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进城也快30年了，内心还一直固执地认为，乡下的年，才是真正的年——真正保留了中国传统年味的年。始终感觉城市的年，似乎总要被人为地掺杂了一些其他别的味道，那种味道当属人情味之外的、与年本身关联不大的味道。
　　 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年，成为了一些人的一个达到某种目的的载体或者说是工具，所谓年节经济、年关行贿等，都是这些现象的具体体现，这些都让“年”——这个洋溢喜庆气息的节日，彻底变了味道。
　　 而乡下的年，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城市的年来的隆重和热闹，但乡下人对年的心里重视程度，远远超乎城市人的想象——年，是乡下人向自己故去先人灵魂汇报的一个节点，也是村邻之间情感交流的一次难得机会，更是给自己心灵彻底放假的一个甜美的假期，尤其是对小孩子们来说，年，就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快乐时光。
　　 一
　　 我小时候，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单调的可怜，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一到农闲，就闲的不知道干些什么好了。没有电视，偶尔来场露天电影，大家乐的喜笑颜开的，四处奔走相告，然后就是呼邻唤伴结群蜂拥而去。夏天时自不必说，就是冬天来了露天电影，大人孩子都趋之若鹜。好不容易盼到了过年，正好手头都没什么具体的活计，自然就是要好好热闹一番。
　　 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很多，但一到过年各村各屯还是热火朝天的，人们络绎不绝地都往供销社奔，好像天天都有东西要买。其实，那时人们腰包钱都不多，买东西只是个幌子，凑热闹才是硬道理。而这时的供销社呢，年味一天比一天浓。除了副食部以外，所有的地方都悬空挂着花花绿绿的年画，有杨柳青的年画连年有鱼胖娃娃，也有四扇屏的花草鱼虫，更多的是连环画式故事年画，比如，三英战吕布、罗成、武松打虎、李逵等，也有现代的故事年画，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姥姥家西墙上贴的那幅现代京剧《龙江颂》和东墙上的那幅《奇袭白虎团》了。那时的农家，一年到头都是烟熏火燎的，各屋的墙都乌突突的，看不出本色来，过年了，正好借年画鲜亮的盖一盖灰突突的墙，给家里添上几分新鲜劲儿、喜庆气儿。至于供销社副食柜台则是挤得不得了，大家好像东西不要钱似的抢购着各种副食品，也是啊，苦巴苦业地熬了一年，手头再紧巴，也得买点好吃的吧——哪怕从亲朋那里挪两个钱儿呢。
　　
　　 二
　　
　　 供销社里热闹不假，可和年集的热闹劲儿一比，就远远不行了。
　　 可以说，年集是乡下过年最热闹地方了。
　　 各种琳琅满目的年货铺满整个集市的每个角落，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可手好用的家伙什更是一应俱全，就这么说吧，家里过年想添啥，集上几乎都能找到。
　　 我父亲是个出色的铁匠，他打制的菜刀、锅铲十里八村远近闻名。家家户户过年时都要切肉剁馅儿的，自然是少不了一把锋利而顺手的菜刀，所以过年，正是菜刀畅销的时候。因而在临近年关的两个月，家里的小烘炉就整天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父亲和哥哥忙着打制一批菜刀，好在年集上增加一笔小收入，一是为家里购置一些必备的年货，同时也是为我们姐弟几个准备开学的学费。而将菜刀和锅铲这两样“产品”拿到集上去销售也成了一道很重要的程序，而能随着父亲或者哥哥去赶年集，就成了我少年时的一个很大的愿望。
　　 即便是刚刚赶了年集，但一到集上还是感觉眼睛不够用，看什么都新鲜。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各种年画和鞭炮，这里年画的品种和花样显然比供销社的要多得多，几乎每个集上都有新内容的年画。和供销社的年画悬挂方式不同，集上的年画，都是铺在地上的，四角用小石块压住，一铺就是一大片，看上去就像在苍茫大地上举行的宏大画展。而这年画的摊儿，落在整个年集中呢，又好像纷纭红尘中的一方世外桃源，让人声喧嚣的大集多了一份神仙气息；有时远远望去，那花花绿绿的年画摊儿，也像一簇鲜艳的火苗，把整个年集的年味点的更旺更喜兴了……而鞭炮摊儿也是最受小孩子欢迎的地方。往往是几个小伙伴结帮拉伙地往鞭炮摊儿前凑乎，挑来拣去地扒拉半天直到人家摊主有点不耐烦地吹胡子瞪眼睛了，才恋恋不舍地把大人给的、在兜里捂的热乎乎的几个小零钱掏出来，买上几个就跑到集市的边上，迫不及待地开时燃放……有时想买一挂小鞭儿钱不够时，就哥几个凑凑，合买一挂，买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而真到燃放时，就常常为你放的比多几个、我放比少你几个而吵闹起来……当然，这种吵闹也就是来得快去的更快，没等一挂小鞭儿放完呢，小哥几个就又扳脖子搂腰好得一个人儿似的。
　　
　　 三
　　
　　 年根底下的最后一个年集赶完，就得赶紧忙活家里的事了。其实，关于过年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往往是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淘米蒸年饽饽了。当然粘饽饽那是老人的说法，说白了就是蒸豆包。
　　 蒸豆包一般人家都是用大黄米小黄米，有点的人家嫌太黏，当然也是为了省点大黄米，就掺一些苞米面。你看吧，进了腊月门，屯子里的磨坊就开始忙上了，几乎一家挨一家的，排着队磨米磨面，大部分都是为蒸豆包做准备的。豆包馅子都是红小豆，煮熟了，再用豆杵子捣烂乎乎的，往里掺些糖精，攥成一个个小团，在大面团上挖下一块，在手心按成碗状，把红豆馅子包在里面，再用手快速团弄成上圆底平的形状，然后挨个摆在高粱秫秸串成的盖帘儿上，远远望去，好像一个个细腰乍背的小馒头，又像一个个减了肥的小蒙古包……这样，豆包就成了半成品，等攒够一锅，就往铺了洁白苞米皮子的蒸屉上摆，摆满摆匀乎了，就开始盖上锅盖架大火开蒸了。
　　 起豆包，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儿，当然了，起豆包有专门的工具，就是一个用小木板削制而成的一个小木铲。起豆包的人，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捏住小木铲的把儿，轻轻而迅速地在两个豆包之间铲下去，将其分割开来，然后左手迅速在旁边的凉水碗里蘸一下，配合右手将豆包拿起来放到另一个盖帘上，并一圈圈一次排好，然后拿到外面晾着，直至冻的邦邦硬了，再将其装进面袋子，放进小仓房。等到吃的时候，在面袋子中拣出若干，放到锅里一溜就可以了。当然最好吃的，还是刚出锅的豆包，一个个热气腾腾的豆包，蘸上点白糖，黏糊糊甜丝丝的，口感非常好。也有的人家不蘸白糖——那年月，白糖可是紧俏商品，谁家能舍得敞开了蘸豆包吃啊，一般都是就点咸菜或者用酸菜心蘸酱吃豆包，也是比较普遍的吃法。
　　 在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孩子，其中最热衷的游戏之一，就是到自己个家的小仓房摸几个冻豆包揣到口袋里，等到疯跑饿了啃着玩儿。啃冻豆包的大多是为了好玩有趣，解饿也是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冻豆包一啃一个白印儿，有点冰牙还有点甜，尤其是吃到馅儿时，凉哇哇甜丝丝，比夏天吃冰棍儿还过瘾。
　　 四
　　 除了蒸豆包，乡下人过年杀年猪也是一件大事。不过，不是所有人家都杀得起年猪，赶上谁家杀猪了，就是整个屯子的大事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去凑热闹。可不是么，屯子本来就不大，拐弯儿抹角地几乎都挂点亲，杀猪了，还能落下谁家啊，一年到头了，吃点猪肉算个啥啊。一旦有人家杀猪了，基本是头天晚上，就全屯子通知遍：“明儿我家杀猪，吃猪肉去啊。”给主人帮忙的不算了，全屯子每家都出一个代表，小孩子也无所谓了，谁家孩子来了，也不能往外撵啊，但小孩子就是不能上桌，抽冷子叼一口半口的猪肉片子和血肠啥的，那都不算个事儿。其实呢，杀猪请吃猪肉，也是卖猪肉的一个机会，大伙儿来吃了，看猪肉不错，顺便就割几斤拎回去，反正一个屯子住着，价也不会高，给现钱最好，赊着也没事。杀猪的人家，留好自己家过年的肉，其他的几乎都卖出去，换俩钱，好给大人孩子添件新衣服。
　　 说起新衣服，男孩子还不太在乎，女孩子过年能换件新衣服，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娘给妹妹做了一件红色碎花小外罩，妹妹喜欢的不得了，晚上睡觉时也舍不得脱下来。当时，我们屯子有小哥俩，是双胞胎，每年过年哥俩都是穿一样的新衣服，别人几乎分不出来。可是有一年，不知道啥原因，他们父母只给他们买了一双新鞋。这哥俩可就争了起来，谁也不让谁。没办法，经父母协调达成了一个“协议”——哥俩轮换着穿，具体怎么个轮换法，让小哥俩自己商量。虽然说双胞胎，哥哥还是比弟弟多了一个心眼儿，就提出自己白天穿，晚上让弟弟穿。弟弟一听时间是平均分的，挺合理，就答应了。可等真正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合算——晚上穿鞋的时候少啊。为了找回心里平衡，有天弟弟愣是穿着鞋在院里跑了大半宿，进屋了也不脱，实在困的受不了，才脱下来。
　　 过年，家家都图个吉利，豆腐，谐音“兜福”，就成为人们过年必不可少的吃食之一了。每到年根底下，村里的豆腐坊就开始忙起来了，似乎每家都要做一板大豆腐，一半是过年时做菜吃，一半呢，是要冻成冻豆腐，留着正月里炖菜吃。如果谁家过年忙活忘了做一板大豆腐，心里总是没着没落儿的，好像年味里少点啥。记得，那年在九台卡伦红星村住的时候，我家在生产队做的大豆腐做坏了，不太成型，不成型就不成型，咋地也还是豆腐，可大哥往回端的时候，一没留神，摔了一跟斗，一板不太成型大豆腐，“啪嚓”一声全扣到了地上——捡也捡不起来了。而当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队上的豆腐坊也放假了，爹娘急坏了——没有大豆腐，这年还叫年吗？让别人家匀点豆腐，张开这个嘴啊——上别人家匀点“福”，好说不好听啊？这可咋办？一家人正发愁呢，门被推开了，一团白乎乎的热气中，西院的吕大娘端着半板大豆腐进屋了：“听说你家的豆腐没做好，我们家也吃不了这些，端过来半板，过年没豆腐哪行啊。”没等爹娘客气呢，吕大娘撂下豆腐，转身就走了。这边吕大娘刚出门没多大一会儿，东院的王婶也端着半盆冻豆腐进门了……这么说，就在那年腊月二十九的一个上午，我家就迎来了七八拨儿送豆腐的。那一年过年，我的豆腐实在是太多了，都是屯邻送来的，不好退回去或者转送别人——那样就太对不起大家的一片心意了。大家伙儿的豆腐都送到家了，那就吃吧，我记得那一年的过年，我家饭桌上几乎顿顿都有豆腐，好像一直吃到二月二还没吃完。鲜豆腐实在来不及吃，只好冻成冻豆腐，细水长流地慢慢吃。说来奇怪，上顿豆腐下顿豆腐地吃，我们全家对豆腐一直还很亲，竟然没有吃腻，也许是心里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看豆腐，感觉就招人稀罕，或者那时的豆腐也确实真好吃。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我家，凡是屯子里谁家的豆腐没做好，只要人缘不是特别不好的人家，都能收到那么三五份屯邻送来的豆腐。我家之所以能收到那么多份，也不是和屯邻的关系处的多么近、人缘多么好，当时我们家刚从关里老家来到东北仅仅一年，竟然博得了那么屯邻的关爱，主要是源于我父亲的出色的铁匠手艺。那年“文革”刚结束，过怕了穷日子的生产队队长，就开始琢磨搞点副业生产，好让社员们日子稍微宽松一点，而当时的小烘炉就是比较热门的副业之一。东北的铁匠比较少，我父亲就通过师兄弟的介绍，来到了东北的这个小村的小烘炉做掌钳师傅。仅仅一年下来，小烘炉就给生产队带来了惊人的变化——原本一个工分只值两毛五，小烘炉的红火，使得每个工分涨到了一元二毛五，社员们不仅结束了靠吃返销粮过的日子，还破天荒地第一次分红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对小烘炉及我父亲，充满了敬意。听说我家的豆腐做坏了，就都争着给我家送豆腐，说到底，是大家对财富的热切向往和对手艺人的敬重，当然东北人豪爽热情的性格，也促成了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事。
　　
　　 五
　　
　　 吃，是乡下过年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管吃的多么丰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高兴。乐呵，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可不么，过年的那些日子，脾气再暴躁的家长，也要平和几天，哪怕是强忍硬装呢，也不能再过年的时候跟孩子们发脾气，任由孩子疯玩几天。有的家长童心未泯，还要陪着孩子玩儿呢。
　　 家长都陪孩子玩什么呢？
　　 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了。
　　 说到放鞭炮，乡下人放的那简直就是豪气。哪怕是家里钱再紧巴，也得预备几个二踢脚和一挂鞭，别的时候不说吗，最起码年三十半夜煮饺子时，咋地也得听听响、蹦蹦去年一年不好的霉气吧。每年年三十晚上，一到煮饺子的那个时刻，你就听去吧，整个村子鞭炮声此起彼伏，似乎那个时间段，天地间只剩下了鞭炮声这一种声音，人们之间打招呼，不亮开嗓子，绝对听不到说啥。笼罩在在鞭炮声里的村庄，就成了一个在欢乐浪涛地颠簸起伏的轻舟，载着欢乐的人们，飞向新的一年。
　　 似乎是，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声还没落呢，大年初一的鞭炮声就早早地接上了捻儿，有些贪睡的孩子被鞭炮声吵醒后，翻个身还想睡，但又禁不住鞭炮声的诱惑，就在困的迷迷糊糊、冻的嘶嘶哈哈中，勉强钻出被窝，跑出去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