤栗的真实。这些颤栗而细小的真实需要照亮，需要放大，那是一种力量。也许只有看清历史的背影，才能还原被坚固的时光所遮蔽的历史的真实面目。
　　 查尼皮，滇南的这个红色革命村落，不断令我不惑，让我纠结。我得走出书斋，到所能触及的大地上寻找，从捕捉背影开始，直到抓拍到正面的镜像，重拾散落在乡村的或许还算珍贵的红色历史碎片。
　　 一、1993年的查尼皮会址流淌着朴素的诗情画意
　　 这是21世纪的查尼皮，它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中国新农村及正在被新农村化的山寨没有多少差异，只不过它更偏僻落后。
　　 但它拥有一座茅草房，那是查尼皮的一个鲜红的印记。这个印记让查尼皮名扬滇南，乃至名扬云岭大地。
　　 这座21世纪查尼皮村唯一的茅草房，有着一个光亮的红色身份，它是远在1928年10月13日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现今的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无从知晓以区区茅屋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中国会有几许，敢说肯定少见。
　　 这座茅屋是单调的，黄疙瘩草铺就的屋顶布满阴湿的苔藓，红土舂就的土墙积满松炱，在高原裸露的阳光下茕茕孑立。从人文上看，它太孤立，失去茅屋所需的山村自然的人文环境衬托，失去整体环境的美感；从军事上看，它太显眼，失去历史所需的隐蔽掩饰，失去整体环境的同化保护。一种缺乏美学意义的孤单，一种缺乏军事意义的暴露，让这幢特别的茅屋尽显尴尬，特别得只剩特别，重要得唯有重要。
　　 其实作为中共云南一大会址的茅屋原本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不到20年前也不是这样的。
　　 曾经召开过中共云南一大会议的茅屋，大约在解放前后即被主人拆除重建瓦房，上世纪60年代又拆除留为废墟，直到1991年文物部门才在原址重建。我最早见到的查尼皮会址原貌，即是首次重建修复的，犹如一幅乡村风景画，颇具美感和诗意，至今历历在目。
　　 1993年重建竣工的查尼皮会址流淌着云南高原山村朴素的诗情画意，我和一些曾经在那个时候参观过的人说起来时都忆欲未尽，虽然我们都并非诗人和画家。那时汽车并不能开到会址前面，有一段窄窄的土路通向会址，甚至有的人是从蒙自走山路去查尼皮的。从美学上来说，当时的查尼皮会址很干净，周围没有现代建筑，茅草房掩映在土生土长的山林中，四周用土墙围成一个院子，围墙的正面有柴门掩闭，围墙外是一条小水沟，流水汩汩，就在大门外的沟渠上搭了几截木头，作桥进门。而土墙外围，邻近还有几座茅屋，一样的朴实陈旧，散发着浓浓的泥土味，与作为核心的省一大会址茅屋掩映成趣，彼此辉映。这片茅屋群的沟渠下方，是一条村外的牛路，再下方即是葱茏的山谷，不时有牛群从茅屋外的土路上经过，哞哞之音不绝于耳。这就是查尼皮会址的原生态意境，它是一片整体，与山村剥离不开的整体，较少山外元素的干扰破坏。它的重建和存在是为了再现，再现的是相关的人文和历史；不是为了展现，不是为了参观，更不是为了所有附加功能的需要。
　　 1998年，查尼皮会址迎来了第二次建设，较大规模地扩建修缮，至2001年竣工开馆，开始有大批游客蜂拥而入。这是后来大部分人见到的查尼皮会址模样，除了会址那座孤立的茅屋，周围的土围墙、邻家的茅草房、屋前的小水沟等全都荡然无存。从山冲冲里支砌巨大挡墙回填出一片绿化广场和停车场，直接与茅草房会址相连，两旁是欧式风格的砖混建筑陈列室、接待室和公厕，还进行了城市公园式的热带植物绿化。每一块建筑材料、每一株绿化植物都是山外运来的，极不符合偏凉潮湿的查尼皮的自然习性，与古朴的山村韵味有着巨大的意境反差和人文冲突。
　　 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提升的，而这种提升常常表现为回归自然。作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查尼皮会址提供了更多的现代功能，但却失去了原有的人文意境。或许扩建时大家都认为漂亮，但10年后我们又看到了它的遗憾。2011年，查尼皮会址进行第三次修缮改造，若干方案都被慎重的表情一次次否定，为的就是尽可能符合山村的人文与自然意境，尽可能减少现代元素的介入。也许，查尼皮会址乃至整个村庄及其所属的山峦，今后还会进行第四次、第五次……的修缮扩建，但愿能减少破坏，维持自然。而要在一张画布上不断描绘修改，是否会越描越不像呢？
　　 二、中共云南一大会址究竟是谁家的茅屋？
　　 进入查尼皮会址，从解说员的介绍，从陈列馆的文稿，我们都从中记住了中共云南一大是在李开文家的茅草房里召开的。这无可置疑，因为权威的地方党史正本就是这样记载，我还没有发现哪种历史资料对此有不同的提法，包括我写的涉及省一大的若干文章也是这般叙述，这是定论。
　　 但这个定论确实有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问题搞错了，那就是误传历史，而征集确认党史资料越快越好，再过些年，也许再也说不清了。当然我并不是要对那间茅草房的产权翻案，那本是政府重建的文物，也没谁来争抢，我只不过是要搞清其历史权属和一些重要细节，还历史真相而已。
　　 这事还得从查尼皮会址聘请的管理员说起。查尼皮会址从重建开放以来，就在当地聘请村民协助看管守护。有意思的是，多年来先后聘请的几个村民，大都与省一大的历史有着或多或少的牵缠，这是一种巧合，更是一种历史因缘，或者说是那座沉默的茅草房的某种暗示，因为这样才会让历史细节在不经意间自然再现。1993年查尼皮会址重建开放后，聘请了该村村民杨自林、李万清帮助看护。杨自林是查尼皮游击队队长、革命烈士佴三同母异父的弟弟，1928年省一大召开时，少年杨自林曾参与放哨保卫。2006年起聘请村民李保柱管理，李保柱人称“老胖叔”（不知绰号何因，其实人并不胖），乃当时地下党在查尼皮发展的少数民族干部李开文之长孙，至今未娶，全身心投入会址管理。2011年起，新聘村民李应柏，无意中盘问，年长老胖叔7岁的李应柏竟是老胖叔的侄子，他们原本是一个家族。老胖叔热情健谈，每有游客必主动介绍，这是我爷爷李开文家的茅草房，我爷爷当年如何如何。这是值得骄傲的，谁都理解其情意。而新来的李应柏却沉默寡言，只远远地不近游客。
　　 2011年4月6日星期三下午，我们去查尼皮会址，想去爬山看看一直未如心愿得逞亲临的当年地下党站岗放哨的山头。就在这一天，我有了巧然发现重要历史线索的机会。星期三是芷村镇赶集日，老胖叔平时都在会址，但每逢周三雷打不动地要去赶芷村街。我们找老胖叔不见，没有他做向导，就只好请有些陌生的李应柏大叔当向导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听李应柏闲聊，知道了地下党放哨的地方不是党史资料中所称的三棵树，而是叫房子坡。三棵树地点在村中，现仅存一棵百年老树，是村里祭祀的龙树。三棵树位于坡脚，看不远，不具放哨条件。而房子坡是颇高的山头，能鸟瞰四方，当然能放哨。我们还实地感知了这放哨之地并非想象中的一个小山顶，而是一条很宽大的山脊，放哨之地不可能只是一个固定的点，需要在山梁上来回巡察才能掌握山外动向。此外还发现了鲜为人知的遍山的战壕，让人惊异的历史遗迹。这些暂且打住，我将作后话详叙。
　　 爬山下来，几近日落。但发现李应柏熟知村史，我急欲求知，于是又到会址工地坐下专门采访记录。我从查尼皮村的自然地理、山脉走向问起，再过渡到村庄的来源变迁和他家族的历史琐事，目的是想熟谙查尼皮村的一切秘密，对我来说的秘境和秘史。李应柏在不经意间指着茅草房对我说，省一大开会的茅草房不是李开文家的，而是我爷爷家的。这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它是一件很小的大事，很重要的历史细节。这可信吗？能推翻历史定论吗?一连串疑问在急迫中逼得我继续追问下去。
　　 李应柏继续述说家史。原来党史资料上记载过的李开文、李开荣不仅弟兄俩，他们共有七个弟兄，李开文是老四，李开荣是老五，其余均不知道名字。其中老二的儿子叫李富民，就是李应柏的爷爷，李开文、李开荣即是李富民的叔叔。地下党开会的茅草房是李富民盖的，属李富民家所有。当时李富民家的房屋宽绰，是一个四合院的茅屋院子，除了正房，两侧还有耳房。李开文家的茅草房在李富民家的后面，房子很小，不具备开会条件。再后面就是李开荣家的大瓦房，至今遗存，是村里最老的房子，现属杨自林后人所有。李开文参加地下党，在家族中很有影响，又是李富民的四叔，就安排李富民把家里的正房腾借给地下党办学校、办公和开会，全家人则搬到耳房住。这茅草房院子后来传给李富民之子李树珍居住，大约解放前后又在原址拆除茅屋改建瓦房。李树珍即是今天诉说家史的老人李应柏之父。1948年李应柏就出生在这座茅屋院里，直到结婚时都住在后来原址重建的瓦房里，1963年再次拆除瓦房到村中另建新房，至此搬家离开茅草房所在地，这片老屋废墟于是荒芜了近30年。
　　 这一切历史细节非常清楚，但需要求证，至少老胖叔李保柱要认同才算，毕竟他们是最直接的后人。可李保柱会认同这一说法吗？那可是他爷爷李开文家的房子，而且所有的资料都是这样认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已搞了几十年，不可能在这重要的党史大事上有如此重大的失误，毋庸李保柱辩解，所有权威的党史机构和专家都会毫无疑义地给予肯定。
　　 那边李保柱每天都在说省一大会址是他爷爷李开文家的房子，这边突然又冒出一个李应柏说是他爷爷李富民家的房子。这肯定是扯不清也无需再扯的陈年旧事，权当野史说说罢了。况且当年的李富民虽年龄与李开文相当，辈分却小一辈，至今天的李应柏年龄虽比李保柱大，却也是其晚辈。农村哪有晚辈去跟长辈较真争执的，何况这是已过几辈子的家事，对一个山村老农民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就在李应柏兴致勃勃地叙述时，老胖叔李保柱赶街回来了，他见我们一群人扎一堆，也走近来打招呼。对峙的人物出现了，我却有些许惊愕，不知是要打断李应柏说话，还是直接问询李保柱。面对这让人纠结的老叔侄俩，面对如此对立的问题，我感到一场难堪的争执将由我而引发，一汪沉寂的湖水将激起波涛。
　　 老胖叔其实已听到了我们谈论的话题，当我硬着头皮试探问那座地下党开会的茅草房究竟是谁家的时，他却异常平静地看着我和李应柏说，那茅草房确实是李富民家的，我爷爷李开文是干部，是爷爷安排在李富民家开会、办公的，叔叔安排用一下侄子的房子，有何不可。这完全出乎我的所料，距中共云南一大召开83年后，当年主人的两个孙子完全平静地认可省一大会议是在李富民家的茅草房里召开的。我怀疑是否听错，反复七八遍重复追问开会的茅屋是谁家的，两个老人都非常肯定地说是李富民家的，很早以前他们的父辈在世时都说过这些事，绝对没错。我于是细想，由李开文之孙李保柱、李富民之孙李应柏对此事的淡定所见，其实这个事实在他们叔侄间在李氏家族间在查尼皮村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本不是什么秘密，本没有任何争议。当作重大发现的只是我等书虫，因为我们从开始知道查尼皮会议历史即被一个完整的权威错误遮蔽，而且竟然遮蔽了几十年。幸运的是，今天我作为查尼皮村外之人，第一个知道了省一大会址原本是李开文侄子李富民家的茅屋，83年前的省一大会议原本是在李富民家的茅草房里召开的。
　　 而关于茅草房的历史问题，还不止这些，还有另外的错误细节。现在所有的资料上都说省一大在李开文家的茅草房里召开，解放后茅屋毁于火灾，1991年文物部门在原址重建等。其实除了茅草房权属是李富民家的外，这茅屋也从未发生过火灾，谈不上解放后因火灾烧毁。这起因在1993年文物部门立的州级文物保护碑，上面的简介说是省一大会议是在杨自林家的茅草房里召开，解放后该茅屋毁于火灾，后来文物部门在原址重建。后来我又发现，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蒙自县志》也是如州级文物保护碑一样记述，可见错得根深蒂固。那个时候茅草房是曾经为省一大会议站过岗放过哨的杨自林老人看守，没有人提出异议。后来经党史、文物部门重新考证，在以后的资料中包括新立的省级文物保护碑上，纠正为省一大会议是在李开文家的茅草房里召开的，但“解放后毁于火灾”这句话却一直保留。李保柱、李应柏两位老人告诉我，省一大会址李富民家的茅草房后面，那时只有佴三、李开文两家的茅草房，杨自林家的茅草房在今村口小卖部的后面，距离200多米。杨自林家的茅草房确实因火灾烧毁，但李富民家的茅草房从未烧毁过，而是两次拆除重建瓦房。以前只把在杨自林家的茅草房里开会改成在李开文家开会，却一直未改火灾烧毁这句话，而让错误一直流传。原来历史是个细节的拼贴板，而且常常是个错误的拼贴板。前几天在修缮茅草房时，不晓从什么地方翻出了以前的州级文物保护碑，工人把它暂时放在墙角，却引来不知这段历史的游客拍照，陈年旧错再次误传。逐叫人把石碑抬走，不小心却将两块大理石碑摔碎了，遗憾之后有些欣慰，就让它碎吧，这错误的历史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