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常年头戴一块分不清本色的毛巾及破衣褴褛的装束，还是抡圆了镢头刨地、压在重担下攀爬山路的形象定格，都确切无疑地表明，我的父亲是农民。
　　 父亲本来不再是农民。
　　 在我12岁时那个有月亮照着的早上，父亲领着我们一家5口，徒步向晋中平原的太谷县城长途汽车站走去，那里有提前一天包好的运送我家全部家当的卡车。在栽着高大柳树的长长河堤上，父亲呆呆地伫立了好一阵，从心的底处爆发出一声喊：“走喽，回老家当老农民去喽！”于是父亲再度沦为农民。
　　 父亲是不是农民直接牵扯着我的人生，决定着我的命运。父亲从“六二压”请求下放返回到太行山区的老家来做农民后，注定了我“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宿命，一出初中校门，便别无选择地做了农民。
　　 小时候母亲引我去算卦，那瞎眼的老头无论说了多少鬼话，可有一句话是对的：20岁以前我用的是父母的命相，20岁以后才能用自己的命相。可这20岁以前的父母命相，已经把我的命相撕扯得面目全非。我在后来的人生打拼中，虽然脱离农村参加了工作，但做教师是民办的，入政界是临时工。苦做苦熬到35岁，才由农民身份被破格选拔到县报社，40岁又熬成职工的身份，因起点太低，耽误了站点，以后再不能有何进身。
　　 事情完全可以是另外一副模样。上世纪中叶，“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时，20刚出头、很有几分俊朗的父亲（他当年留下的照片所显示），披红挂花登上运送新兵的卡车，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被运往驻扎在长治市某军的“独立团”。可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所在的部队并没有开赴朝鲜战场。这当然是我之大幸，如果父亲入朝作战，在那血与火横飞、九死一生的战场上，战死的概率极高，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很有可能不再会有我。
　　 部队三年后，成为炊事班长、共产党员的父亲，转业到太原钢铁公司设在太谷县的结核病院，依然干炊事员的老行当。从部队转业地方，毫无疑问是父亲命运的重大转折：他完全摆脱了黄土里刨食的农民命运，成了地道的“公家人”。我家上几辈人里，从未有过入公门吃过皇粮的。父亲转业地方，有公职，拿薪水，彻底脱离了土地跳出了农门，是交了后来连我这代人都梦寐以求的“鸿运”，算得上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父亲是身高180还多的大个子，比我成年后的身高高出5厘米。在我有了评判事物的能力后，我一直以为我不仅没有父亲个子高，做人的风格、风度、品行也没有父亲高。被人直呼为“老高”的父亲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宽厚，乐于吃苦吃亏，在从心底里发出的哈哈大笑中和高声大嗓丝毫不参假的言语吐谈中，融洽于一切人，在领导和同事中口碑与人缘极好。他的为人忠厚，踏实苦干，使他每年都成为单位的先进、劳模，并获得太钢总公司和所在地太谷县总工会的奖章。他的这些宝贝都披挂起来，金灿灿满满一胸脯。他去世入殓时，我们子女商量后，征得母亲同意，都让他带走了。就凭这满胸脯的荣誉，“六二压”时父亲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下放人员名单中。是父亲三番五次找单位领导，要求下放回乡。领导不予批准，竟然乘车专程跑到百里之外的太原钢铁总公司找领导，坚决要求下放，最终获得了允准。
　　 长大成人后，我曾在心里无数次地对父亲产生过怨愤，暗暗指责他做了“小农经济思想”的奴仆，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葬送了我们兄弟姐妹4人本来会顺溜得多的命运。改革开放后落实“六二压”政策，父亲因受外伤小腿骨折不能出门，我曾代他到太钢公司跑落实政策的事，见着了他当年的两个同事，也见着了家属压缩时一起落户城郊农村做过邻居的“董医生”的孩子。那时小我一岁的他和妹妹猴一样精瘦，常年拖两挂黄龙鼻涕，连做我玩伴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后来形势好转后与母亲、妹妹都跟父亲进了省城太原，恢复了供应粮，成为太原市民，并早早接父亲的班成为太钢职工。如果我的父亲不一再要求下放，我一家人也一准也会是这样的运势，我最少也会是接父亲班的太钢工人，起点自然会比一个农民的孩子高得多。
　　 可惜，在人生这棵树上什么果子都可能结，唯独不结如果。只到我在太原之行后的第10年头上，年至不惑的我才靠着没明没黑的文字打拼，弄出些名堂来，才混到了职工的份上。
　　 我反反复复揣测父亲当年那个命运关头的举动，明白了父亲当时那样做确有好多客观的原因。首先，我爷奶40多岁方得了大伯和父亲，当时都已是年过七旬的高龄，大伯一再来信诉苦，父亲也想回老家守在爹娘身边尽孝养老，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其次，父亲久做站立工作的炊事员，落下腿部严重静脉曲张的职业病，虽两度手术仍效果不佳，站立时间一长便腿困难支，因此厌恶了工作。但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六二压”时，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因头几年的“压属”失去供应粮，迁户口至城郊农村租房而居的缘故所致。那时是困难时期，粮食极度匮乏，饿死人司空见惯。我一家人为了果腹，吃过包括槐树叶、臭椿叶在内的各种树叶野菜，中过毒，母亲还得了浮肿病。父亲假若不要求下放，就必须随着取消了单位建制的保留人员到太原总公司去，为了不饿死我们，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遥望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填饱肚子曾经是无数代农民的最高奢望。作为逃荒人的儿子和参军前就是农民的父亲，身处困难时期，更是这样认识。在他心中，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一个人如果连衣食性命都不保，遑论其他？
　　 父亲坚信，在宽容大度的太行山中，生存空间大，生活成本低，不但可食用的山蔬野菜多，而且茫茫大山中随便在哪里也能开垦出几片荒地来，种点粮食和瓜瓜蛋蛋，足以保全我一家人的性命。
　　 可惜那时父亲并不知道，中国当时正在经济调整中到达一个新的拐点，尽管人们还是吃不饱肚子，可很少再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父亲最信赖的是力气，最崇尚的是土地，因此把未来命运交付给了自恃的气力和信奉的土地，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一家向家乡靠拢，向土地回归！
　　 （二）
　　 父亲从踏上故土的第二天起，便因秋收大忙投入到生产队的劳动中去，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从在外职工到农民的角色转换。没多久，原来有型有派的发式变成了全剃的光头，常捂一块汗与脑油污渍的毛巾，变得灰头土脸，满面风霜。
　　 父亲刚回来时，因没有分家的缘故，把500多元的离职金全数交给了他的哥哥我的大伯，包括离职的全套手续。第二年夏天，雨水超乎寻常地多。大水成灾中，我一家住的土窑洞因被水浸泡而坍塌，不得不动工修建，用石头重新券起，并按大伯的意思新建了一座平顶房，父亲带回的离职金由此花用一空。奇怪的是父亲离职的那套手续，本来由爷奶保存却离奇丢失，使后来我为父亲跑落实政策的事泡汤（太钢历经文革档案遗失也是原因之一）。为了这件事，爷奶和大伯狠狠地生了一场气。父亲心中不悦，却替他哥挡事：“算了算了，找不见就找不见了，莫非我还会重新返回太钢当职工去？”但终于因这场气闹得弟兄分家，各起锅灶，主窑洞和新修的平房归大伯所有，爷奶暂住主窑洞，我家仅得刚修复的有里外套间窑洞一套，外加一孔连门窗都没有、不能住人的土窑洞。
　　 父亲一分家便囊中空空，加上母亲从来身体羸弱，做工分甚少，更兼生最小的妹妹时大出血抬送县医院抢救，不得已从信用社贷款300元。这笔贷款，直到我当民办教师后方攒钱连利息还掉。以后母亲几乎每年都因这样那样的病住院治疗，更不能够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取工分，独撑一家7口人生活的父亲，很快沦为村里数得着的贫困户、穷光蛋。
　　 经济紧张的同时，粮食也非常短缺，记忆里没有一年不是青黄不接，食不果腹。父亲期望在山坡开荒种地的愿望，因被严令禁止而化为泡影，最多就是种好自己的几分自留地，还有院子周边屁股大的几片山坡地。在当时，“糠菜半年粮”是常态，但我家吃得似乎更差一些，凡是能入口的野菜都吃，包括秋天霜后发黄的大豆叶、姹紫嫣红的杏树叶煮熟切细泡制的酸菜。不掺一粒玉米磨出的粗糠是食谱的常项，尽管用榆皮面黏合了，蒸出的窝头不至于一拿就散，可吃在嘴里依然唰啦唰啦响。我知道，在好多年里，个头高食量也大的父亲，吃着低热量甚或没热量的食物，却最卖力气地劳动，没有一天不饿肚子。不知多少回，我看见从从生产队地里回来的父亲脚步虚飘地走着，高大的身躯像随时都能被风刮倒。除非村里遇红白喜事、公社开会，他去给人家当大师傅，才可以吃到真正意义上的饱饭。为了对付日子，养活我们，父亲曾请求村干部在粉坊干过，每天夜里吃一顿滤粉后用酸得倒牙的粉渣捏的煮疙瘩，好每天为家里省下一顿晚上的饭。父亲还包养过队里两头“老犍”，除了多挣工分外，还可以像好多包养牲口的人家一样，从牛嘴里倒腾出一些饲料。可命运不济的父亲连这点光也沾不了，一个大雨如注的夜里，一头老犍暴病，肚子鼓涨，暴躁不安，当父亲冒着大雨跌跌撞撞将村干部叫来，牛已倒地毙命。父亲搂着那头牛哞哞地痛哭，杀掉的肉一口也不忍去吃。第二天，另外的一头牛也让别人牵走，他再也没胆量喂养下去。
　　 还有对父亲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我聪慧可爱的最小妹妹，9岁那年出麻疹并发了急性肺炎。因手头困难，父亲仅让我叫来公社医院一名医生服用了常规的药。半夜里小妹病情突然加重，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手抓着胸脯，青紫的嘴唇一句一喘地求告父亲和母亲：“爹，妈，难受死我了，快救我，快救我……”可喊着喊着便昏迷过去，我们一家人乱作一团却毫无办法，小妹没多一会功夫丧失了性命。母亲身子向后一仰，当即昏厥过去，三天之后才醒过来，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父亲和我们，也遭到精神重创，当然父亲遭受的打击最大。我是父亲的顶门长子，记忆里只有那抡下来的大巴掌亲近过我的屁股，每一巴掌都会使我的腰身弯成一张弓，向前踉跄好几步才能站稳，从来没记得父亲哪怕摩挲一下我的头，说声儿子真乖之类的话。可对聪明伶俐、极有眼色的小妹，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有稍好一点的吃物，哪怕自己不吃，也要疼了他的小“垫窝”妞儿。可小妹说没就没了，父亲心痛得用头撞墙，呜呜痛哭，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来。后来我请教医生得知，小妹是脱水导致酸中毒而丢了命。假如能及时将小妹送医院救治，吊几瓶水就可以纠正酸中毒，加大剂量使用药消炎，小妹根本不会丧生。那时的农村，人生了病多是死抗。可事情发生在我家就不光是蒙昧无知了，父亲好歹在结核病院工作过，应该知道一些医疗方面的常识。追根究底，是“人穷志短”使得父亲在小妹生命攸关之时，去撞大运，以致把小妹的命给撞掉了。
　　 父亲自己生病更是死扛，风寒感冒后，根本不服药，而是用土法挑放指头。嫌别人挑放不透，往往是自己下手深深地一根根扎指头，挤出乌黑发黏的血，然后咕咚咕咚喝两大碗开水，躺下蒙住被子发汗，第二天便照常下地去干活了。我上高小的头年，家里突然来人叫我回去，说父亲喉咙生出一个大疙瘩，堵得气不能出，连话也说不出来。我一溜小跑回到家里，看见父亲躺在炕上，焦躁不宁，痛苦万状，看见我想叮嘱什么却说不出话来。父亲一挺身坐起，示意要吃饭，而且要吃小米干饭。母亲和大妹赶紧去做了，端给父亲。父亲接过饭碗狠命地扒进嘴里，伸长脖子瞪着眼睛往下咽，看得出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忽然父亲咔咔地大咳了两下，呼啦一声吐出一大滩黑血。父亲竟然用这样的办法把喉咙里的疙瘩挤破，把自己给救活了！
　　 父亲没因此丢命，可贫困一直如影随形一样伴随着他，压迫着他。我爷奶都是年逾80于一年里先后辞世的，他们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父亲。
　　 父亲沦落为一个破衣烂衫、神情惶然的人，一副很落魄、很无尊严的样子，已懂人事的我看在眼里，心一阵一阵绞痛。或许是父亲一个人苦撑家计太需要一个帮手、一个支点了，我小学毕业要上高小时，尽管学习成绩一直在北大片各学校名排第一，老师没教过的算术课也照样在联考中拿回100分，可在他迟迟不决中迟报到了一个多月。高小一毕业，父亲就和队里说好，让我跟牧羊的姑表哥哥做了小放羊。一个月后，全县三所正式初中之一的学校入学通知书送抵家中，可眼看要开学，父亲却迟迟做不出让不让我上学的决定。大伯对我上学是持反对态度的，嘴上却说反话：“上吧上吧，只要能上到像人家谁谁谁那样小车接小车送的，干啥不上？”精明太过的大伯凡事都以眼前利益作计较，大我三岁和一岁的两个堂姐小学一毕业便成了生产队劳力，一家人兵强马壮，工分分红多，工分粮也分得多，光景自然比我家高出好多。可在很久以后，他的5个子女不仅都是低文化素质的农民，而且都或多或少秉承了他的性格与作派，锱铢必较，寸利必争。两个堂弟常因鸡毛蒜皮的事闹得鸡飞狗跳，连大伯老两口都被分了家，弟兄两个一人分得一个。出门的闺女则难进家门，弄得父亲三天两头往哥家跑，在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做劳而无功的调停。大伯病重时紧紧攥住我的手一再叮嘱：“我闭眼以后，你这个做老大的千万千万来主事把我打发了，你那俩兄弟不行！”大伯谢世后，真的是我主事打发他走的，可是那两个堂弟中，已有一个服农药弃世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