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子烟，烟上天，
　　 大娘骑马二娘牵。
　　 大马拴在梧桐湾，
　　 小马拴在石榴边。
　　 石榴边上一对鹅，
　　 飞去飞来接家婆。
　　 家婆不吃油炒饭，
　　 要吃河中水鸭蛋。
　　
　　 母亲在缝纫社，熬更守夜地给人家打衣服，勉强让外婆、小舅和我，没有饿死。小镇上，娃儿们从小就开始挑水煮饭，到垃圾场刨炭花、竹子林检笋壳作家用燃料。捡狗屎割牛草卖给果园和运输社，换点小钱买盐巴酱油。鼻涕横摔的年龄，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小舅年长我几岁，在我眼里什么都会。钓鱼打鸟一把好手，会做弹弓、竹子水枪、铁环、螺陀等就地取材的玩具。生活在小镇，你才知道“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是多么的正确。外婆一直宠小舅，吃奶就吃到了八岁。溺爱害了小舅，直到成年都没弄懂劳动和温饱的关系。有一年，他在供销社收购站剐蛇，剐一条蛇五分钱，只取皮和胆，收购站不要蛇肉，卖不了钱，一般都用来喂猪。偶尔小舅会拿回家一些蛇肉，为了不让仁慈的外婆发现，我负责把家里的铁鼎锅偷出来，在慈竹林烧一堆火炖煮。据说疡尘落入蛇肉里有毒，家里的厨房被柴烟薰得黑漆漆的，枕梁和房顶上到处都是蛛网和疡尘，只能在户外炖煮蛇肉。蛇肉是什么味道？我已不记得。吃过不少白生生的蛇肉，抓在手中蘸点盐巴，再塞进嘴里，填饱过咕咕乱叫的肠胃。或许后来受到了教育，因为见过小舅生剐活蛇的血腥？长大后，见到蛇就紧张恶心，从来不认为它是一种美食。
　　 外婆在世时，经常骂小舅，用蛇做比喻。么儿呐，你咋个懒得烧蛇吃哦。
　　 遇到赶场天，受小舅和肚子指使，经常混进经营站门口凭票买肉的人群，伺机偷肉。我躲在大人腿脚后面，望着木架子上那些倒挂的猪肉，两眼放光。闻到肉香，清口水止不住的流。卖肉师傅剃个光头，猪皮围裙沾满血糊糊的污迹。他耳朵上夹着一根纸烟，手提亮晃晃的尖刀。验完票收过钱，顺手丢进木匣子，油腻发亮的木匣子盖板咣当一声脆响关闭。手起刀落，只见一道白晃晃的寒光滑过眼前，一块猪肉瞬间就搁在了秤盘上。师傅过秤之际，正是偷肉的机会，手爪对准早就看好的猪体腹腔，扯下小块碎肉或者板油，撒腿就钻出了人群。早就等在慈竹林的小舅，从槐树上跳下来。“整到好多？才这么一点，还不够塞牙缝哦。”“你咋个不去呢？”小舅已经用砖头搭好小灶台，赶紧点燃竹叶笋壳，瞬间就响起了肉块在搪瓷缸子里嗤嗤的声音，并散发出诱人的味道。小舅经常说，娃儿呐，你小，不容易发现。没有办法，我只能当小舅的走狗。小舅蹲在地上，头几乎贴在搪瓷缸子边缘。青色的油烟里，有让饥饿沉醉的味道。“听话，回去拿点盐巴来，我来炒。”我和小舅在竹林里藏着的那个搪瓷缸子，平时用竹叶和瓦片掩藏，专门用来煎炒偷来的肉块。只偷到板油渣时，顺便到庄稼地，摘一把豌豆尖之类的青菜，混在一起炒。油腥之于清汤寡水的肠胃，永远充满幸福的滋味。
　　 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但这样的勾当，并没有维持多久。卖肉的师傅后来提高了警惕，见到我，脸上依然笑眯眯的，只是将寒冷的尖刀举过头顶向我虚晃一下，就把我吓得屁滚尿流。母亲知道后，扯起黄荆条就打，屁股上至今留有它坚韧的痕迹。黄紫棍下出好人，在母亲语录里，是坚不可摧的古训。黄紫树，川南遍地都是，枝叶繁密，叶片碎小，枝梗尖细，黄蜂和蚊虫喜在其间活动。在夏天的原野，很远就能闻到它腥腻的味道。用它抽打身体，钻心的痛疼。
　　 我挨打，小舅罚跪。按说小舅比我大几岁，母亲教训我们时，挨打的该是小舅。每次犯错，受重罚的总是我。我不懂。你外婆死了，小舅比你遭孽。唉，娃儿呐，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点心。说着说着，母亲就落下泪来。一个母亲的胸怀，娃儿们哪里能懂。
　　 时间左岸，这样的童年很寻常。小镇上，我没有见过更好的童年。大家都一样，没有玩具，也没有泡泡糖。贫穷并非苦难，苦难和幸福在比较中成立。我从那里来？外婆说，你是石头旮旯拣的，我就毫不怀疑地信了。人生不停地苦苦追问，在懂得中不断折磨自己。
　　 无从知道，没有看到和没有看清，原来是多么的幸福！
　　 “么儿吆，砍柴烧，砍不到，要挨叨。”一样的童年，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日子。每月凭票供应菜油一斤、猪肉五两、煤油三两……只是，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做家务的时间相对少点。整个童年时期的愿望里，除了填饱肚子，想有一个姐，或者哥，可以帮我分担家务。小舅太懒，靠不住。原本有个哥，大跃进时期被活活饿死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想象力比诗人更诗人，人定胜天的口号漫天叫喊。土里不种粮食，妄想生长钢铁。泥土咋能出生钢铁呢？世间总有不断的荒唐，混淆黑白。到处都是炼铁的炉子，窗格、门板、房梁、瓦檐、桌椅，甚至棺材，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全都想冒充焦炭。小镇没有提前进入衣食无忧的理想社会，倒是荒芜了土地，损毁了大片森林，也饿死了很多人。我哥，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被两个掺合着白山泥的高粱粑，活活噎死在了母亲怀里。同样因为饥饿，姐姐在母亲腹中，先天营养不良，以死亡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见过他们。他们用一种疤痕的方式，深深补丁于母亲肺腑。哥和姐的存在和消失，是母亲缄默的疼痛，直到老人家过世，都没有听她说起。
　　 小时候，伙伴们给我取了一个很长的绰号：“每天一个白鸡蛋”。
　　 上幼儿园第一天，母亲背着我到幼儿园门口，塞给我一个煮鸡蛋。那是我漫长的童年时期，唯一得到的一个白水蛋。么儿，饿了自己吃。鸡蛋还是热的。没曾想我在男女不分的厕所里，把它送给了李么姑。不幸，被黑娃儿看到了，给我取了这个长长的绰号。这个外号，一直伴我走过了小镇的少年。听见同学们叫喊，总是隐隐地觉得，其间充满了很多不懂的暧昧。暧昧在多时，拐弯抹角地隐藏了事实，对于清白，像邪恶一样张三李四。
　　 这个让我浑身不自在的绰号，后面有一个李么姑，以及男女授受不亲的小镇传统。传统是小镇的宪法。母亲常说“口水可以淹死人。”是真的，并非简单形容。我对这个绰号的感觉，就是后背沾满了口水。我看到过很多例子。给我取绰号的黑娃，父亲死得早，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很是艰难。小镇传言，说她为了一斤猪油或半斗大米，跟镇上的不少男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文革中，流言被当成了事实，硬是被打入了“敌富反坏右”的序列，成为批斗对象。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学龄期，大多处于文革。小镇大街小巷的公共卫生，全部由五类份子清扫，名曰“劳动改造。”黑娃儿的母亲就是其中一员，每天拿着岔头扫把扫大街。她总是戴一顶用麦草编织的草帽，冒沿压得很底，见人就低头背身，一生都没有抬起头来。
　　 镇上只有一所幼儿园。先初，母亲没有让我上，家里穷，舍不得每个月两块钱的学费。伙伴们都在那里上学，每天回家时，手里还捏着一颗红苕糖。李么姑放学就找我，拿着水果糖向我显摆。逗得我嗓子发痒，口水滴垛。其实，李么姑在逗我，一旦我坚决地转身离开，她就会跑上来，抓紧我的衣袖说，来嘛，你先咬一口。然后，她公主般地站在一边，两眼睁得像桐子一样大。“剩半块给我哦。”用红薯削皮煮熟熬制的褐色糖块，有别于白色的生麻糖，做成有糖纸包裹的水果糖式样，于我就像猫闻到了鱼腥。我们那时拍纸烟盒，也拍糖纸，那种透明的水果糖纸，如同中华、牡丹烟盒样稀奇。
　　 我想上幼儿园，动机很单纯，无非就为一天一颗红苕糖。经常哭闹，母亲不松口。有一天和母亲泼皮耍赖，满地打滚地哭着要上学。原本想哭闹一下就算了，没曾想在地上翻滚过程中，想起色泽光亮的水果糖，就真的伤心起来。都是孩子，为啥我每天就没有一颗糖果？母亲狠下心，没几天就给我报了名。
　　 李么姑住在我家隔壁，比我大半岁，透过竹串架墙壁的缝隙就能说话。我把人生里得到的第一个白鸡蛋，毫不犹豫地送给了李么姑。原因不明，可能和小镇古老的传统有关。我们的母亲都在缝纫社工作，从小就在一起过家家捉迷藏，兄弟姐妹般亲热。
　　 家里经常都有缺盐少油的时候。母亲说，娃儿呐，你到李么姑家借一调羹。李么姑双手捧着盐巴罐，舀嘛，多舀点。还菜油的时候，调羹下面垫着一个小碟，即便漏出一滴，也在碟子里，不会浪费。李么姑接过碟子调羹，总要故意溢出一些剩在碟子里。我家人多，供应票也多点，给你剩点回去吃油油饭。一调羹盐巴或者菜油，浓意着多少纯朴和恩情？给李么姑一个白鸡蛋，既是一种回报，也算一种讨好，就像后来在书上读到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借有还，也是小镇钉子样坚定的传统，借了邻家一根棉线，也必须记得还。而借针借盐的日子，一直在童年的小镇继续。
　　 “要好看，素打扮。要好吃，油油饭。”我儿时念叨的童谣中，大多和粮食有关。“折耳根茅草根，我是外婆的好外孙；外婆请我吃煮花生。我不吃，外婆吃……”那些伴随我成长的童谣，既是对生活现实的咏叹，也是对粮食和温饱的愿望。
　　 现在想来，每天一个白鸡蛋，就像儿时清唱的童谣，不存在我当年感受的憋屈，那只是小镇娃儿们，张望童年的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