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间诗话话感恩！
　　
　　 受人点水之恩势当涌泉相报。我们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不是微禽敢辞惠，只愁无处觅金环。”说明我们中国人是很看重别人的恩惠的，国民奉行礼尚往来，纵不能涌泉相报，也不会恩将仇报。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恩将仇报竟然成了普遍现象。助人者频频遭到受助者的讹诈。深圳歌手丛飞，长期资助过那么些学生，可在他患绝症病危临终前，受他多年资助的孩子竟然无人给他一份精神安慰，许多当年受助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开始工作，知道丛飞患癌症后，竟然吝啬得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舍不得打。甚至其中一个当了大学老师的受助者，谴责丛飞泄露他受资助经历不道德（是记者挖掘的并非丛飞提供），说丛飞资助他是满足自己的心里需求。
　　 感恩，多么诗情画意的人间真情呀！为什么被扭曲成恩将仇报了呢！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失误吗？一个人的世界观非一朝一夕形成，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也非一两代人就能确立的。有朋友建议我不要把这个主旨放在最前面，因为现在国人对于“感恩”都非常反感，我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开篇露题。因为此感恩非彼“感恩”！感恩是动物种群文明程度的标志，即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智慧。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种“公平交易”。只不过交易的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社会。帮助他人，就是要促成一种互助的社会风气，换取自己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的社会几千年来，总是喜欢把道德拔高，将施恩提高到一种高尚境界。掩耳盗铃地忽视世人施恩的正常心理预期。
　　 感恩，在物质文明水平较低的时期仅是一种本能，使人类形成了一种依存意识。原始人，在面对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威胁面前，个人甚至少数几个人都无法抵御大自然的困境获得生存。于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依存关系淡化了，人类个体的生存能力增强。然而，时至今日人类仍没能达到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独自生存的地步。所以在受到外界威胁与自然条件困窘时，渴望得到帮助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因此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下产生的互助行为得以延续升华。
　　 生活无常，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个浅显的道理，只有那些利令智昏的寄生群体往往淡忘。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应有尽有，没有什么需要别人帮助的。除了从小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外，只有那些受过生活煎熬，承受过创业艰辛，尽尝守业辛苦的人，才会有明晰的助人意识。生活给这种人的教训是，只有能力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不经辛苦堂堂正正赚来的财富，只能让后代的生存能力蜕化，甚至无法经受追逐财富者带来的风险。创业难，守业更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敢说自己不需要他人的帮助。
　　 经历了几百年个人创业陶冶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地着眼于防止后代素质蜕化。人生观也有了升华，不再停留在物质享受的本能层面，而看重享用创业成功的喜悦。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就不给孩子留一个子儿，而用他的财富去回报社会，维护人类感恩的传统。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才是他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社会财富。
　　 巴菲特生前就对自己的子女明确表示：“如果能从我的遗产中得到一个美分，就算你们走运。”这也就是说，巴菲特夫妇的3个子女，没有一个能够从巨富爸妈手中继承哪怕是一美分的财产。
　　 此话并非戏言，巴菲特曾在妻子的劝导下给儿子霍华德买了家农场，而霍华德必须按期缴纳租金，否则立即收回。巴菲特的3个孩子分别是，大女儿苏西、大儿子霍华德和小儿子彼得。这些孩子都已过而立之年，他们的父亲的资本不断地飞快增加，但他们却必须自食其力。霍华德是个摄影师，彼得是个音乐家，苏西虽然是家庭主妇，但也绝非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阔太太。
　　 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巴菲特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公司召开股东大会，1.5万名股东听罢掌声雷动，巴菲特接着说：“我的孩子们也在这里！他们是不是也在鼓掌？”
　　 巴菲特在遗嘱中宣布，将自己超过30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出99%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他认为，如果这些钱被分配给那些知名的大学，这将是他的“一次失败”。因为这些大学有自己的良好生源和政府资助。他要向把巨额资金捐给了黑人学校的洛克菲勒学习，资助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富人捐款的学校。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仗义疏财大搞慈善事业。与巴菲特相比，比尔?盖茨在慈善事业上的建树要更多一些。盖茨的财产超过400亿美元，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了超过250亿美元，他的遗嘱中宣布拿出98%给自己创办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这笔钱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从近年来的重大慈善活动来看，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出手阔绰，例如曾向纽约捐款5120万美元，用以建立67所面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子弟的中学；捐资1.68亿美元，帮助非洲国家防治疟疾；向博茨瓦纳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那里防治艾滋病……
　　 并非只有“股神”巴菲特的子女们不能从父母那里继承到哪怕是一美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三个孩子每人也只能得到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住宅。富豪们的这种做法在时下的中国人眼里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可是不仅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许多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家，都拿出自己财富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事慈善事业。黎巴嫩穷苦移民出身的建筑工程界巨子约瑟夫?雅各布斯靠自己白手起家，创造了亿万财富，可他宣布只留给女儿自己公司价值100万美元的股份，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事业；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早就明确表示：他准备将自己的遗产捐给本国的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
　　 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后，宣布了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其中包括取消联邦遗产税。美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随着这项计划的逐步实施，美国将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遗产税收入。这对拥有美国大部分财富的最富有阶层来说当然是个利好消息。但有趣的是，竟然有120名富翁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华尔街日报》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即使美国取消遗产税，仍有50%的美国有钱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社会，只留下一部分财产给子孙。
　　 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索罗斯、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世界超级富豪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巴菲特也表示：“取消遗产税是个大错误，是极其愚蠢的。”
　　 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大资本家，拿出自己财富里的相当大的部分，回报社会。并且慈善事业不局限于本国。如，盖茨家族的“比尔与梅林达基金会”底金总额高达240亿美元，资助的对象主要有4个领域：第一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着手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尤其是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捐资；第二是加大教育投资。创建更多的面向低收入阶层子弟的中学并减少因经济问题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第三是促进信息业的发展。尤其是着力扩大互联网的普及，让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或贫富，都能拥有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第四是改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现状。基金会向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捐助。如果说有私心，那就是太平洋西北地区是盖茨的家乡。
　　 在我们的社会还大力提倡个人感恩时，世界感恩潮流已经发展到回报社会的境界。许多大的慈善基金会低调从事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就很少张扬，只是说自己热心慈善事业是源于父母的影响。
　　 他们只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他们个人价值观使然。另一方面，是他们认识到真正能够维护他们后代利益的是他们的社会体制与他们所奉行的价值观，只有这种体制，才能让他们的后代有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能够在这种环境里得到锻炼，确保后代素质不蜕化。即便他们的后代创业失败，也不用担心在这种体制下的社会里，生活无有着落。否则他们就是给后代留下个经济帝国，若没有公平体制的保障，财富也会很快烟消云散。而且他们的后代，会因为寄生在他们生前创造的财富上，丧失生活目标，导致生活缺少原动力，生存能力退化。
　　 反观我们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奋斗了这么些年到把财富都奋斗到了特权阶层个人的口袋里了。为人民服务服务到拆房、夺地，忍看“主人”自焚。到是被我们看成是人世间罪恶之首的资本家倾囊而赠于普天下的穷人，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此种感恩境界，绝不会因为他们对儿女的些许眷顾而逊色。
　　 时下社会之所以大倡感恩，恰恰是因为感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并非我们炎黄子孙不懂感恩，而是感恩的本能被特色没了。人世间的大义也不过人情，而我们却极端推崇大义灭亲。殊不知亲情乃人性之本，灭了人欲，哪来的天理。真正的天理，是顺人欲的。
　　 倡导大义灭亲是毁灭感恩意识的潜在罪魁之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亲亲相隐”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司法原则，既司法公正让位于伦理亲情。不强求和难为犯罪嫌疑人家人，在情法之间做出“弃情从法”的选择。试想，亲情都不能令其感恩，恩将仇报，还有什么能让其知恩图报呢！
　　 欧美国家的法律基本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确定父母、配偶、子女有权拒绝提供不利亲人证据的合法权利。不但不逼迫亲人之间作有罪证明，对于亲人之间回护亲情的伪证也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宽容。
　　 英国法官在复旦大学模拟审理一起银行窃案时，嫌犯之妻出庭作了伪证。丈夫虽被判刑，但妻子却未受任何法律追究。法官轻描淡写地解释道：她作为妻子，作“伪证”很正常。法官说，她确实说谎了，但是，她仅仅是为了维护丈夫而已。英国没有这种因给亲人作假证遭伪证罪或包庇罪追究的情况。我也不认为应该追究她的责任，世界大多数的刑法都是这样的。西方世界的司法实践中，亲人们往往会捏造一些有利于亲人的证据，但很少在陪审团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后被追究法律责任。大义灭亲无论怎样冠冕堂皇，实质上都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一样，只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是小人。君子，一直是国人景仰道德楷模；小人从来就是国人鄙视的道德缺失。可是世人是否意识到，世界上并非只有君子与小人两类人！这些年有种提法“道德底线”，这说明国人开始关注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即不高尚也不缺德的大多数普通人了。施恩图报非君子，固然是种诗一般的高尚境界，可这种境界如果不将其话为平常人所能达到的道德水准引导世人，望“诗”兴叹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道德水平难以提高。这让我想起美国法律对于拣到他人钱财的规定，在美国拾到他人钱财，可以接受失主相应比例的奖励。而人们普遍认为接受这种奖励，并不影响归还他遗失钱财的道德行为。失主认为理所应当，拾遗者拿这种奖励也拿的心安理得。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就一定得追求那种拾到他人财物，站在寒风中等候失主的境界呢。据说在美国许多时候遗失的东西都能找回来。得到他人归还的失物，理应酬谢。这也是一种感恩，可是我们的社会却拒绝这种感恩，追求一种乌托邦的境界。施恩图报难道比恩将仇报还难接受吗？感恩是种文明，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动物尚且如此，不懂感恩何以为人！但是何必期待受恩者涌泉相抱呢！同美国人推崇拾到他人钱财，拿相应酬谢的道德一般，对任何感恩行为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汶川地震，一些捐款捐得与国人心理预期相去太大者纷纷受到谴责与污辱。巴菲特倾囊而捐是回报社会的感恩，值得世人景仰。捐一元钱助人，也不应该受到谴责。
　　 我不相信受丛飞长期资助过的那些孩子们良知都让狗吃了，对丛飞身患绝症没有反应的那些受助孩子们的道德修养的确不敢恭维，许多国人责怪他们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可倘若他们当中哪个真的只给困境中的丛飞打了个电话，舆论会怎么对待他们？媒体会怎么炒作他们的寡恩。那些讹诈帮助自己的人的受助者，如果没有无法负担高额医疗费之虞，没有因为自己治病让全家返贫之忧，会有那么多恩将仇报者吗？
　　 给感恩松绑，既然施恩图报非君子，任何形式的感恩，都应该受到社会的肯定。受他人恩惠者，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帮助自己的人表示感激，就是道德的。如果受丛飞资助过的孩子，给丛飞打个电话就能受到全社会的肯定与好评，我绝对相信纵然可能不会都对丛飞的资助表态，但也不会一个打电话问候的都没有。我们的道德水准亟待提高，我们的道德观念也亟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