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了，莫言本人惊诧，全国人民为之振奋。莫言成了中华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人，开了先河，为国为国人争了光。本人在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也感兴奋，可当我进一步查看获奖作品《蛙》的故事梗概介绍时，立刻兴奋感全消，顿时心蒙阴霾。再看到莫言在获奖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答问，更是不敢恭维了。
　　 《蛙》的故事梗概是一个乡村女医生，一生中接生了一万多个新生儿，坠胎2800个，到了晚年，她心生愧疚，产生犯罪感。她丈夫是捏泥人的，于是她就捏了2800个小泥人，把三面墙上掏成龛洞，将那2800个小泥人供在龛洞里，天天烧香祷告，为自己赎罪。
　　 一个作家，要有一个优于常人思维的头脑，能正确的分析看待事物。
　　 一篇作品的好坏优劣首先要看立意。立意就是作者通过故事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思想，进而想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来看《蛙》的立意，通过故事梗概的介绍，不难看出，就是通过一个女乡医坠胎2800个后晚年的忏悔、赎罪，来影射抨击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谴责为了计划生育而坠胎的“犯罪”行为。这个立意正确吗？站得住脚吗？经得住分析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评判一下这个立意。
　　 建国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虽然经过国家努力的建设，面貌一新，但是人们的生活仍处在较困难的水平。十年文革使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三年自然灾害更是让国家和人们艰难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当国家看到过快的人口增长不能适应当时低下的生产能力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造成的巨大压力时，在七十年代，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实行的是晚、稀、少的政策。八十年代实行城市一孩化，农村俩孩化。开始正式将计划生育政策列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
　　 从七十年代开始，盛行于八十年代后的三十年间的计划生育无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国家的强盛，人民生活的富裕除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还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功劳。七十年代以前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至七八个孩子，人们不能温饱，孩子们受教育的水平低下。要是现在仍是那种生育状况，国家的人均GDP会减少多少倍？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会降低多少倍？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还能像现在这样富强和富裕吗？所以说，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当时迫不得已的明智之举，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坠胎，是权衡利弊取其轻的选择，是符合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试想，如果不加限制的都让生下来，可能就会与已存在的人一起挨饿受冻，可能会一起饿死冻死，孰轻孰重，还掂量不出吗？至于西方国家一向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谴责我国过去的坠胎，是无视各国不同的国情，带有政治攻击性质的偏见。
　　 《蛙》中女乡医对坠胎的忏悔，赎罪思想和行为，无疑表达了整个作品的中心思想：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忏悔，在其政策下的坠胎行为是“犯罪”是对生灵的涂炭。拿西方的话说，就是侵害了人权。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攻击，是带有多么浓厚的政治偏见色彩。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坠胎，实在是迫于无奈。按西方的人权政策，既已形成了胎，就要生下来，否则就是侵害了人权。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育权也是一种责任，为了人类繁衍生存发展而应该担当的责任，如果计划生育是侵害人权，那么，西方国家那么多不愿意生育的人是不是构成了失责？甚至是反人类？其实，人的生育现象，是人类繁衍生存，延续发展的必须，但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必须要与物质生产能力、环境资源互相适应，在这适应中也应该有制约，否则，人类就不能很好的达到延续发展的目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人口哲学道理。
　　 综上所述，所以，得出结论：《蛙》的立意是影射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是影射谴责过去的坠胎行为的，且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说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我们要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来分析，来评判，最后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可《蛙》的作者，却做不到这一点，不顾历史背景下的事实，写出影射谴责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益的历史功绩的《蛙》，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不明道理，不辨是非，二、就是有意影射攻击。至于为什么，只有作者心里明白。
　　 再来看看莫大作家获得了诺奖后，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言论：文学大于政治。这真是奇闻。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什么人这么说过，小到百姓，大到名人伟人专家学者，从来还没有如此的论断。看来莫大作家真是让诺奖冲昏了头脑。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如何？我想这些问题是会有很多的认识和争议，但是有一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绝对不会是文学大于政治。这恐怕是连普通老百姓都能认知的问题。至于是什么关系，我想至少文学离不开政治的影响，有时，而是文学受政治的压制，怎么会文学大于政治？真是笑谈。有些人在个人的主观意愿上也可能想实现一种纯文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做到文学大于政治的实践。尤其是在中国的历史中，有过焚书坑儒，有过不少文字狱的史实。你看到过那个历史是文学把政治压倒？就是在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文学也不是完全脱离政治的，文学的自由性大一些，不等于没有政治。这一点尤其在西方的历史中比中国体现得毫不逊色。这也就说明，文学与政治是不可能完全隔裂的，文学不可能超越政治，文学在政治面前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更不要说文学大于政治。其实，莫大作家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白自己的人和作品不受政治的影响，没说明的潜意思其实是不受政府和执政党的影响。但事实是，口口声声说我的作品是文学性的人性化的莫大作家，也不知是有意无意的写出了带有很大政治偏见的作品《蛙》，且被那些带有人权偏见的西方评委而珍爱。至于这么说，因为不排除正是《蛙》迎合了西方那几个评委对中国人权的偏见，故此，才使诺奖让世人（包括莫言自己）大感意外的落到了从来让文学诺奖冷落的中国，落到了《蛙》身上。文学不可能大于政治，脱离政治的纯文学也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此不想多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学术上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不管分歧有多大，我相信，没有人会说“文学大于政治”因为这几近于笑话。由此不难看出一个作家的思维和品质。
　　 而对于一个文学奖项，我们大可不必奉若神明。试想，面对着浩若烟海的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面对着全世界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就那么几个诺奖评委，能评审得过来吗？就算能评审的过来，那些评委不管身份地位有多高、学识有多深，他也是个人，也少不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评判观点，这就避免不了偏见，这些就是莫大作家也不得不承认。只不过是那丰厚的奖金让世界瞩目，让那些有希望的作家垂涎罢了，世人也会为此而特别关注。事先声明，此观点不包括那些其它的诺奖，如：物理奖、医学奖等奖项，因为那些奖有切实的成果可以考证，可以评判出是否对那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文学奖只能任那几个评委的喜好来定。而要从对文学做出杰出贡献这个角度来论，我国的各大文学网站倒是可以竞争一下。请看，文学网站真正将文学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网站通过广泛而便捷的网络传播途径，使千百万的寻常百姓成为了作者，网络上的读者群也难以计数，真正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普及，阅读普及，这是多么大的成果，这是多么大的贡献！这些成果，这种贡献，远不是哪个诺奖获得者个人所能比拟的，任何个人与这个成果和贡献相比都会显得渺小。据此，我看我们的“烟雨红尘”完全有资格竞争任何文学奖项。
　　 综上所述，所以说：藐视莫言的诺奖。